中国现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压力与机遇

国学热：中国现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压力与机遇

◎陈国恩

陈国恩，1956年5月生，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鲁迅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及高校学报上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著作5部，主编《中国现代话剧名作导读》，合作主编《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3种、《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2集和《博士原创学术论丛》2辑。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个、省社科基金项目2个和“211”工程项目1个，目前正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和三期“211”项目2项。先后8次获得省市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今天回到我的故乡与同学们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我的演讲题目是国学热背景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目前国学方兴未艾，正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重大影响。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问，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它最早由章太炎提出，反映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自己的学术要寻找出路。但在中国现代社会相当长的时期里，国学的处境是艰难的。一波接着一波的革命，针对的都是中国固有的制度和文化传统。引进的西学从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各种自由主义思想，要发挥其影响，首先必须清除中国固有学术的障碍，所以常常可以看到现代思想史上一场又一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保守的新儒学的批判。国学实际上一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学现在突然火了起来。先是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证明了儒学具有现代的价值。杜维明、林毓生这些海外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成了学界明星，几乎被人遗忘的熊十力、梁漱溟也被发掘出来，成为新儒学所推崇的偶像。到世纪之交，这一股国学热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昨天还在大谈德鲁克、波特和科特勒的中国企业家，已经转奉孔孟、老庄、孙子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学校，瞄准商界高管、政府部门高官的国学培训班如同十几年前的MBA招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易中天、于丹在央视开讲《三国》和《论语》，成了媒体红人。国学本来是作为批判性吸收的对象一下子成了一门显学，这种陡然转折的情形是20世纪80年代和80年代以前不敢想象的。

我认为国学热的兴起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的背后其实是后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一种变化。在革命的年代，无论是社会政治革命，还是思想文化革命，占主导地位的都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文化思潮，在意识形态上推崇革命的价值观，提倡造反有理，强调反叛精神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这样的革命时代，国学就倒了楣。可是当这种激进的革命运动过去以后，时代的主题变成了发展经济，追求社会平稳的发展，革命的激情让位给理性的改革。理性改革不同于激进革命最根本的地方，是它用对话和妥协来调整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用极端的方法彻底打破原来的体制，所以它对革命的原则进行了改写，用一种较为抽象的符合全体民众利益的原则代替了原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它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保守主义的思潮正是钻了革命原则淡出的空子。在这种倾向于保守的时代氛围中，传统文化得到重新评价。人们发现传统文化原来并非像激进革命时代所认为的那样需要批判和扬弃的糟粕多，可以吸收利用的精华少，而是正好相反，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许多值得现代社会好好利用的思想和经验，它与现代社会并不构成根本的对立，反而可以相互协调，补救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过分实用主义的不足。国学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逐渐兴盛起来的。

当然，国学热的兴起还与全球化的背景有关。全球化在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同时，并没有使民族国家和地域文化的疆界消失，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加强的趋势。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全球化带来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和混乱。他认为今后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中，民族身份成了抵制不合理全球化秩序的重要力量，中华文化就成了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中增加民族自信心、主动参与全球化秩序建构的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国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承担者和精神主体，顺理成章地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获得了大力发扬光大的历史机遇。

