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迎接新世纪：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世纪之交，人们往往以一种世纪末的特有情感回溯逝去百年的沧桑，憧憬近在咫尺的新世纪，寻觅面向未来的发展机遇。在经历改革开放20年的洗礼以后，面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我国改革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挑战和机遇通常是一对孪生兄弟，挑战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机遇也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一、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创造了工业经济前所未有的辉煌，大大加快了世界文明进程。与此同时，人类人口数量激增、自然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生活质量，并对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形成威胁。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逐渐引起全世界的关注。WCED在198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始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把人类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只是一个现有58亿多人生存的自然村落。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也不可能单独解决任何一个全球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共同发展来追求自身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无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谋求自己的利益。可持续发展是人类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和文明的升华，也表明了人类向更高层面上寻求和创造新文明的信念。世纪之交，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选择和社会健康运行的评价标准。

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国领导人对履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作出慎重的政治承诺，随后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与科教兴国并列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无疑是我国明智的选择，但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我们面临的挑战态势十分严峻。诸如我国人口过多且人力资源开发不足，生存与发展空间极为有限，人均自然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技术落后导致资源消耗和污染大，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投入严重不足，消费模式脱离国情并明显超前……从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难度看，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当然，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我们拥有一种新的生存观和发展观，使我们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必须重视人类、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协同共济关系。这对我国跨世纪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机遇。

二、贫富差距的挑战和机遇

贫富差距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我国改革与发展中逐渐凸显的一个社会问题。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南北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扩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日趋落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看，南部国家在60年代后期只是北部国家的25%，在70年代后期只是北部国家的6.5%，在80年代后期只是北部国家的5%，在90年代后期不到北部国家的5%。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所拥有的个人资产，超过世界上48个最不发达国家GNP的总和。仅美国微软公司比尔·盖茨约60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就足以买下世界上一打不发达国家。联合国1998年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商品和服务总量的86%被世界上1/5最富有的人所消费，仅有1.3%由世界上最穷的人所消费；全球87%的汽车、74%的电话服务、58%的能源、45%的肉类及鱼类食品，也被世界上1/5最富有的人所消费。当世界上部分富有者穷奢极欲之时，全球约有13亿人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维持生活。发展神速的因特网业更是改变了财富增值的概念，造就了一大批不可思议的、令人难以想象的亿万富翁。1998年，美国因特网安全系统公司（ISS）创始人克里斯·克劳斯年方25岁，但他拥有ISS26%的股权现值约1.87亿美元。苹果公司的乔布斯、网景的安德森、雅虎的杨致远等，都被称为高科技产业界的“亿万富孩”。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洗礼，国家及人民整体的富裕度大大提高。按照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199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 554亿美元，人均860美元，由此走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然而，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凸显。在我国部分富有者过着与发达国家富有者同样生活的同时，尚有为数不少的国民处于贫困乃至赤贫之中。贫困差距悬殊使“贫困爆炸”这一破坏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隐患客观存在。贫富差距实质上是知识的差距，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知识水平的差距。发展不仅意味着实物和人力资本差距的缩小，也意味着知识水平差距的缩小，这一点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贫富差距对我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给予我们加快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并能转化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当然，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也给我们带来通过缩小“知识差距”进而缩小贫困差距的新机遇。

三、知识经济的挑战和机遇

世纪之交，知识经济的浪潮扑面而来，正在对人类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按照OECD1996年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研究报告，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及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所涉及的知识，是人类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和行为科学知识。如果说农业经济建立在土地资源、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基础上，工业经济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上，那么知识经济则建立在无穷无尽的、人类可不断创造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膨胀”和“信息爆炸”的社会，也面临一个知识经济将成为主导经济形态的新时代。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投入可以部分地代替物质投入，知识消费可以部分地代替日益短缺的自然资源消耗，知识创新可以部分地置换资本。也就是说，知识经济不单纯依靠自然资源，而是以知识资源作为资源配置的首要要素，主要是挖掘人类自身创造和应用知识的潜力。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具有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特征，诸如可持续性、收益递增性、生产方式兼容性、牵动性等。知识经济以创新为核心，以科技和教育为支柱，以高新技术产业及相关知识服务业为重点，以持续久远的知识革命为动力。

