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专业实践思维模式的变革

5．3．2　城市设计专业实践思维模式的变革

思维模式以形成定式的思维作为表现形式，是潜意识中固化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方式，反映了理性思维的方式和过程。思维模式依赖我们过去的体验、常识、认知、感受，包括理解和认识事物，以及确定目标、选择手段、作出评价的方法。尽管思维模式更多的是个体化的东西，但作为从事城市设计技术活动的专业者共同体，他们存在的共同思维模式值得探讨，正是这样一些相对固化和积淀性的专业实践思维模式，产生了专业者特有的行为模式。而若欲促使专业实践的转化，首先须变革专业实践的思维模式。

源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学科基础，城市设计专业者在当前实践中主要承受理性功能的思维模式。作为现代工具理性的产物，所植基的价值立场出于实证主义的环境功能主义。现代城市规划（有如绝大多数其他现代专业）的思想基础是科学主义与技术理性（童明，1997）。“规划——即为实现一个理念而对种种活动和资源作出协调一致的、合理的安排——这个概念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现代概念。”（Martin Albrow，2001）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蕴含并肇始于现代性的思想，甚至说“现代城市规划是现代性的运动”（Martin Albrow，2001）。而现在指导专业理论与技术发展的，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主导地位的规划科学观念是追求完全客观的、将事实与价值分裂的“科学性”（张兵，1998）。虽然建筑学所特有的主观感性思维也体现在城市设计方案创作过程中，但专业者所经历的设计决策程序——调查、深入分析、综合、评价、决策和反馈显然是一套基于技术理性的“科学的设计过程”（克利夫·芒福汀，2004）。从问题的界定、理念的发展到寻求解决方案，甚至强调方法的运用导致良好的设计，城市设计专业实践的思维模式本质上更接近城市规划编制的技术理性思维。因此，城市设计者的思维特征在表面上看与建筑师更为接近^[98]恐怕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即便这种“图示思维”也是在理性功能思维模式指导下的具象化^[99]。

现代城市设计中的理念、方法和技术都是建基于工具理性思维基础之上，在目前国内专业活动中基本上仍居于主流地位。王鸿楷（1999）曾批判“理性功能”的思维模式缺陷在于：①在方法论层面，它是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②完全理性是否可能，以及许多相关的支持条件是否存在（包括有限理性、问题解答的次优化等问题）。③该模式预设的操作环境是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理性功能思维模式未能察觉规划的成败常系于政治与社会的可行性，而决定此等可行性的政治、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却完全非理性功能思维模式所能涵盖和处理。④技术是价值中立、无所不能的。王鸿楷认为，“此种以工具性企图为基础的理性化，对个人而言，导致了日常生活中道德意义与自由的丧失；就环境规划专业的实践而言，则造成工作自主性的严重局限与技术视野之狭隘化，以及决策过程反民主的后果。”

当代中国社会的急遽转型，要求城市设计专业实践的思维模式因应社会体制变革和文化意识形态变迁的挑战。在不排斥理性的基础上，城市设计专业者应将个人经验的、社会学的以及实证的三类性质不同的知识与价值整合起来，作为城市设计专业决策的思维依据来面对科学、社会正义以及公共利益的挑战。对专业者而言，此种思维模式所转向的是一个民主、开放，对所知反省与学习、讨论、辨析、协调、折中的过程。而所谓“公共利益”则应被看成为此一过程里追求共识的努力与动态过程（张兵，1998；王鸿楷，1999）。

此种思维模式变革之根本在于，城市设计的终极目标是将城市设计思想予以社会普及，而自觉内化为公共部门、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对城市环境发展的公共意识，形成对都市品质的集体共识和持续性关怀，城市设计专业思维从“技术理性”转向“交往理性”^[100]。如果我们认同城市设计首先是作为一种“观念”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的始终（庄宇，1997，2004），可化身为各种环境规划专业所能共享的环境态度，反映居民个别的与集体的生活期望与记忆（林崇杰等，1996），那么城市设计思想应尽可能转化为大众的理解和认同。专业者应放弃相对于民众使用者的技术权威傲慢，自觉将城市设计知识、过程“解密”（demystify the design process）以及将城市设计过程“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he design proces）^[101]。专业者应将知识和技能向建设环境使用者公共化，使其能逐渐理解并真正有能力就关心的公共环境问题形成对话和辩论，而不是以保守的精英姿态从舞台中心对周边群众作布道式的“宣讲”。对项目所在社区、周边社区乃至关心公共事务的一般民众，专业者都有教育的义务和责任，主动动员居民参与到有意义的公共辩论中来，这样才是真正的“面向”（to）、“为了”（for）、“与”（with）公众的“市民城市设计”。

诚然，当代中国社会的市民素质普遍不高，公民精神匮乏和缺乏公共事务意识，同时国家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还相对滞后，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双向不足困扰着有热情的专业者，使得专业过程的社会化努力在社区实践中屡屡遇挫。然而反省我们专业者自身，真的已经从“业内人士”的精英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了吗？社会、体制环境不理想是否容易成为专业者担忧失去“话语权”而将专业领域封闭化的借口？易言之，专业者在技术化的“工程思维”（石楠，2005）和保守主义思想支配下，还不习惯主动向民众“赋权”，鼓励和辅导市民参与城市建设环境的塑造过程。在此以台北市第一届都市设计奖为例，其活动主旨陈述值得借鉴：“从技术层面而言，都市环境中的民众参与可以在不同的推动时程介入，例如，推动发起案例、规划阶段或设计过程、施工阶段以及长期维护保养的工作的参与等等，但其最终目的，在于使都市环境成为市民可掌握的公共事务。”（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1995）无论在城市公共环境抑或社区公共环境中，公众与社区居民能否真正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营造者，是相当宽泛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议题。我们强调专业者作为其中重要的行动者，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专业者对传统思维模式的超越和变革，是要进一步努力与不同使用团体进行温暖的对话，亦即在环境分析与行动策略方面帮助人们发现他们自己的期望、喜好、价值与意义，甚至以人道主义的价值，保存地方的历史，表现环境的地方讯息（夏铸九，1995）。更多考量地方居民的价值与经验，解放出居民对地方环境的想象力，放弃专业主导的单向理性功能思维，这才是专业实践在理性基础上融入人文关怀的根本思维模式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