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显然，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不断凸显，文化与经济、政治也日渐融合的国际形势下，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对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更大的意义。当然，国际国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中国要取得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成就，可以说既充满着机遇也富有严峻的挑战。

（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机遇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强大的综合国力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今时代是一个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它在国际上的任何活动，经济活动如此，政治活动如此，文化活动也如此。从这点意义上来说，综合国力是文化交流、文化输出的基础和后盾。美国之所以能够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拥有雄厚的综合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尤其是近十年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激增。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用了三个大台阶进行了描述，指出：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这三个大台阶说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赫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从经济上讲，中国经济大幅度增长。“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传统经济强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从2000年占世界总量不足4%提高到2012年11%左右。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482亿美元，到2012年超过74260亿美元，美国、中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分别为21.2%、10.2%、8.2%和5.0%。1978年至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幅度9．6%，2003—2011年年均增长达到10．7%。2012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227万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2%，比20年前仅仅是美国的6.7%高出了7倍多。”^[71]就人均而言，也有大幅度提高，201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920美元，已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上了大台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硬实力的提升已世所公认。

中国在经济上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的同时，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以文化建设为例，“2012年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385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9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2012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年度已超过52万件，超过排在第一位的美国”^[72]。

一般说来，强大的硬实力既会为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还会使软实力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物质上的成功使得一种文化和思想变得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会导致缺乏自信和特性危机。”^[73]中国近几年取得的一切成绩证明，中国现在已经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这就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输出提供了强大的实力保障。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经济活力是其日益增长的实力的核心——不仅是硬实力的核心，而且是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没有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中国文化充其量只能吸引国外某些知识精英的青睐，存在于优先的学者书斋之中……从这种意义上，硬实力的发展和强大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74]

2.博大精深的文化为中国对外交流提供了雄厚的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是资源的一种形式，相对于其他资源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它指的是具有文化属性的各种资料，包括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等。从来源上看，文化资源蕴藏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是在人类社会历史文化长河中逐渐形成的”^[75]。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文化积淀很深，“我国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方面，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不胜枚举；民族文化资源方面，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资源多姿多彩，极为丰富；现代文化资源方面，各种社会思潮、思想流派异彩纷呈”^[76]。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化资源方面，我们有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湖泊、山川、园林、植被，数不胜数；我们有文化底蕴深厚的遗址、文物，名胜古迹遍布各地：“长城、明清皇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泰山、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黄山、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庙宇、曲阜孔庙孔林孔府、武当山古建筑群、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庐山国家公园、峨眉山风景名胜区……这些文物、遗址与景观穿越历史烟尘，多方面展示了我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成为引人注目的重要文化资源”^[77]。

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文化资源方面，我们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思想，我们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有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胸怀，有忠孝仁义、信礼智勇、尊老爱幼的情操，还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此外，我们还有丰厚的非物质资源，比如我国民间文化中的口头文学、语言文字，有神话、史诗、民歌、寓言，有民俗礼仪、民间祭典，我们还有古乐艺术、昆曲、京剧、豫剧、舞蹈等非物质文化。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国文化资源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78]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悠久的文化资源，为我们创造文化产品，加强文化输出，打造文化强国，打下了雄厚的资源基础。

3.世界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球村的逐渐形成，国与国之间的人才流动开始变得越发频繁。这些人才由于出生地和成长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文化观念在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与碰撞。为避免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人们在流动之前总是先主动了解所到地区、国家的文化，这种需求便促成了异地文化的传播。从世界范围来看，这就形成了全球的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根据马斯洛人类心理需求的“五层次”学说，人们在物质需要和基础性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转向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需求。换言之，当人们的物质需要日益得到满足时，精神文化需要也就提上了日程。按照一般国际理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是文化消费高涨的临界点，人们消费结构会发生明显变化，即精神文化消费比重会不断增加，物质消费比重逐渐减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时则是爆发期。当前世界就发展到了这一阶段，人们渴望了解多国文化，以满足精神需求。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进一步刺激了这种文化渴望。由于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世界大市场，各种产品在世界市场内快速流动，蕴藏在各种产品之中的文化内涵同样在流动中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人们也需要了解这一文化。加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人们的文化需求创造了条件。于是，在诸多因素的促成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全球文化需求凸显出来。

