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

延安的窑洞仿佛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生产车间。那些伟大的思想,就像生产土豆和小米一样,奇迹般地生产出来。主席住过的窑洞不下10个。现在每个窑洞前,都有一个说明牌,说明是哪年、哪月、哪天毛泽东住到了这个窑洞,什么时间离开的,在这期间中国革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特别是说明牌最后注明毛泽东在这个窑洞写了哪本重要著作,写了哪几篇重要文章。《毛泽东选集》一共四卷,共收入159篇文章。其中112篇是在延安时期写的。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在敌人封锁、缺衣少食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却稳稳地坐在延安的窑洞里缜密地思考,静静地写作,酿造他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思想理论。有的窑洞毛泽东只住几天、十几天,仍然有文章写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于这个阶段的革命性质,毛泽东早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就认识到其与五四运动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还没有赋予这个革命以科学的概念。1935年5月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他用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意义相同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提法。1939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一科学概念,指出,自五四运动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不仅有别于我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和世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毛泽东还分析了决定这一性质的国内外历史条件。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国内,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1]。它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这一变化,引起阶级关系新调度,无产阶级成了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的更替,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的面貌,成为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本质的标志。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这是由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这两个根本特点所决定的,早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由于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失败的惨痛教训,进一步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强调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2]。并在抗日战争初期同王明的新投降主义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在斗争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贡献在于,不仅仅只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实现无产阶领导权的途径和武器。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3]以前党内“左”和右的倾向的产生,都是由于在这三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所以“正确地领导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4]。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5]毛泽东对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的把握和运用,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需要依靠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对农民这一基本动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其次,进一步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他指出,占全国人口70%的贫农和雇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6]。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7]。富农是带有较多封建性的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部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8]毛泽东还指出:“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9]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更加深化和成熟。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就讲过,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阵营。但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1935年的华北事变以来,他们的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由拥蒋逐步演变到要求抗日和产生了对蒋介石的离心倾向。毛泽东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和现状的深入研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只能是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中”和“一定的程度上”的同盟军。他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10]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过程中,为克服其动摇,必须在联合的同时采取斗争的政策。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任务

还在党的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斗争实践的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拓宽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11]。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突出强调反帝的任务,并不意味着反封建任务的不重要。因为“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12]。

尽管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是不会改变的,但就其具体革命对象而言,则因形势变化而各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夕就曾经指出,当某个阶段中国人民同某个帝国主义的矛盾变得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时候,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就下降到次要地位,所以“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同样,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封建买办阶级,它的不同政治集团,从属的帝国主义不一,因此,要利用矛盾,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这些思想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得到进一步阐发。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了更深刻的阐述,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毛泽东从对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状况、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揭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说明这是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

其次,毛泽东从敌人异常强大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出发,进一步阐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包括了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13]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同时也决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14]

再次,毛泽东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研究,进一步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结论。他指出,帝国主义各国内部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进行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和组织工人,在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而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以利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合法权利。这种差别,决定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普遍规律必须沿着不同的道路得到实现。在资本主义各国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在中国是“走相反的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和成熟,使这个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形态更加完备,并且在运用上达到了全党自觉的程度,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

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建党以来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割裂二者联系的“二次革命论”的右倾错误。同时又反对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混淆二者之间区别的“左”倾错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他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既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不同阶段,“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15]。关于二者之间的区别,毛泽东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16]企图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去完成,完全是空想;而且会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因而是有害的。关于二者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成功后,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物,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有所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方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17]。加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参加的国家政权,这样就可以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经过必要的步骤,转变到社会主义轨道上去。因此,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驳斥了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论调。指出,无论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这样做。依国际环境说,“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18]。“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允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19]“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20]从国内环境看,国内的大资产阶级建立不了独立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靠帝国主义豢养生活的,它又是和封建主义相勾结的。因此,这就决定它建立起来的国家只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着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是一个软弱动摇的阶级,在有比它强大的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21]

毛泽东在阐述民主革命和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2]。这样,毛泽东就创造性地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不是以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苏联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不是俄罗斯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讲的话,中国要发展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直接消灭资本主义。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不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建立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们当时的革命来讲,还是未来的事情。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那是什么呢?毛泽东讲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成功地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应该怎样搞的问题。你读马克思的著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也讲不出新民主主义,为什么讲不出来,因为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人家和我们的国情不同,所以它考虑问题观察的角度不一样,这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一个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