弄清楚国学热的背景，就可以明白它的兴起构成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巨大压力。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虽然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的，但它之所以能够成立，其实是以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为基础的，而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却是采取了革命的形式，即五四文学革命通过一场文学加语言的革命，创建了一种反封建的内容和白话的形式相结合的新文学，从整体上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改造，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这就表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合法性是五四文学革命所赋予的，它与反传统的文学革命是一种直接的血缘关系。此后新文学的发展，依然秉持了革命的精神，从五四文学革命到20年代末通过“革命文学”论争形成了左翼文学，再发展到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解放区文学，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始终充满革命的理想和激情。即使是那些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作家，其实也没有背离“革命”的精神。他们以现代白话语言和现代性的艺术形式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表现出对现代人性的关注和思考，充满了现代的意识，这是与文学革命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文学与“革命”的这种血缘联系，决定了它在后革命时代，会遭遇重大的危机。在后革命时代，革命的意义虽然没有中断，但对革命的阐释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革命意义的表达更多地采取了能被这一时期民众更容易接受的形式，如在革命的话语里添加人性的元素以强调革命的发生和推进从根本上说是符合人性的内在要求的，又如对革命历史的评价用“时代潮流”和“民族精神”的标准取代阶级正义的标准，使革命的意义在当下能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但经过这样的阐释，原初与传统完全对立意义上的“革命”已经变成与传统达成了妥协甚至和解的“革命”，其内涵和基本的精神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学热借助于后革命时代革命意义的这种削弱而兴起，也就意味着一直依赖于革命正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学科的独立性便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危机已经逐渐表现出来了。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大学的教学时数被普遍地压缩，压缩的规模大致占原来最高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教学计划因而被迫调整，一些教学内容只得取消，或者改在选修课中来弥补。重要的是压缩课时的理由，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现代文学不能与古代文学比。现代30年，加上当代文学至今5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总共八十余年，在时间长度上难以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千多年相比，而这八十余年的创作成果在成熟程度和艺术的精致度上也被认为难以与中国古代文学所创造的辉煌相提并论。这个理由表面看起来有些道理，可是它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处的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立时，是承担了意识形态使命的，它要从文学史方面证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顺应了历史规律的一个发展，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合乎历史逻辑的一个结果。现代文学的开端被设定在五四文学革命，意味着它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五四文学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被视为新文学朝着无产阶级方向迈进的一大步，再从左翼文学到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文学，始终是沿着为人民的方向和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的。在新文学的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观念、不同意见的碰撞和交锋，被表述为具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经过这样的处理，一部新文学史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组成部分，承担着进行意识形态引导的重任，它的地位自然是中国古代文学所不能比拟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改变了述史的规则，转而按照启蒙主义的观点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通过重新解释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创作实践及其意义来为新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制造舆论，这同样是让现代文学史承担了文学以外的使命，拥有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力，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

可是到了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遇到麻烦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史按照不同的观念反复地改写，其意义已经变得相当含混。人们会问，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然不能成为革命史的附庸，也不能成为思想启蒙史的翻版，那应该是一部什么样的史呢?按照审美的原则来写文学史，至今没有成功的例子。现在市面上有难以计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版本，表面上看是学术繁荣，事实上却掩盖着思想和观念的混乱。反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明显地削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理力量。另一方面，当今受到迅猛发展的信息科技推动和风起云涌的世俗化潮流的挤压，文学的书写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地位开始急剧下降。许多纯文学杂志收摊，一些作家纷纷转向通俗文学，说明读者的兴趣已经转移，他们可以去翻翻时装杂志，看看足球评论，上网浏览各种花边新闻，对包含着深刻思想和沉重痛苦的大部头严肃文学作品却敬而远之。既如此，这些与大众的趣味隔了一层的严肃作品到底应该按照什么观念和原则来述史又要什么意义呢，对鲁迅如何阐释又关世俗民众什么干系呢?一句话，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书写，已经只是专业学者的一项工作，而与一般的民众无涉了。

一旦转变为一门纯粹的学术，抹平了与古代文学根本性的思想差异，只从审美方面而论，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的分量确是难以与古代文学相比的。后者拥有太多的辉煌的名字，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形见绌的。本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因为其现代的性质以及与现代人的思想状态的紧密联系而拥有古代文学所没有的优势的，现在却只从娱乐消遣的方面来评说文学，它的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古代文学的许多优秀之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消费要求。不仅如此，在当今消费主义流行的时代，国学可以充当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角色，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却只能干着急，显得束手无策。其地位的此降彼升，一目了然。

在后革命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受到的压力还远不止这些。比如，我们改变了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评价，改变了对一些保守主义文学思潮的评价，结果像王富仁先生所说的，我们陷入了困境：“我们常常是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类似原罪感的心情!以退缩的方式应付这些挑战，甚至我们自己就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对党’的立场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在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上，我们愈来愈感到晚清文学的成就是令人惊喜的，越来越感到依照晚清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中国文学就会走向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激进的姿态原本是不应该有的，这造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断裂。鲁迅对晚清‘谴责小说’的评价是不公正的，茅盾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评也是过于武断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反对者林纾之间，我们对林纾抱有更多的同情，而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对林纾的批判是过激的；似乎《荆生》和《妖梦》的作者更加具有中国传统的宽容精神，而陈独秀等人对林纾的反驳则有悖于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庸之道；在‘学衡派’与胡适等提倡白话文革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间，我们感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倒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则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所有这些，都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或者是不应该由这样一些人发起的，或者由这些人发起而不应当发表这样一些激进的言论的。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实际已经陷入了一个文化的陷阱：表面看来，我们是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我们是在‘否定’中国现代文学。”^[1]

