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后的机遇与挑战

第四节　中国加入WTO后的机遇与挑战

一、“入世”符合中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一）使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入世”可以扩大中国的市场范围，增加贸易机会，改善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提高服务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阔的领域、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把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引进来”和“走出去”，把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入世”后，客观上要求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和法律体系，消除生产方式中不适应时代要求和生产力发展的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法办事，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三）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入世”有利于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入世”会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同正在进行的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紧密结合，依据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全球产业发展趋势，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推进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国民经济在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轨道上运行。

（四）促进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入世”后，台湾地区作为中国单独关税区也成为WTO第144个成员。两岸“入世”后，都要遵循WTO的非歧视原则和市场开放原则，将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实现“三通”，促进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二、“入世”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一）拓展国际市场

WTO通过实施和管理各成员提供“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环境。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增加了竞争的公平性；透明度原则增加了贸易的可预见性；保障措施救济成员经济因履行义务而遭受的损失。“入世”后，中国将在国际贸易事物中享有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加稳定的国际经贸环境，享受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便利，这对于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拓展国际市场、发展同各国和地区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入世”后，中国可以直接参与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修订和制定，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分享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机遇和利益。

（二）改善投资环境

中国政局稳定，市场容量大，生产要素成本低，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具有扩大吸引外资的良好条件。“入世”后，中国向WTO其他成员提供国民待遇，提高贸易政策及法律、法规的透明度，扩大市场准入的范围，逐渐实现投资自由化，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将大大降低，外商投资的空间也将扩大。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必将促进中国利用外资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

（三）扩大对外投资

“入世”后，国内有条件的厂商，可以借“入世”后的机遇，走出国门，开展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更好地开拓国外市场。推动中国企业在更大程度上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入世”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更大的空间。中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市场、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在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开展合作与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按照WTO规则和”入世”的承诺，中国将进一步加快改革，国内地区间的封锁和一些行业的垄断将逐渐打破，生产力要素将得到更加有效、合理地配置，资源优势将得以充分发挥。

（五）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环境中，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磨练，这种现象已有所改观。但多数国有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入世”后，随着市场开放的扩大和跨国公司更多的进入，中国企业将不得不接受国际竞争的冲击和考验；与此同时，企业会有更多机会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和借鉴国外企业先进的运作方式、管理经验，通过与外商的合资与合作，加快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换代，增强竞争能力。

（六）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许多部门，尤其是在许多重要行业，比如金融、外贸、供电、交通运输等行业中，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入世”后，一些行业将取消对民营的禁令，与其他企业的待遇日益平等，为民营企业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三、中国“入世”受到的挑战

中国“入世”后，也会面临一些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以下方面：一些政策法规还不适应WTO规则，法制观念不强；政府已有的和惯用的宏观调控手段受到制约；部分工业产业竞争加剧；就业问题突出；人才竞争加剧；地区发展可能更加不平衡；中国与世界经济贸易关联度加大，中国在接受世界经济正传递的同时，副传递也将加大；世界共同性的疾病和“公害”在中国传播有所扩大，社会矛盾有所加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