就中国而言，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7年底已达到3000美元，处于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消费呈现出水涨船高的发展态势。一是表现在量上，内容要丰富、数量要多；二是反映在质上，质量要优，需要文化上品、文化精品，反对文化垃圾；三是表现形式上，要求形式多样，品种繁多。^[79]在这种形势下，文化开放势所必然。

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了解的需求日趋增多。特别是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日趋强大，以及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的未来预期，都导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学者开始关注、留意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因身边的“中国制造”和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而开始试图了解中国，甚至想要学习中国。因此，让世界了解中国、信任中国，与中国分享成功的经验，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提高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

总之，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需要中国和世界进行更加深入的相互了解，这就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输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二）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现实境遇

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改变了自己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和国家形象，而且还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提高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约书亚·柯兰齐克在其《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说道：“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甚至于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了。”^[80]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伴随着文化全球化历史进程的推进，中国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也面临着一系列不安全因素的威胁与挑战。

1.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面临的国际形势严峻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g）最早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葛兰西认为，一个国家的统治权既包括政治领导权也包括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是二者的统一。他在《狱中札记》一文中这样写道：“一个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81]在葛兰西看来，统治阶级统治社会不应通过暴力形式强制进行，而是通过推行道德、知识、信仰、价值观等引导社会，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相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权，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文化的领导权更为重要。当这一概念被引进世界文化关系研究的范畴时，它是指一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国的强权文化行为。

近年来，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西方发达国家依赖于暴力手段建立世界霸权的行径已成“明日黄花”。为了继续维护霸权主义，西方发达国家将其视线转移到了意识形态领域，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就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借用，给其新时代的殖民扩张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文化霸权的原本含义也就被文化殖民所取代。正如萨义德所说：“帝国主义向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里继续存在。”^[82]

“文化霸权主义”在当代主要表现为采用强权政治的手段强行向他国推行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试图通过文化的“感染力”实现其利用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目的，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就像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文化霸权“意味着某个单一群体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为当代民众广为接受的主宰世界观”^[83]。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维持世界“龙头老大”的地位，美国凭借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的经济、科技实力，在推行强权政治的同时，加紧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政策，试图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国际普世价值输送到世界其他国家，实现世界的“美国化”。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对此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84]

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范式来看待“他者”的文化。其所传播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着世界那些“弱小国家”的文化价值认同，从而使人们逐渐丧失对本土文化的信念和认同，同时也对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破坏。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它的文化多样性存在。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虽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创造的文化是不同的，各有其地域和民族特色，但这些文明成果之间没有高低和优劣之分，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正如自然界维持生态平衡必须有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存在一样，世界任何文化的发展同样也需要适宜的多样性的文化生态环境。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就明确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采取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交流、创新和创造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为了当今和未来时代人类的利益而予以承认和肯定。”可见，文化霸权主义的恣意横行必将威胁文化生态的平衡，导致文化“物种”的灭亡。

奉行文化开放主义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基本国策。显然，置身于文化全球化大潮中的中国，自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

（2）文化保护主义的壁垒。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本土文化，这些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本土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然而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种文化的加速融合与传播，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凝结的外来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本土固有文化形成强烈冲击。特别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强势文化以非对等的和非平衡的信息流动对后发国家的弱势文化进行冲击，“由全球完全资本主义化所产生的对非欧洲文化的现代化压力变得更为强大而且广泛存在”^[85]。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保护自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实行了文化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限制国外文化产品的引进，以减小本国文化产品与国外文化产品的竞争；另一方面，为本国文化产品提供较多的优惠政策，以增强本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比如，蒙古国前总统那·恩赫巴雅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谈到全球化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时说道：“蒙古是个小国，但有自身丰富的文化、语言、传统和历史，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保护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对我们十分重要。不久的将来，全球化的世界将面临偏远地区的人类文明及其独特文化消亡的威胁。在蒙古，某些外国文化的持续入侵正引起不安和关注，从长远角度讲这将威胁我们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事实上全球化的文化压力已经渗入到传统价值观，如家庭价值领域中。”^[86]文化全球化的压力迫使蒙古等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并采取措施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除了发展中国家多措并举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护自己的国际文化利益外，“为了抵制殖民文化的入侵，各民族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均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文化保护主义政策：扶植民族文化的创新，限制外国文化的进入”^[87]。比如，早在20世纪末，面对美国的文化贸易逆差，法国就认识到单一文化的危险性。为抵制和限制美国文化娱乐产品在法国的销售、传播，保护法国文化和文化产业，法国规定法国的电视和广播节目至少有40%的时间要使用法语，并明确规定国产商品的商标必须使用法文。韩国“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创造”；俄罗斯则把保护母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88]