为了减轻国学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压力，王富仁先生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他的本意是想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装入新国学的篮子里，享受与中国古代文学平等的地位。可是他的这种策略再怎么看也难以让人高兴起来。与其说这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找到了一条出路，不如说它本身就表明现当代文学学科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设置一个“新国学”的概念，把现代文学装进去，把古代文学也装进去，表面看来平等了，可实质上却是放逐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精神，抹平了与古代文学的本质差异，把不妥协的反抗精神调整为与古代文学和解、妥协了，这能不损害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基础吗?装到“新国学”的概念里，不是实现与古代文学平等的问题，而是现代文学被古代文学同化和接受的问题，是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及元明清文学之后的再增加一个现代文学的名目。因为“新国学”虽然加了一个“新”字，以示与传统的“国学”的区别，但再怎么区别，它毕竟还是一种国学，它的指向是“国学”这个概念所统率的关于古代学问的方向，而现代文学却是由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的一种新文学，它的内涵和意义要以一种与古代文学相当不同的方式来体现，它应该有一个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评价标准，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如果模糊了它的这种新特质，它就很难抵御来自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压力，最终难免被同化和接受的命运。王富仁先生是参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杰出代表，像他这样一个高举启蒙主义旗帜的学者现在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要在“新国学”的框架里寻找与中国古代文学平等的地位，这似乎正好说明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后革命时代已经被边缘化了的历史命运。他们的研究工作已经转入比较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了，其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力度难以与80年代的黄金时期相比。

笔者非常赞赏王富仁先生的忧患意识，非常钦佩他坚定不移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独立地位的坚持，但是不赞同他的策略，即不认为提出“新国学”的概念就可以实现他所追求的目标。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应该通过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突出其作为历史原点的意义来保证，应该通过强化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与艺术观念的差异性来保证。一句话，从战略上强化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异质性，突出五四文学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而不是策略性地淡化乃至抹平它与古代文学的差异，模糊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我认为，坚持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一个历史原点的意义，以它为标志来区别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从事实层面上说，还是从学理层面上说，都是站得住脚的，丝毫用不着心里发虚。因为新文学是在这个原点上诞生的，受到了这个原点所确立的新规则的规约，从而使它虽然与古典文学的传统保持着内在的联系，但它不是按照古典文学的规则、而是按照在这个历史原点上所确立的新规则进行产生、流通与消费的，所以是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即使是现在的后革命时代，人们可以反思革命及其历史，但没有任何理由改变甚至取消革命的历史事实。五四文学革命造成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转折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的标志性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不过，国学热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压力，也促使后者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从而对研究的方向和重点进行了调整，或者是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开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这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机遇。

加强与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点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学热使研究者清醒过来，改变了以前片面关注现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做法，开始关注现当代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关注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联系，于是发现在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其实深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发现五四新文学的不少要素也已经在晚清文学中出现，如现代性的因素，包括观念的和形式的，在晚清文学中就已经存在了，这说明五四文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来历的。这一发现，代表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和视点的深入。但问题是这种拓展和深入要有一个基本限度，即不能因为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而模糊了五四文学革命的革命意义，不能因为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在时间上的承续关系而把现代文学的上限推向晚清文学，否则就超过了“度”，扭曲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性质，也扭曲了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关系的性质。

一个民族的文化史本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它总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要证明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联系是可以做到的，要证明五四文学与晚清不同更容易做到，因为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了。因而问题是你要证明什么?如果说通过证明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相通来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晚清，还不如证明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总体上的质的差异来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原点地位。因为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联系是隐性的，是通过传统自身的延续性得以实现的，是通过作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得以保证并体现出来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则是文学革命先驱自觉追求的结果。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态度还比较温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把新文学与旧文学完全对立起来，周作人干脆把新旧文学的对立称为活文学与死文学的对立，这种自觉的激进态度显然更能代表五四文学革命的实质。

