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1.3.1　我国产业面临持续改革带来的巨大红利

面对三期叠加的严峻形势,中央积极通过改革争取发展红利。2014年,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各部门全年取消和下放246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29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149项,再次修订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大幅缩减核准范围。2015年,我国政府进一步推进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继续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国企国资改革等。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依照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以经济体制为重点进行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是最大红利,在于改革可以创造激活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的环境。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不断推进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可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进一步深化改革还可以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为产业发展营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创造条件。通过投资审批制度、非行政许可审批、权力清单制度、工商登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减轻了企业的创办成本和运营成本,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公平竞争程度,推动了创新在产业竞争中的作用,使得企业更重视创新,释放了市场机制、社会资本和创新创业活力。此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城镇化规划、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一些中长期发展的制度体系建设,有助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释放制度红利,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产业提升营造一个长期的、宽松的、稳定的发展环境。

1.3.2　我国消费潜力巨大,潜在消费革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在过去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中,我国消费方式多为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过去我国居民的消费主流,包括“老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以及“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甚至近十年来的汽车、家电、手机等,都是在跟随或者追逐国外消费趋势,呈现出排浪涌潮性质。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我国消费开始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这种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也将基本结束。

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购买力的不断提升、人口结构的不断演化,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和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断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万亿元,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但与在发达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70%以上相比,未来中国消费规模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消费规模增长的同时,我国消费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商品和服务消费也开始呈现分化,更注重品质与内涵,更看重产品质量安全,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譬如,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三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的比重已从1985年的12.8%上升到2013年的34.1%。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可能提高到40%～45%,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60%,服务型消费将成为城镇居民的主要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2015年主要推进六大消费工程:一是信息消费;二是绿色消费;三是稳定住房消费;四是提升旅游消费;五是挖掘教育、文化、体育的消费潜力;六是适应中国老龄化需求的相关消费。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消费总量上升、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变化,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将会产生显著的变化。这体现在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包括附加值增加、服务型产业的不断发展等。因此,为了适应我国居民消费趋势的变化,我国相关产业将会进一步提升增加值,提高竞争力,服务型产业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产业应该不断创新消费产品和消费模式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3.3　全球技术创新和工业革命的深化为我国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产业结构性调整也是未来的一种常态化特征。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世界范围内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为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储备了外部动力。从全球范围来看,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从理念上看,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二次机器革命、零边际成本社会都代表着对未来产业的一种前瞻和构思;从实践中看,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了各自的产业发展计划,如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工业4.0、英国制造2050、新工业法国、印度制造战略等。新一轮产业革命本质上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同时在其他技术,如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方面融合发展。

正在孕育的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也不断促生新的商业模式。历史上前两次工业革命是进行集中生产,全球分销,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商业模式都是以企业为中心开展的。一方面,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为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体验和个性成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和利润来源,中小企业将能够实现小批量,甚至单件商品的定制化生产,并依然有利可图。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恰与我国工业化向中后期过渡、产业结构调整发生历史性的交汇。这次新工业革命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目前,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涉及的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等产业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3D打印、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的实际应用也在加快推进,并且在物联网研发和标准上也基本与国际保持同步。我国不仅具有多层次、多样化的巨大内需,还是工业“门类齐全、独立完整”,产业聚集效应明显的“世界工厂”。中国一定要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对中国制造业全方位的改造,实现产业升级。若能合理有效把握这次机会,中国实现的将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更有可能“弯道超车”,实现对发达国家工业化赶超。

1.3.4　中国积极参与周边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格局重塑

近年来,全球贸易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服务贸易比重上升,贸易格局有望重新构建。为了应对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中国积极实施自贸区战略,构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经济合作和贸易平台,不断推进开放水平,参与国际贸易格局重建。这不但增加了中国的开放程度,重塑贸易优势,而且为中国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从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中国已经拥有了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沿海自贸区。自贸区已经俨然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对外进一步向外资开放准入范围,对内进一步收缩政府权力。上述四大东部自贸区的建立,区域指向性明确,既服务于国家战略,又能带动周边地区,还拥有丰富的防控风险经验,有利于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多家自贸区抱团产生溢出效应,积极参与重大贸易谈判和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从而维护我国核心经贸利益。

与此同时,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并成立了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带一路”的核心是打通亚洲贸易通道,远景是亚洲自由贸易区,本质是构建通畅的贸易通路,初期的发展方向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和国际合作新架构,通过实施更为主动的开放性政策,以应对美国TPP和TTIP所带来的挑战。

由此可见,中国的自贸区战略通过苦练内功,将国外先进经验引进来,通过推动国内开放和改善政府管理,提高我国产业发展竞争力;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通过走出去的方式,通过建造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全新的贸易通道,打造全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进而实现化解我国产能过剩、促进产业升级的目的。因此,我国产业应该积极利用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带来的新机会,通过与沿线及周边国家在政策、基础设施、法律规章和文化等领域的对接,促进我国对外投资,推动过剩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提升我国产业发展能级。

参考文献

[1]周振华等:《新机遇新风险新选择——中国经济分析2012-2013》,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周振华等:《危机中的增长转型:新格局与新路径——中国经济分析2011-2012》,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干春晖、余典范:《以综合配套改革化解产能过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0日第526期。

[4]孙志鹏:《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5年第5期。

[5]葛丰:《新常态下地方政府投资更应注重质量》,《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8期。

[6]张长春:《主动适应投资新常态》,《中国投资》,2015年第2期。

[7]范志勇:《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扩大内需的思考》,《商业经济》,2014年第19期。

[8]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人口研究》,2015年第1期。

[9]卢洪友、张靖妤、祁毓:《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方向探析》,《环境保护》,2015年第2期。

[10]傅涛:《新常态下环境产业发展趋势分析》,《环境保护》,2015年第1期。

[11]周宏春:《新常态下我国环境保护的战略与原则》,《环境保护》,2015年第1期。

[12]和讯网:《“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有成败作用》,http://opinion.hexun.com/2015-04-03/174665913.html。

[13]中研网:《“一带一路”打造中国经济战略发展新常态》,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1212/133447616.shtml。

[14]苗圩:《打造新常态下工业升级版》,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77/n16553775/n16553792/16584573.html。

[15]刘志彪:《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政策功能的转型》,《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16]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

[17]任保平、周志龙:《新常态下以工业化逻辑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

[18]李俊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换路径与优化方向》,《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2期。

[19]刘英基、杜传忠、刘忠京:《走向新常态的新兴经济体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15年第1期。

[20]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0期。

[21]《中国制造2015》,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519/19710486.html。

(本章主持及执笔:刘勇、陆兴妍、余耀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