即使是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也不例外。虽然美国没有文化部，也没有明确的文化立法，但一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扶持文化产品出口，把“弘扬美国式的价值观、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推向全球每个角落，对外国文化产生影响”^[89]，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美国采取了诸多措施限制他国文化产品的有效输入。中国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就谈到美国对他国文化产品的限制政策很“高明”，例如美国允许中国的电影到美国来，采取的方式是鼓励企业把中国电影买过来，但只是放在那儿，而不放映。^[90]花钱购买中国的文化产品而不予消费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最大程度地限制中国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在美国的传播与渗透。比如，近年来，美国通过世贸组织，就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准入问题多次向我国施压，要求我们给予其文化企业以国民待遇，使他们的电影、出版物、网络文化自由进入中国。同时，美国还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为中国文化的进入设置障碍。以孔子学院为例。由于美国认为“孔子学院失控的扩张代表着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既来自于其作为中国海外软实力建设的工具，也来自于其作为一个潜在的情报收集机构”^[91]，所以孔子学院的开办在美国等一些国家遭遇了一定程度的抵制。虽然美国已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截至2013年4月10日，已有92所孔子学院及逾300个孔子课堂，如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一流名校都已设立了孔子学院——但由于一些高校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对其进行政治干预，所以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顶尖大学都没有接受中国资金开办孔子学院。2012年3月，美国国会外交事务监督与调查专门委员会在就“中国公共外交代价”举行听证会时，有的国会众议员甚至指责中国通过私营媒体和公共教育“进行宣传”。在德国、英国也是如此。2011年下半年，孔子学院在德国遭遇围堵，导致大量热衷于学习汉语的德国学生被迫辍学。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固然有一些是出于对孔子学院的误解，但其中的文化保护主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实行文化保护主义。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国，并通过对外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自然会受到别国文化保护主义堡垒的限制。

（3）意识形态的渗透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无法用武力彻底消灭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被迫提出的一种非直接军事冲突的斗争战略。这一战略旨在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变。

冷战结束以来，虽然随着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呼声与趋势日益高涨和明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那种赤裸裸的、公开对抗已一去不复返。但不同制度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并未因此而马放南山、偃旗息鼓，“反共就像是骑兵的冲锋号，唤起美国还有另一项外交使命要去完成，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美国把世界划分为罪恶与美德两个极端。反共一直是决策者们要达到的目的”^[92]。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引起西方敌对国家和势力的强烈不满和极端仇视。早在198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就曾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呼吁：西方各国要打好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可能要用二三十年时间，届时将有可能融化掉社会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93]中国现在已是树大招风，树欲静而风不止。为了打压中国，他们以世界道义形象自诩，在对中国挥舞大棒的同时，还以人权和民主“祖师爷”的架势对中国国内政治进行说教和诱导，从道德高地上围剿中国，企图像东欧剧变一样，“西化、分化”中国，一举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在策略上作了重大调整，采取各种手段猛烈地展开对中国的西化行动。

在广播电台上，启动对华升级，建立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也加长了对华广播的时间，并扬言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天24小时广播。美国《2002—2007年国际广播战略规划》中，还明确地把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广播宣传列为五年规划的工作重点。^[94]