在反思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的研究中，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问影响很大。但是强调晚清对“五四”的意义，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对一种客观事实的重新认定，它不应成为对事实的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的遮蔽，这就是五四文学革命对传统的彻底批判。历史的真相是，新文学并没有按照晚清文学的路子发展下去，而是沿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方向走上了与现代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创作道路。这种相关性并不一定只是现实主义，相反，还有许多浪漫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创作成果，但无论是哪种“主义”，此后的文学与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紧紧相连却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本身的得失也许有可以讨论之处，但它至少说明，五四文学革命所确立的原则成了此后文学发展所遵循的规范。新保守主义者指责五四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的传统变得狭窄了，可是不应该忽视，这种所谓的“窄化”正是新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它表明新文学的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新文学的与社会民生问题的密切联系，它确立的是一种现代化的文学观念，也就是周作人代拟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宣称的把文学当做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认为文学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此后又有发展，被注入了时代性的内容，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前后一致的，即重视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联系，把文学看成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重视文学的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精神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消费和娱乐的功能。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对软性文学的批判和此后文学沿着五四文学的方向重视文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说明软性文学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中，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五四文学的传统。

当然，娱乐性的消费主义文学传统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后，到20世纪末又浮出历史地表。然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只是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新的文学消费的欲望，但它也只是作为一种消费方式而存在，没有也不可能遮蔽另外的文学消费方式。因而，与其说它是对晚清文学传统的承续，还不如说它是直接产生于现实的土壤中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文学的源头，与其找到晚清，还不如找到五四。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它的欲望化叙事，与晚清文学相隔太远。只要看一看现在的美女小说，其描写的大胆与赤裸，晚清文学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其内在的女权主义思想只有到女权主义思潮盛行以后才会有，对于晚清作家来说，那是他们做梦也难以想象的。

总之，我们可以重视晚清文学的价值，把它视为从古典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一个过渡阶段，但这不能成为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原点的地位，甚至把晚清文学看做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的理由。晚清文学再怎么新，也是新旧混杂的，五四文学再怎么与古典的传统有紧密的联系，也是一种划时代的文学。说得更尖锐点，晚清文学的创新意义本身缺少可以值得称道的独立价值，它的价值要通过五四新文学的成就才能得到体现，因为它的许多创新要到五四新文学才能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五四新文学把晚清文学的许多创新消化吸收，在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原则基础上加以再创造，从而产生了比较成熟的新风格，使始自晚清文学的种种思想和艺术的探索结出了可喜的成果。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要把王德威先生的名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做点改动，改写成：“没有五四，何需晚清?”这意思是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果从时间性的延续来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从晚清发展到五四，这无需强调；但若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在当前批评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进姿态、淡化其历史原点地位的倾向已经显现的时候，还不如强调“没有五四，何需晚清”更有意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强调的是一个历史发展延续性的事实，它本身不可能把新文学的历史原点从五四改写为晚清。“没有五四，何需晚清”，也不是不需要晚清，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你哪怕不需要，它也是存在的。这里仅仅是强调，晚清文学的意义要通过五四时期更为成熟的创新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如果没有五四文学革命所造成的文学传统的革新，如果没有五四文学在新的思想和艺术基础上融合中西、大胆创新所取得的成果，如果没有五四文学的新传统对后来的重大影响，晚清文学探索本身的意义是否能得到确认还是一个问题。大量的晚清作品对当下的读者事实上没有什么吸引力，就可以看做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国学热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互动的积极成果，当然并不仅仅体现在加强了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以及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它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现当代文学，丰富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内容，拓展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比如用编年体的形式编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用版本考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编年史和版本考证，都是国学所擅长的方法，在国学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现在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照样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只要大家上网浏览一下，就可发现这方面的不少例子。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这个话题我不再展开了。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2007年12月7日在宁波大学文学院所作的学术报告)

【注释】

[1]王富仁：《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