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与压力

2.1.3　中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机遇与压力

1.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利用外资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产业结构须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结构均衡，使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效应是受到东道国自身条件制约的，东道国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条件，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本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也影响引进外资的产业分布，进而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在本国的产业结构效应。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国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效应产生的影响还表现在市场规模的作用上。东道国市场规模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的容量，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重要区位变量。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则该国的需求空间越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强，提供的市场空间也越大。

从经济规模上看，2010年我国GDP已跃升至397983亿元，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于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为29524元(合4361美元)，早已超过3000美元，正在进入工业稳定发展时期。中国的市场规模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人口数量上看，国际上通常认为200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就可以称为大国，在这里进行投资，企业容易实现规模经营目标。中国人口数据表明: 2010年年末中国人口高达13.41亿，全国31个省市中超过2000万人的有22个，即相当于22个大国;从收入看，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比2005年增长82.1%，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比2005年增长81.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9%。从消费支出看，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471元，比2005年增长了69.6%，年均增长11.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382元，比2005年增长71.5%，年均增长11.4%。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形成了对外资的巨大吸引力，也为中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条件。

2.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为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机遇

迄今为止，已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从资源密集度来看，产业转移已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附加值来看，由低附加值发展到高附加值产业;从产业看，逐渐从制造业发展到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高端化，为发展中东道国通过利用外资承接产业转移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机遇。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服务业外包成为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跨国公司将非核心的服务环节，如后勤、财务、寻呼中心、研究开发、软件设计、经营管理、金融财务分析、办公支持、售后服务等，外化为一个投资项目或专业服务公司后再外包出去。除了传统服务行业中的金融服务业、贸易业等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以外，顺应国际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趋势，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成为新热点。从流量看，现在每年服务业投资约占全球FDI的2/3左右。2010年全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274.0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198.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7.0%和43.1%;其中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98.3亿美元，合同执行金额144.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4.3%和43.1%。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3756家，新增从业人员78.1万人，其中新增大学毕业生就业48.6万人，占新增从业人员的62.2%。

第二，高技术产业链中高价值环节的转移力度加大。随着研发本地化的加速，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加快，打破了传统的产品周期理论，即高技术产业只有到成熟阶段、失去竞争优势时才向低成本国家转移。20世纪末以来，跨国公司纷纷在其他国家建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资源直接为其全球战略服务。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基地。⁽¹⁾据商务部的不完全统计，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各类研发中心已超过1200家。截至2009年年底，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独立法人形式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共465家，投资总额128亿美元，注册资本7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外商投资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电子通信、生物医药、交通化工、软件设计等行业。

第三，跨国公司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在全球范围投资，进行跨国、跨地区、跨行业的生产和经营，推动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担者，控制着50%以上的国际贸易额，90%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80%以上的新技术、新工艺、专有权和70%的国际技术转让。吸引跨国公司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

第四，国际产业转移方式多样化。国际产业转移突破了原来单一的直接投资和单一的股权安排，逐步形成了独资、合资、并购和非股权安排等多种方式并举的格局，特别是并购日益成为国际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金融危机后，作为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模式的跨境并购锐减，成为发达国家FDI流量萎缩的主要原因。2010年以来，发达国家间的跨境并购开始回升。2010年全球1.12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比例达到70.0%。绿地投资则因其规划和周期较长，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表现较为平稳。尽管在2010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的比例只有3.0%，但并购将会成为今后中国吸收外资的发展趋势。

第五，产业链整体转移的新趋势。随着转移层次的不断高端化，跨国公司发挥其社会化协作程度高、横向联系广的优势，主动引导和带动相关行业的投资，鼓励为其配套的生产服务企业和供应商一起到东道国投资，在当地发展配套产业并建立关联产业群，实现零部件生产供应的本地化，从而将产业链整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将有利于内资企业与跨国公司产生产业关联效应，从而有利于技术的溢出。

