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实践的转向

5．3　城市设计实践的转向

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建构，总体性反思也是为了探寻这个“现代化范式”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时代中城市设计实践可能的出路。更进一步，为了达致规范性的城市设计实效——“维护与增进城市建设环境的公共价值”，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在“社会变迁的缝隙”（enclaves of social changes）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动者。面对当前的实效困境，本土城市设计实践的转向包括城市设计研究、教育、编制和管理实施在内的城市设计活动，在当前社会系统的变迁环境中可能采取何种切实、积极的思想与思维性转变，以推动和趋近城市设计的规范性实效目标。

诚然，城市设计的编制、实施管理的机制性、程序性和技术性层面的优化与改善是内部运作机制有效性的重要技术保障，城市设计的法律保障、机构设置与实施策略等制度化措施亦是城市设计有效运行的制度性基础^[88]，但笔者始终以为，当代中国的本土城市设计实践面临的实效困境根源是这些技术保障与制度基础之外的，是来自于实践自身伦理与实践外部环境的价值因素偏失。实践者实际“如何做”的前置必然是其已具有“应如何做”的价值判断及其对自身所处具体环境的立场选择，在此前提下才产生了我们所见的真实社会语境中实践的实际作用。笔者不懈探索“理想的城市设计实践应当是怎样的”，并以之为规范性导引，透过经验研究的实效判析，对当代中国城市设计实践整体形成批判的总体性反思，就是建基于对当前城市设计实效困境的价值层面思考。笔者不赘再次强调，对于城市设计者而言，把握实践的技术方法和运行机制无疑是重要的，但“为何实践”或者“实践的价值基点为何”却比“如何实践”更亟待澄清。

因此，笔者提出城市设计实践的“转向”，并非试图构设一系列解决实效困境的技术与制度“对策”，也最终未转变为“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而更多的是在对实践反思基础上提出城市设计研究、教育、编制和管理实施等实践活动在“理念范式”或“思维模式”上的某些转向。这是尝试为“如何实践”建构思想转变的理论基础和行动基点，给予实践者对自身“生存状态”以启示和引导，增强实践者对自身工作的省思，包括对实践环境的判断以及自我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