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中国网民的不断增加，西方敌对势力的注意力也由现实物理空间扩展到网络虚拟社会。他们开设网站，扭曲事实，歪曲、丑化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侵蚀消磨中国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把西方推行的那一套，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渗透到中国各方面、各领域。

除此之外，他们还用间接的手法，以比较隐晦的方式，把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嵌入”到电视、电影、音乐等文化产品之中。用文化产品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特别是近些年来，为了增加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不少文化产品都以中国方式进行包装，注入了大量中国元素。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使不少中国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认同和接受了美国文化，甚至部分人还十分推崇美国文化。从长远来看，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难以杜绝的，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4）不合理的国际文化秩序。国际秩序是由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主体，为维护国际利益分配，巩固既定格局，而制定的共同遵守的机制与准则。国际文化秩序则是文化领域中必须共同遵守的机制和准则。它是“国际文化关系的行为主体基于现实的文化利益分配和理想的文化利益追求，依据一定的制度、准则、规范和机制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文化关系”^[95]。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世界各国实现了政治平等与国家主权独立，但徒有其表。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与独立，实际上“西方大国长期以来所主导的旧秩序的一些本质特征却依然顽固地保留下来，反映在国际文化秩序上，即为西方文化的强势主导和多元文化的不平衡对峙”^[96]。这就是当前一强多元的国际文化秩序。这种国际文化秩序破坏了国际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原则，导致弱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显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凭借自身优势和实力，通过各种方式，肆无忌惮地把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强加于世界各地，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以它们的思想观念来改造世界，改造大众意识，这种强势行径，使其在国际文化秩序中居于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

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关系秩序减少了美国对外战略实施的成本，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文化领域的霸权地位。统计表明，21世纪初世界2/3的新闻信息来自仅占世界人口1/7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60%的新闻内容来自发达国家。^[97]另一方面，恶化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文化地位，甚至造成这些国家某种程度上对西方文化的依赖，使本民族、本国家文化认同受到严重冲击。

2.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面对的国内现实问题

中国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贸易第一大输出国。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现在的国际地位还不相称。中国文化在世界的竞争力、影响力仍不及中国在国际经贸发展方面具有的影响力。如果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也处于“发展中”的进程中。中国的对外文化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作为后起的大国，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而是各种软力量。这些软力量包括内部软力量如制度创新、人力资源、文化辐射力、凝聚力和亲和力、高科技研发能力和外部软力量如国家形象、国际机制和控制力、国际规则的创制力和国际义务的承担能力等。”^[98]

（1）文化贸易结构严重失衡。文化贸易是当今国际贸易竞争的热点和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文化贸易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一方面，中国的文化贸易发展速度较快，成长为国际文化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2001年至2010年,中国的核心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贸易的出口平均增速是15.9%和28.7%。^[99]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重，地位越来越高。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始跻身于世界文化商品进出口大国。世界文化商品市场由原来的“四强争霸”逐渐变成了“五强争锋”，美、日、德、法、中文化新“五强”占有了世界文化商品出口53%和世界文化产品进口的57%。^[100]

与国内其他产业的国际贸易相比，中国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方面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输出结构失衡。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101]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内容。虽然中国近些年来的文化交流成效显著，但这其中大部分的功劳应归功于物质文化，而不是对世界影响力起决定性作用的非物质性文化。2006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根据网民投票，评选出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二大文化国家，以及代表这些国家文化的形象符号。中国排列第二，代表中国的二十大形象符号为：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泽东、针灸、中国烹饪。其中属于物质文化或与物质文化相关的就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才是艺术文化，如京剧、昆曲、武术、杂技、书法、绘画等等。

二是儒家等传统文化输出的比重要远远高于中国现代文化。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既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现代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无疑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但是只有反映一个国家现代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的文化，才能造就本国、本民族文化的辉煌。无庸讳言，尽管这些年中国文化的输出结构有所改观，但相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化，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为其津津乐道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在世界上的魅力和影响却远远比不上传统文化。数据显示，相对中国现代文化（34%），海外公众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66%）。^[102]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源泉，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文化结构层次的脱节不但影响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也使得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过去的刻板印象上。

