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机遇

四、创新与机遇

随着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动，机遇的问题日益突出，以致成为研究社会发展和创新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就是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正是通过机遇的发现和利用，寻找到创新的可能和契机，从而实现新的突破与发展。

对于机遇，过去的社会历史理论很少予以研究，实际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机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它是和社会发展规律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规律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它是在不断的波动中实现的，正是这种不断的波动，可能在特定时候、特定条件下会给某一国家、民族的发展造成机遇。另一方面，规律作为内在的必然性又总是同各种偶然性相伴而生的，并以偶然性开辟道路的，所以，偶然性也为机遇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与可能。此外，规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总是要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改变过程中，也可能为某一国家、民族提供适合于自己发展的机遇。所以，机遇并不是外在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现象。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论作为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有机统一，事实上就内含着对机遇问题的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有其必然性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的必然性总是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其最早进行哲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观点，阐述了偶然性和机遇的思想，并将其作为研究历史发展的重要方法。直到晚年的研究，马克思也没有离开对机遇问题的关注。在研究俄国公社的发展问题时，特别重视机遇的作用，明确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7]这里所用的“机会”一词的德文即“Chance”，也就是机遇。在马克思看来，像俄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如果利用“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实际上是对机遇的利用与社会超常发展关系问题的理解和说明。这种历史辩证法本来是对历史发展的合理阐释，但在马克思之后，这一辩证法被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以及其他理论家所歪曲、阉割。如布哈林就曾经指出：“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严格说来是没有任何偶然性的。”^[8]这样的机械决定论观点长期以来流传甚广，以致偶然性的问题在历史研究中无足轻重，社会发展也基本上成了与偶然性没有多大关系的“必然”过程。因此，重视对历史机遇的研究，这是深化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

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机遇的出现就产生于发展的非均衡性之中。正是发展的不平衡，才给某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在整个经济发展史上，还找不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和地区曾经经历了相似的、平衡的、分布均匀的这样增长的特例，也找不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和地区曾经经历了分布均匀的持续增长这样的特例。”^[9]他认为，旧的发展观本质上是把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看作是均质的、平衡的，那些顽固地企图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均质化、并打算用简单的或复杂的数学公式控制其发展的人们，已经一败涂地了，这主要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异质的。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不是均质的，而且也不存在正在趋于均质的迹象；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结果的不平衡，即振兴的不平衡。佩鲁认为，把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看作是均质的、平衡的，这是拉格郎日、托普拉斯力学所形成的机械论世界观的反映；而把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看作是异质的、不平衡的，则是现代科学所形成的世界观的反映。非均衡的发展观是近代的机械论解释向现代的非平衡热力学解释的转变，这种发展观正在修正经济思想的所有方面，它动摇了惯性，瓦解了常规思维，并揭露了传统经济学所具有的绝对规范的特点。佩鲁对发展不平衡的分析尽管讲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但它为经济的非常规发展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说明，同时也为机遇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学诠释。

在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正是利用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抓住适合于自己发展的机遇，大力创新，奋发开拓，从而快速迈入现代化行列。如人们经常谈论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但战后不久又迅速起飞，创下了惊人的经济奇迹。究其个中的奥妙，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其机遇的抓取有关。诚然，美国把日本作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后援基地，这肯定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造成了有利条件，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日本抓住了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坚持走“技术立国”之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两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再由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的情况也是如此。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世界上还是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市场优势，基础条件也不优越，但它们抓住了西方在科技革命浪潮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并把外国的资本和先进技术与本地的产业和人力资源进行创造性的结合和重组，很快占领了发达国家因产业结构调整而让出的市场空缺。先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在大量积聚资本的基础上又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从而在70年代到90年代一直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被国际上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199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测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被列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其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第二位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韩国也被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列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20世纪末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抓住机遇、锐意创新、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全球化条件下推进创新以求经济快速发展，必须把抓住机遇作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抓住机遇与寻求创新是内在关联的，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抓住机遇，才能找到创新的突破口和生长点，才能确立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创新。同样，只有树立创新的意识，才会自觉地打开视野，高度关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及时掌握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新情况、新信息，从而有效把握抓住机遇的主动权；而且，机遇也往往是在创新过程中被不断发现的，没有创新的实践，既没有对机遇的需求，也没有抓取的可能。因此，机遇与创新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二者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互动式地发展。

【注释】

[1]参见刘大椿等著：《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56页。

[2]引自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在2005年10月31日结束的第六次江苏科技论坛主题报告，见《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日，第10版。

[3]参见刘大椿等著：《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4]参见方生主编：《走向开放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86页。

[5]参见P.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6]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8]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9]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