知识经济初现端倪所表现出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分散化和个性化等趋势，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将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每一个角落，有力地促进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效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将使人们具有更多的时间支配权和选择权，人们的个性也将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人们不仅会由于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而关注健康、教育和培训等，通过信息化、网络化扩大社会交流和人际交往，以数字化、虚拟化丰富文化消费市场，而且会采用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真正实现物质财富极其丰富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人类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潜在能力。知识经济对我国的跨世纪发展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在制度安排、知识创新、人力资本投资诸方面与之相适应。知识经济也给我国带来了机遇，能使我们拥有新的“后发优势”，能够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和超越。历史上，我国曾与一次次发展机遇失之交臂，往往泛谈机遇但由于准备不足、措施不力而失之“虚化”，因而我们应该特别珍视知识经济这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机遇。

四、人才争夺的挑战和机遇

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经济竞争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表现为科技和教育竞争，其实质是人才开发的竞争，即人才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的竞争。在这种态势下，人才争夺趋于白热化，并受到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关注。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移民尤其是知识型及高科技移民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移民输出国为自己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人才流失而忧心忡忡，移民输入国则因得到显见或隐含的实惠而加大人才输入力度。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入国之一，1997年由移民纳税1 0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 500亿元），按2 500万移民估算，平均每个移民贡献2万至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5万至66万元）。由于70%的移民年龄在18岁以上，因而又为美国节省了约1.43万亿美元的教育费用。鉴于发展高科技的需要，美国在1998年10月通过议案，决定在1999—2001年多吸引14.25万高科技移民。多年来，知识型及高科技移民流出问题一直困扰着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困扰着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赴海外留学者约30万人，且大部分在美国，至今负笈还乡者不到1/3。在国内一些著名的科研院所和学府，人才向海外的流失已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近年来海外著名企业纷纷在我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国内优秀人才加盟，这对我们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受益者，必然是这些企业。按照人才成长及创业规律，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年形成的新一代具有知识化、年轻化特点的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已学有所成或事业有成，并直接把握着世界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脉搏。随着世纪之交我国在国际市场重要地位的日益凸显，许多国际著名企业竞相抢滩中国，按照他们的人才民族化、本土化战略，其先行者往往是新移民和海外华人。如1998年11月美国微软公司正式宣布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总投资为8 000万美元（超过6.5亿人民币），首任院长是37岁的美籍华人李开复博士，与其创业的还有一批阔别祖国10多年的留美博士以及出生海外的华人。IBM、Intel、P＆G等公司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开发机构，也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迎接人才争夺的挑战，在真正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中把握机遇。

五、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和机遇

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我国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尽管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有差异，但其共同强调的是国家经济整体上的安全性，即不致因为某些国内外不利因素的演化而损失过多的国民经济利益。一般来说，导致一个国家经济非安全的主要不利因素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相关的缺陷；二是这个国家经济、社会的非健康运行；三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不可抗拒的重大自然灾害影响；四是这个国家的经济遭受国外直接或间接的侵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泱泱大国，正处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之中，导致国家经济非安全的不利因素客观存在，甚至有可能演化。诸如生态环境恶化、创新能力不强、技术水平落后、产业结构非优化构成、贪污腐败及滥用职权、至今阴云不散的东南亚金融风暴、1998年全国性特大洪涝灾害等，都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国家经济安全，也应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重视国家经济安全。诸如我国重返WTO在即，但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差距，使我国一些产业及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世纪之交发达国家在纷纷降低所谓“关税壁垒”的同时，目的非常明确地设置“管理壁垒”，如出口产品的国际标准化生产约束、环境无害化生产约束以及知识产权约束等，将大大增加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际困难。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素科学技术看，由于历史上的内忧外患以及观念、认识上的差距，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不多，尤其是缺乏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技突破。颁发已一个世纪的诺贝尔科学奖，对我国来说是一个“世纪的遗憾”。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长期受到来自海外的“科学封锁”、“技术禁运”和“经济制裁”。在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后，80年代初里根政府将对我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从P组上升到V组，视同美国的非结盟友好国。到1987年，美国政府将对华技术转让“绿区”扩大到32类，而美国高科技产品涉及215类。美国出口的信息安全产品实行“绝对差别”政策，对西方国家出口128位加密技术，但对我国只出口40～56位加密技术。显然，我国面临国家经济安全的严峻挑战，这关系到我国在21世纪能否有一个建设发展的良好环境。我们必须自觉将这种挑战转化为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的机遇。迈向新世纪，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远不止上述这些。只要我们确立了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选择并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无疑要面对“挑战与机遇同在，困难和希望并存”的现实。

原载《良友》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