三是文化贸易结构不合理。文化产业是一个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产业系统。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3月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文化产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层级：文化产业核心层、文化产业外围层和相关文化产业层。其中，文化产业“核心层”主要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和文化研究、文化社团等。“外围层”以网络文化服务、旅游、休闲娱乐、经纪代理、广告会展等新兴文化服务业为主；相关文化产业层则主要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包括工艺品在内的相关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就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相关层应服从、服务于前两者。但在中国对外文化产品输出中，次序则恰好相反。目前，在中国文化贸易的产品结构中，中国出口文化商品中的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而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等软件方面的出口则少得可怜。也就是说，文化产品在中国文化出口贸易额中所占份额相当高，而文化服务，特别是核心文化服务如版权和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在中国的文化服务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低。^[103]这也就难怪一位美国研究者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任何其他东西的同时，却仍然在进口政策思想。”^[104]（见图3—1）

图3-1　2012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产品结构图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总局《2013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

四是文化贸易的市场结构不合理。全方位对外开放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但目前中国国际文化市场的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以2012年为例，2012年中国文化服务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欧盟和东盟，三者进出口总额合计占我国文化服务贸易总额的57.4%。其中我国出口文化服务27%流向美国，23%流向欧盟，而我国文化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是台湾、欧盟、美国和日本，四者进口总额合计占我国文化产品进口总额的66.6%。^[105]（见图3—2）而面对世界新兴经济体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服务可开发市场则显得过于狭小，这不利于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图3-2　2012年中国对外版权主要输出地概况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总局《2013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

（2）文化的世界竞争力、影响力不强。所谓文化影响力，即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人民的文化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106]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展现，对提升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至关重要。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范畴，指出并强调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从目前看，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还很不相称。在《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对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影响力进行的排名中，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位居世界第七位。

一是在世界文化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较小。国际文化市场占有率指标是一国文化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市场总额的比例，主要反映着一国文化出口的整体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在国际竞争与对外交流中明显处于弱势，没有赢得世界文化大国的身份。无论是从中国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力来看，还是从中国文化占有的国际市场份额上来讲，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都远远不及美国、英国、法国等成熟的文化市场，也离中国所期待的国际文化交易中心的目标相距甚远。“虽然改革开放使中国创造了连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我们这个有悠久文明史的大国，却没有赢得‘文化大国’的美誉。综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共占4%。这种状况显然同中国发展的规模不配套、不适应。”^[107]这一方面说明在国际文化竞争中，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创新还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表明中国的文化竞争力仍然很弱，文化出口能力不强。有数据显示，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仅为美国的24%、英国的29%、日本的38%。“我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在世界15个国家中以0.22的竞争力指数排名倒数第一，比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南非和印度还分别低0.01和0.02”^[108]。如何提高文化竞争力，扩大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份额，让更多的国外受众看到中国的文化作品，享受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快地壮大文化软实力，仍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二是文化贸易存在巨大的“赤字”。国际文化贸易是世界各经济体之间所进行的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换活动，它既包括文化商品也包括文化服务贸易活动，是有形的商品形态与无形的文化服务形态的统一体。今天，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都积极发展文化贸易，以此获得经济利益并巩固和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文化市场日益全球化，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数额呈几何级数增长。^[109]早在2009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国。据商务部发布的信息，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分别增长了2.8倍和8.7倍，图书版权进出口比例从2003年的9∶1下降到2010年的3∶1。（见表3—1）

表3—1　2008—2012年中国主要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额情况汇总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局《2008—2013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

与商品贸易长久以来的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近年来连续出现严重逆差。中国海关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虽然达143.9亿美元，但输入与输出之比仍高达3：1；对欧美的图书进出口比例超过了100：1；在演艺产品方面，海外在中国的文艺演出与中国在海外的商业文艺演出每场的收入之比约为10：l。可见，尽管最近几年我们的文化产品出口有较大的提高，但我国处于文化产品输入国的地位没有改变，我们的文化贸易赤字依然很严重。正如文化部部长蔡武曾说:“中国文化贸易逆差仍然较大，以演艺产品为例，中国引进和派出的文艺演出每场收入比约为10：1，中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不到1亿美元，不及国外一个著名马戏团一年的海外演出收入。”^[110]“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贸易，不仅仅具有经济的价值，而且具有外交、外宣功能，传播了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111]文化贸易“赤字”的存在，不仅会对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也给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带来巨大的挑战，使广大民众在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失去了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从而削弱了对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对中国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主权造成了威胁。

