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适说起

关于文化，已经讨论得太多，似乎也无探究的必要，但由于就此文来说，文化乃最关键之词语，须再加赘述，算作文章的起势。

“文化”一词，在近代才受到关注，也是在近代才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胡适在《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诸文中多次谈及文化。他说：“我曾指出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决不能说是‘太丰富了’的。我们的文化，比起欧洲一系的文化来，我们所有的，人家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又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1]从胡适的演讲中，很明显地感觉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感慨，以及对欧洲文化的艳羡。但是请注意，他同时也道出了文化的基本界定。

第一，文化具有民族性，或者具有地域性，犹如欧洲与中国文化之不同。

第二，文化是固有的。中国文化有固有的，如骈文小脚之类，当然胡适于此还有更详细的罗列，如“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等十一项。^[2]胡适一定是在批评。

第三，文化指向文物制度。文物制度，类似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讲的典章经制，但是又远不能概括。似乎还应包括历史演进中沉淀下来的实实在在的内容。

说文化，为何要从胡适说起？这可是大有深意，用王汎森的话说是“重访”，“近代世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进化思维，认为这个时代就是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最高的阶段，所以很容易将现状‘本质化’，隐然认为现状便是该事物的本质性内容，忽略了它们可能只是近几十年或几百年来形成的，并不是‘本质’……但是如果重访之前的思想传统，便能得到不一样的视野，提供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新可能性”^[3]。所以，胡适对于文化的解说具有典型的意义。

近代社会，中国传统的学术经历了巨大的冲击，不得不加以改变，所以章太炎在《留学的目的与方法》中有论：“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4]而对于“文化”一词的关注以及对于文化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对于文化概念的解释，虽然提及了“文化”一词在中国固有的文字系统中早已有之，但却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尤其在阐释广义与狭义的区别时，特别谈到了梁启超与爱德华·泰勒的解释，也为一证。也许将“文化”重置于近代这样的环境下进行辨析讨论，才显得更有意义，正如甘阳所言：“百余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始终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地进行着：中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学校科举之争、文言白话之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争……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艰难。”^[5]

谈论文化，须观照当今，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