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客家人的发展

（四）出行方面

客家先民主要迁徙（出行）路线是由北而南沿水路下来，在主要水系周边不远处寻找生存机会，刻意找到能够远离战争的、交通阻隔的边缘山区。秦代以前，今桂东南属“百越之地”，山岭连绵，岭谷相间，“喀斯特”（岩溶）广布，自然环境恶劣。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东灭六国，北定匈奴后，命赵佗为统帅挥师五十万南下，平定“百越”（今广西，广东一带）实现其统一大业。因桂北山高路岖，运送军需极为不便，秦军粮草不济，久战不下，士兵“三年不驰弩”。秦始皇令史棣凿灵渠以通航道。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14年），包括有客家先民在内的十万秦军历经4年修成33公里长的灵渠。秦军得到了经灵渠源源不断运送的军需物资，最终将百越纳入大秦帝国版图。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派遣大量军卒到岭南镇守边疆，留下五十万人就地开发，开创了汉人南移的先河。秦末，中原动乱而岭南偏安，迁徙岭南的客家先民不返回中原，而在岭南定居、生活和发展。如，《钦州宁氏族谱》载：“至秦始皇平六国后，使任嚣、赵佗定百粤，谪中原五十万人戍南粤，我君（宁逵因公以戍）。”宁氏之后裔散居于博白、浦北和灵山一带。至今，定居于博白县那林、江宁两镇山区的宁氏族人，主要讲客家话。

秦王朝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桂江，第一次打开了长江与西江两大水系的水上通道。这些客家先民为在西江流域创置郡县、移民拓殖西江沿岸平原，创造了良好便利的交通条件。沿此路线可上溯至浔江和郁江，从而加强了浔江和郁江沿岸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了今广西地区西江沿岸各族人民的交往与经济社会的开发、发展。据记载，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南征交趾，“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宗南下，汇集合浦，”^[33]即充分地重用了秦代开辟、西汉利用的湘桂水路和西江航道，并将这一水路向南开拓至合浦。新开拓向南延伸的路线，即在今藤县北流江口进入北流江朔江南下，至今北流县城附近舍舟登陆，过鬼门关，至今玉林市玉东新区茂林附近马援营转入南流江，经马门滩直下台浦。（当时为人马粮秣中转设置的军营城堡，史称“马援营”，至今遗迹尚存——位于玉林市玉东新区茂林镇东南，南流江东岸。）从此舟楫通行，人无艰阻，使客货通过能力大大提高，从而为以后进一步开发桂东南及加强和安南的联系打下了良好的交通基础。北流江、南流江及联系二江的陆路形成的联水陆运交通线，使郁（玉）林州城人烟辐辏、市肆繁荣、户口繁殷，从而维系和发展了它在桂东南物资集散地和南北物贷使客中转站的地位，并上升为“岭南一大都会”。

广西客家人主要聚居的南流江是合浦北上的水道，成为南海古丝绸之路的内陆部分。秦汉定都关中，与岭南和海外联系，取道秦岭，入汉中，跨洞庭，溯湘江，经灵渠，顺湘、桂走廊，过鬼门关，顺南流江即出合浦而达北部湾。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象牙、犀角、玳瑁，亦为假道南流江输入的舶来品。南流江——“古丝绸之路”带动了玉林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汉代生产的鬰林葛布，进贡朝廷，以至京城“榜人皆着鬰林布”。^[34]因为交通便利，加上桂东南地理及气候条件优越，南流江两岸成了中原人南来首选的“安置点”。可以说，客家先辈虽是以各种原因而来，却是因为这条南流江而自愿停步，大量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与文化信息。航运发达的南流江上，无数文人、武士、商人穿梭往来、南来北去，加速了当地经济发展，推动了文化、语言的融会、变化和发展。这种无心插柳的结果，使南流江流域经济富庶、文教兴旺，自古以来一直是广西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而在农耕时代，人口的多寡与经济的发达密切相关。目前，南流江流域仍是广西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广西七百多万客家人，博白就有一百多万，加上周边合浦、浦北诸县，南流江流域的客家人要占广西客家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凡此，客家人在不断迁徙与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只有在社会物质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才有了基础；只要能够安居乐业，人们都处于互相敬重的和谐环境中。客家社会优先选择衣、食、住、行等物质基础的全面建设的文化理念及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正由于这一理念的薪火相传与不断实践，才使得客家人在颠沛流离的艰苦环境中得以立足、发展、壮大，才使得客家群体在发展所在区域社会的经济以及为国争光的历史长河中大放光彩，才获得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广西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等高度赞誉。客家这一“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的典范”，向世人展示了和谐的真谛：加强物质基础等建设，能让人们前进的步伐走得更加稳健有力，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们的心情更感幸福、更有尊严。

【注释】

[1]殷晓玮：《东方古城堡——福建永定客家土楼》，文汇读书周报，2008-06

[2]罗钦文：《总书记春节看土楼 客家文化受瞩目》中国新闻网，2008-02-18

[3]广西日报 2008-12-20

[4]2011-04-14 17:17.来源：中国新闻网

[5]《管子·牧民》

[6]《史记·货殖列传》

[7]清《世宗实录》（卷六一）

[8]曹文深：《全州志》（卷一）

[9]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10]曹文深：《全州志》（卷一）

[11]《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

[12]《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

[13]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服用门》

[14]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诗》

[15]黄现蹯等：《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

[16][明]郭棐：《宾州志》（卷一四）

[17]程大璋：《桂平县志》（卷二九）《纪政·食货中·民业》

[18]龚政、梁崇鼎：《贵县志》（卷三）《社会·生活状况》

[19]饶任坤、卢斯飞：《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5页

[20]《礼记》

[21]《孟子·告子》

[22]班固：《汉书·郦食其传》

[23]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五民》

[24]曹文深：《全州志》

[25]《柳城县志.民事》卷四

[26]严永通、凌火金：《广西客家山歌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199页

[27]谢启昆：《广西通志·宦绩》

[28]郑树钰、廖允武：《客家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成就了客家人的辉煌》，臷于第22届世客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版，第401页

[29]《阳朔县志·物产》卷三

[30]钟文典：《广西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31]《柳江县志·民事》卷二

[32]钟文典：《广西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33]韩光辉、张宝秀：《地理科学》第12卷第2期（1992年5月）

[34]文德馨、牟懋圻：《玉林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