三是文化影响的地缘范围有限。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地缘文化影响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参考依据和指标。“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资源实力(包括软实力)的意义在于国际关系性，其价值是在国家间的互动中通过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资源实力的价值不在于自我持有，而在于对外作用。可见，评估一国实力不仅要看资源数量，还要看其质量，看它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其他国家施加了影响。”^[112]也就是说，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主要体现在它的地缘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上。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当代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蓬勃发展，不论是在展现中国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方面，还是在展现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开放、包容的国际形象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仍处于起步、成长的发展阶段，其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的能力较为有限，所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相比，“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它达到的高度远不及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113]。

一是物理空间的文化影响力有限。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文化超级大国。它依靠其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传播能力，不仅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霸主地位，而且还输出了美国的政治观念和文化思想，对他国人民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德国《时代》周报主编约瑟夫·约菲曾指出：“美国文化无论雅俗，其对外传播的力度是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止步于军事边界，而美国软实力统治着整个世界。”与美国文化的全球性影响相比，中国文化的影响基本上是区域性的，主要限于地理位置与中国相邻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又以中国台港澳、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国和地区为最。以图书贸易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114]，严重降低了文化地缘战略的最佳效果。

二是网络文化空间的影响力有限。网络时代，“世界上65%以上的国际传播将从美国开始”^[115]。由于中国在赛博网络空间的文化建设受到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所以相较之下，中国信息化建设水平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二三十年的差距。据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世界上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中，中国的信息能力位居第27位，只相当于美国的8.6%，与韩国、巴西相比，也只有它们的15.3%和40.2%。^[116]

更为不利的是，相对于美国英语文化在虚拟网络空间的强势地位而言，尽管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汉语又是当今世界第一大语言，但中文信息还不到世界信息总量的百分之一。另外，“从国际化程度上讲，汉语网民与英语网民没有可比性。正是因为英语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影响力，英语在全球的广泛普及与推广成为一种潮流”^[117]。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在虚拟网络空间的影响力仍处于较低水平。这是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霸权往往意味着文化的霸权和影响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约瑟夫·波特曾说：“让一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那就意味着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统统受到限制。英语国家的人们自幼就融会贯通最核心部分的语法结构；而一个非英语国家的人无论英语讲得多么完美，都不可能像英语国家的人那样讲起英语来无懈可击。于是同英语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非英语国家的知识分子永远处于二流地位。”^[118]

3.中国的文化创新力急需提高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19]当前，随着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化创新越来越成为创新型国家的主体，成为国家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的声誉，就必须不断地加强文化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会有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才能提高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竞争力。党的十八大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尽管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文化创新能力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文化创新力还不强。一是在文化内容上缺乏原创力。当今世界，内容为王。只有对文化内涵进行充分的挖掘与创新，彰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时代风貌和现实生活的有机结合，才会使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但是由于目前的中国原创精神缺失，导致当下的中国，无论是从学术研究到图书出版，还是从影视产品制作到普通百姓日常的文化娱乐消费，都有严重的山寨复制和模仿现象，有的甚至干脆以较小的成本从外国引进,缺少自身的特色与风格。二是文化呈现的形式比较传统，缺乏时代气息和活力。创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灵魂，文化元素只有经过创意包装，并生产出既能反映中国文化精髓，又符合外国人欣赏品位的文化产品样式来，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赢得人们的认同。但是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推广渠道方面都缺乏创新与创意，从而造成中国的文化产品缺乏鲜明的特色，缺乏国际知名的文化精品和品牌，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三是文化资源的再创造能力不强。中国文化资源丰富，是公认的世界文化资源大国，但是由于中国对文化资源的加工、改造、再创造能力较差，致使大量的文化资源还没有被开发成独具魅力和特色的文化产品，从而把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市场比较优势。相反，许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却被外国改造利用，反过头来夺取中国市场。

