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主义权力观

在对霍布斯权力哲学的评述中，我们通常过于关注他对主权的重视，而忽略其理论前提，即权力是人的能力及欲望的表现。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这样写道：“人的权力（普遍而言）是其获得某种将来的具体好处的手段。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这种手段既是与生俱来的，又是后天获得的。”^[11]权力是人的自然能力的表现，当然，也要依靠后天的努力。相应地，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权力：一是“生而拥有的出色的身体和脑力官能的优越性的体现，即自然拥有的先天的权力或自然权力，诸如超群的体力、外表、精明、手腕、口才、慷慨、高贵”等；二是通过上述的“先天的优势和幸运的眷顾获得的权力，即将与生俱来的先天权力与所谓的上苍眷顾作为工具而获得的可以不断增加的权力，如财富、名誉、朋友和被称为好运的上帝的暗中相助”^[12]。接着，霍布斯论述从普遍的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会拥有的权力）转过来的集体的权力和联合的权力，转到了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权力或公共权力。他指出，公共权力是大多数人权力的集中，拥有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法人，如国家。人类权力中最大的权力是在大多数人均表示赞成之后，将他们的权力统统都集中在一个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身上所形成的权力。这个自然人或法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使用这些人的所有权力，国家的权力就是这样形成和运用的。这类权力的使用有时也取决于个体的意愿，比如某个集团或不同的集团联盟中权力的使用就是如此。因此，“拥有仆人是权力，拥有朋友也是权力，因为他们是联合起来的力量”^[13]。简单地说，霍布斯虽然认为主权非常重要，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就是伟大的利维坦（leviathan），但他更注重对主权自然性的建构，即权力归根到底是行动者能力的一种表现。因此，吉登斯把他列为主观主义权力观主要代表者。

韦伯这样定义权力，“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即使遇到其他人的抵制，仍能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无论这种能力所建立的基础”^[14]。无疑，权力被看成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可以理解成一个或若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甚至不顾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反抗，仍要实现他们自己意愿的能力。简言之，就是一种甲迫使乙实施乙不受强迫、本不会去实施的行动的能力。他的定义表明，权力是主体的一种能力，是行动者实现其目的或意志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该概念强调权力关系中的压迫性和反抗性，强调个人意愿对他人行为的影响是权力的核心，韦伯称它为“支配”（herrschaft），或直接译成“统治”，指“一项特定内容的命令会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机会，并申明这是权力的特例”^[15]。他说，“支配可以指这样一种情况，其中支配者或支配者们显示的意志（命令）是打算影响一个人或更多人的行为，而且实际上果然以这种方式影响了他们，即他们产生的行为在社会意义上好像是被支配者为了自己的缘故把命令内容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情况可以称为服从。”^[16]在这里，权力显然是在“行动权”或个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这一意义上使用。吉登斯认为韦伯将国家看作行政人员持有垄断地使用合法性的强制力量的政治组织，过于强调行动者的意愿，况且，“韦伯将权力表述为一种压迫理论并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的系统性”^[17]。

吉登斯把马克思列为主观主义权力观的一个重要代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马克思把权力视为某一阶级实现其政治目的或意志的能力，而且这种目的或意志与掌权者的物质利益、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掌权者为了实现特定的利益目标，甚至不顾他人的反抗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权力即是这种意志贯彻能力的表现。这一权力观势必与冲突、压迫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马克思从经济利益的决定性前提出发，将权力与物质利益、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把权力看作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权力作为论述阶级社会政治关系形成的出发点，是社会物质生产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权力关系是物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力是三种不同的权力形式，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这样，权力置于经济之中并把国家视为资产阶级的工具。权力就和冲突联系起来，围绕国家与阶级之间的利益划分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就成为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而解释权力的方式只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中寻找。

通过对霍布斯、韦伯、马克思为代表的权力观的分析，吉登斯把主体主义权力观的要点概括为，“视权力为行动者或组织实现其预料中的目的或意志的能力或可能性”^[18]，认为其过于强调权力的冲突性和压迫性。接着，吉登斯对涂尔干、帕森斯、阿伦特、福柯、普兰查斯等人的权力观进行分析，试图得出一些截然相反且带有启示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