3.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迫使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升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宽松的投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低廉的生产成本对国际资本产生的强大吸引力。然而，中国的生产成本价格已经出现全面上涨的趋势，对中国的利用外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

中国启动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大，从2006年开始人民币进入加速升值区间，截止到2010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约25%。在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持续高涨的条件下，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币种的升值压力也很大。人民币大幅升值，出口产品价格自然上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出口价格上升还会造成其他非出口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和价格。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利润率下降，一些外资企业特别是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的外向型投资企业受到影响，可能会撤离中国市场，或选择国内其他低成本区域投资，以降低成本上升压力。

人民币升值会使进口成本下降，理论上进口产品价格可以降低。但是，由于中国进口需求规模扩大，进口依存度高，是许多产品(如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较高的外国出口商，利用中国进口扩大的机会不断提高价格。同时，国内产业集中度低，企业之间缺乏有效合作，自相竞争，导致人民币升值条件下，大宗产品进口价格不跌反涨。而进口投资品(包括矿产品、石油、机械设备、技术、化肥、大豆等)价格上涨，又会增加下游工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此外，人民币升值还会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重新评估，资产价格上涨。这些会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盈利水平，对其投资产生影响。

(2)劳动力成本上升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外贸出口开始恢复性增长，东部沿海地区继2004年以后再现民工荒。而实际上2009年以来，我国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纷纷上调工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20%，且上调幅度远高于CPI上涨幅度，农民工实际收入水平上升，却依然出现民工荒。虽然现在就得出我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似乎为时尚早，此次民工荒和涨薪潮并存的现象既与政府为应对危机的刺激性投资政策在中西部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就业有关，也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长期趋势相关。

2010年制造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0700元，是2000年平均工资的3.5倍，十年间基本上是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既想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又要劳动力价格长期不变是不现实的，永久保持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也是不可能的，未来我国劳动力价格的长期走势应该是向上的。在工资增长的同时，中国劳动保障机制也在逐步完善。2008年1月1日，旨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员工福利、明确合同期限的新劳动法正式实施。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外资企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的加工贸易行业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劳动力成本增加后使得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失去成本优势，可能促使企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3)土地成本上涨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已减少到1.4亩，城市化率已超过47%，是30年来城市化率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城市化的发展和进步无疑要占用大量的土地甚至是耕地。针对我国土地严重短缺的现状，我国建立了相当严厉的土地管理政策和管理措施。国家新的土地调控政策实施后，征地补偿安置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大幅提高。国家还统一制定颁布了各地工业用地最低价格标准，再加上我国经济增长快速，房地产项目与工业园区对建设用地强烈需求的拉动作用，土地市场供求关系日趋紧张，价格不断攀升。2010年全国主要城市综合地价水平持续上涨为2882元/平方米，同比增长8.62%，东部地区各用途地价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值，综合地价高达5735元/平方米。同时，国家对外资土地优惠政策也进行了调整。自2007年1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被确定为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人，开始缴纳土地使用税。土地成本的上升必将对外资企业投资特别是新建投资产生影响。

(4)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

作为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生产加工能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矿产品、水资源等的需求越来越多，石油、矿石等能源和原材料的增产又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难以充分、及时地满足需求，资源压力日益凸显。从长期趋势看，资源类产品价格可能会持续上涨，并且由于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到下游的加工制造业领域，制造业成本也出现上涨的趋势。2008年中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比2002年增长54.61%，燃料、动力类上涨58.13%，黑色金属材料类上涨44.69%，有色金属材料类上涨110.45%。在2009年略有下降之后，2010年中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又同比上涨9.6%。

成本上升可能会阻碍一部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要素成本优势的成本驱动型外资的流入。而作为劳动力大国的中国放弃制造业外商投资是不可行的，我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仍需要吸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除优化投资环境，努力弥补由于成本上升带来的劣势外，由于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东部地区在要素价格上升推动下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明显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