中国的文化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一方面限制了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阻碍了中国产业优势的充分发挥，无法体现高附加值的产业特征。正如文化部部长蔡武所说：“当前我国文化产业领域普遍呈‘小、弱、散’状况：多数文化企业规模偏小；经济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资源不集中，相当分散。在一些与高新技术结合的新兴业态中，也大量地呈现‘为他人做嫁衣’的‘纽扣现象’……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20]另一方面，导致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不仅电影、电视、唱片、网络游戏、广告、时尚、书刊等文化产业大量充斥着西方的文化“身影”，就是在社会规则、伦理道德方面也呈现出欧美化的严重趋向。这不仅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威胁到中国的文化安全，长此发展下去最后势必威胁到中国的国家文化主权。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情形，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缺乏文化创新的自觉意识。我们在意识上缺乏世界眼光，很少考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大市场的问题，即使部分文化产品走出国门，大多也是初级的文化产品，并不是着眼于世界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所以这种仅限于国内小范围、小市场的目光，使得丰富的文化资源不能充分利用，造成低水平的文化市场，文化创新的动力就显得不足。

二是缺乏创新的文化人才。人作为文化创新的主体，其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文化创新成果的大小。从目前来看，我国仅是人口资源大国，却不是人才资源强国。由于目前中国缺少能够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市场主体和文化人才，致使文化企业在经营规则、法律制度、财税政策等方面缺少对国际细分市场的充分认识和把握，从而滞缓了中国国际文化交流的拓展进程。

三是缺乏创新的环境。文化创新依赖于文化主体，同时也离不开充满活力的文化体制、机制和良好的社会氛围。自由宽松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近年来，虽然我国文化体制已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效果不甚明显，相对于文化建设的发展要求而言依然滞后，目前还未形成一套有利于充分调动文化主体积极性、创造性，推进文化创新的宏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政府的管理职能，依然是处在“办”文化产业的层次上，靠运动式突击或工程式管理进行文化建设，而没有转到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发展文化产业上来。这种微观管理的运行机制，使得文化发展缺乏应有的活力。另一方面，文化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需要各层面各领域的积极参与，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主体仅仅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少数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潜能没有得到激发，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文化建设的意识不强，因而文化创新也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创新的社会氛围。

在世界不同文化相互交融和激荡日益频繁的今天，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面对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严重“入超”、文化创新力匮乏的不利局面和严重挑战，作为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大国，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在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特色和本质内涵的基础上，根据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向，制定出一套与时俱进、适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成熟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来，以大幅提高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注释】

[1]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5]《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6]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8]同上，第663～664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11]《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1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1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400页。

[1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5]《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6]《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7]《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1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1页。

[19]同上，第74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21]恩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2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7页。

[24]《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25]《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3页。

[2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27]《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2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1页。

[29]《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30]吴绮敏:《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

[3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32]《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9页。

[3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3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36]http://www.ccnt.com.cn/whdshm/dsbw/2003wh_dsbw.shtml.

[37]《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38]王逸舟、谭秀英：《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39]参见谢晓娟：《毛泽东关于文化地位的思想及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继承与发展》，《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0]《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8页。

[4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42]孙家正：《提高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求是》2005年第24期。

[43]〔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44]转引自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4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

[4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页。

[4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48]《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49]转引自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5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5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52]〔日〕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刘小林、王乐理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53]江泽民：《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序〈院士科普书系〉》，《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6月5日。

[54]许嘉璐：《要对话不要对抗》，《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4日。

[55]张锋：《中国寻找新的发展理念》，《联合早报》2006年4月5日。

[56]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57]《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58]吴俊刚：《期待中华文明的复兴》，(新)《联合早报》2005年5月23日。

[59]〔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杨鸣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17页。

[60]〔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61]〔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62]黄力之：《论国家形象视域中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63]孙红霞、李爱华：《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64]〔美〕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2页。

[65]Hall，isdward T.the Silent Language.Green WishConn 1959.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29页。

[67]陈卫星：《传播的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68]吴玉荣：《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69]朱荣林：《现代经济理念》，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70]〔德〕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杨雪冬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71]陈文玲：《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研判》，《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72]陈文玲：《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研判》，《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73]陈正良：《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74]唐晋主编：《论剑：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软实力》(壹)，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75]张胜冰：《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76]程惠哲：《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回顾与现状》[EB/O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805/ 14/t20080514_15463760.shtml.

[77]姚伟钧：《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78]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Soft Power”，Survial，Vol.48,No.2, Sununer 2006,p.17.

[79]康凤云，张艳国：《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2期。

[80]《中国依靠软实力屹立于世界》，2007年6月6日，http://www.huaxia.com/zt/2001-23/b/20 07/00631689.html.

[8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82]〔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8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3页。

[84]赵鲁杰等：《美国全球霸权与中国命运》，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85]〔德〕赖特·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86]林建华：《余音绕园——外国政要北大讲演录(199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87]陈昕：《努力提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文汇报》2002年1月11日。

[88]崔景明：《经济全球化视阈下中国文化安全问题探》，《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89]张国玉：《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90]项江涛：《文化产业:多重价值的呈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6日。

[91]Adam McDowell.Are China’sConfucius Institutes in Canada cultureclubs or spy outposts［EB/OL］. http://hinaview.wordpress.com/2010/07/09/are-chinas-confucius-institutes-in-canaa-cul-ture-clubs-orspy-outposts/.2010-07-09/2011-06-06.

[92]George McGovern.A Time of War-A Time of Peace.NewYork:Vintage Books,1968.pp.178-180.

[93]转引自郑杭生：《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虚伪性》，《人民日报》1999年6月1日。

[94]朱金平：《舆论战》，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95]韩源：《国家文化安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页。

[96]马方方：《中国特色经济民主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

[97]赵启正：《加强亚洲媒体建设》，《光明日报》2002年4月14日。

[98]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7期。

[99]《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步入战略机遇期》，http:∥finanee.sina.eom.en/eha阳ing/eyx20120313/171 611579527.shtml，2012年3月13日。

[1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贸易和全球化》，转引自《文化研究》2003年第5期。

[101]﹝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02]冯惠玲、胡百精：《北京奥运会与文化中国国家形象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03]方英、李怀亮、孙丽岩：《中国文化贸易结构和贸易竞争力分析》，《商业研究》2012年第1期。

[104]Mukul Devichand.How the WestShaped China’s Hidden Battle of Ideas.BBCNews,9 July 2012, http://www.bbc.co.uk/nes/magazine-18741088.

[105]武晓荣、王晓芳：《中国文化服务贸易现状与对策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06]王豫刚、邓喻静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命题》，《环球》2009年第9期。

[107]张国祚：《“文化中国”喷薄欲出》，《半月谈》2007年第22期。

[1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109]Guiomar Alonso Cano,eds.,Culture,Trade andGlobalization:Questions and Answers，UN ESCOP-ublishing，2000,p.15.

[110]张蔚然：《中国文化贸易逆差大海外商演收入不及马戏团》〔EB/OL〕.http://www.chinanews. com/cul/news/2010/04-28/2251290.shtm.

[111]丁伟：《发展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历史机遇》，《光明日报》2004年9月22日。

[112]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

[113]罗建波：《中国崛起的对外文化战略——一种软权力的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114]江志君：《我国版权贸易逆差扩大问题透视》，《中国贸易报》2006年3月24日。

[115]〔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的新构图》，《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2期。

[116]http://academic.media china.net/xsqk_view.jsp?id=1058.2003年4月25日。

[117]杨卫东：《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文化帝国主义》，《国际论坛》2013年第4期。

[118]蒋晓丽、王积龙：《跨文明传播的不对称性》，《思想战线》2005年第5期。

[119]《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页。

[120]蔡武：《扭转文化产业“纽扣现象”》.http://news.ccnt.com.cn/zx.php?col=43&file=25664&Pa geNum=2.，2009-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