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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想象力

时间:2022-12-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毫无疑问,这些杰作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评论家陈超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文学主潮始终被一种自发的、被动的写实性所裹挟。论者认为,文学想象力的形成,并非仅仅凭依个人的天赋,它是整个文化基础的产物。中国的文化人,长期濡染于儒学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务实,强调面对现实,强调借鉴往昔,强调以古鉴今,往往表现为背对未来而面向历史,对幻想、玄思不感兴趣。但也有人对中华民族缺乏想象力的提法提出质疑。

按说,文学想象力应该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话题;而我是从事散文创作的,散文一向被认为同想象、虚构不搭边,由我来谈文学想象力,即便算不上南辕北辙,起码也是难以切中肯綮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出这一问题的普泛性、迫切性与重要性。

无疑,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想象力就是生命力,它直接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的成长与发展。黑格尔老人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想象力贫乏,即使他有再深的功底,那他的创作生命也无法保持鲜活,甚至会逐渐流于枯萎。而缺乏想象力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失去创新的根基,必将沦为社会生活一般性状的文字记录与形象写照。

为此,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想象是文学性的一个基本特征,为一切文学门类所必需,任何作家都有责任、有资格来探讨它;何况,“想象与散文无关”的论点大可商榷,我将另外著文加以探讨。

我是小说、剧作的痴迷者,尤其是对那些想象力超常、能够启迪心智的作品情有独钟,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夫卡、卡尔维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椅子》、易卜生的《当我们死而复生时》、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剧作,每番展读,我都从心底里佩服这些作家的卓越才华。

毫无疑问,这些杰作都是想象力的产物。那么,作家、艺术家,他们是怎样发挥想象力的呢?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在《姑娘身上的社会学》这篇随笔中,道出了其中的奥蕴:

我的细节意味着物件、声音、言语。比方说,从我正前方一位姑娘的外衣上,我看出了做衣的材料,还有这件外衣所需要的做工——因为它是一件外衣,而不只是一堆材料——我看出脖子周围的丝线是精心绣上去的,多番加工才造就了这样一件外衣。如同读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入门课本,我立即看见了面前的工厂和各式各样的工种:制造原材料的工厂,制造深色丝线以便装饰外衣弯曲领口的工厂。

我还看见了这些工厂里各种各样的车间、机器、工人以及缝纫女工。我透视的目光甚至可以穿透到办公室里去,看到那里的经理们在试图保持克制,还有些家伙在开始算账。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这一切之余,从这些在办公室和工厂里打发工时的人们身上,我还看见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一个没有封闭的世界在我眼前一览无余,全部都是因为无足称奇的深绿色丝线给浅绿色的外衣镶了边,被我面前一位姑娘穿在身上。我只能看见这位姑娘褐色的脖子。

生活的所有方式都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感觉着爱情、秘密以及所有这些工作者的灵魂,因为他们,我面前这个乘坐电车的女人才穿上了浅绿色的外衣。在这个背景上,一束深绿色的丝线司空见惯地曲折环绕着她人类的脖子。

我越来越有点眩晕。电车上的椅子,结实、漂亮的车厢,把我带向遥远的地方。它们也被分解成工业、工厂、房子、生活、现实以及纷纭一切。

联系到我们身旁的作家以及某些作品,我觉得,许多人不肯开动脑筋,精密细致地观察事物,到在一起,习惯于高谈阔论,侃大山,发高见,而不善于驰骋飞扬的想象、捕捉灵感的火花,以致作品的想象力十分匮乏。这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文学创作的一条软肋,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有些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还原生活。当今,充斥于纸本与网络上的所谓“私人化写作”、“自传体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形形色色的作品,说是纪实又有虚拟,而若视为小说,其中又杂有大量的个人实际经历,光怪陆离,唯独不见想象的踪迹。评论家陈超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文学主潮始终被一种自发的、被动的写实性所裹挟。诸如“新写实”、“新体验”、“新市民”、“新状态”、“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文学”、“美女文学”、“新商战小说”、“白领文学”、“日常主义口语诗”等等,形成了没有活力的,低俯而黏滞的琐屑写实性的连续文脉。它们不约而同地挤压着、减缩着文学创造中的精神超越与想象力,贬抑个体主体性对存在的形而上观照,将文学的可信感完全寄托在生活事实表象上,从而将一切都纳入到叙事视界的漏斗中,加速了“集体遗忘”的进程。

对于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今文学作品想象力不够丰富,人们在认识上不会有太多的分歧;但当论及想象力衰颓的成因,可就见仁见智,各有说辞了。大别之,有下述几种看法。概括起来,一则归咎于固有的文化传统;二则认为肇因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三则从时代方面立论;四则从作家自身的缺陷找原因。看来,都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但恐怕也未必能达成共识,使人完全信服。

论者认为,文学想象力的形成,并非仅仅凭依个人的天赋,它是整个文化基础的产物。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天才的艺术作品,同其所处的民族、时代、文化基因提供的条件有着直接联系。一般情况是,作为时代的产物,作家、艺术家总是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必要的营养,然后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和天才的想象力,使它从无到有形成一个文本,一种艺术形式。而创造性思维与想象力的生成,则不仅依靠个人的天赋、才情,更有赖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这个客观背景。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那么,我们许多作家缺乏丰富的想象力,是否同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有着直接关联呢?有的论者提出,总体上说,或者相对而言,我们这个民族的想象力是不够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人,长期濡染于儒学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务实,强调面对现实,强调借鉴往昔,强调以古鉴今,往往表现为背对未来而面向历史,对幻想、玄思不感兴趣。幻想、玄思离不开神奇魔幻、怪异荒诞,而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却是“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因而,在中华泱泱大国,特别是汉族人群中,充满着想象力的传说、神话,是比较贫乏的。

但也有人对中华民族缺乏想象力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我们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像上古的神话,古代的《易经》、楚辞、《山海经》,中古的六朝志怪、唐诗、唐传奇,后来的《西游记》、《封神榜》、临川“四梦”、《聊斋志异》等,都属于天才想象力的产物。《封神榜》中的雷震子,有人认为,是最早的个人飞行器。嫦娥奔月传说,甚至被西方一些学人奉为女权主义的经典文献。尽管在这种东方式的浪漫幻想和现代“深度撞击”背后的科幻理念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但总可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想象力丰富的文化传统。

持“学校、家庭教育限制了想象力发展”的论者认为,想象是人类飞翔的翅膀,而儿童时期正是这一“翅膀”迅速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大约八到十四岁),儿童想象力呈发展趋势,过后便逐步停滞、萎缩。少年时期,会提出一些令成人无法琢磨的问题,会对事物进行特殊的组合。在他们心目中,星星会说话,小草会摇头,河水会唱歌。采一根小草,捧一把泥土,拾几个石子,他们会做出“丰盛的美餐”;几个瓦片,一堆乱石,几根木棍,可以吸引他们全神贯注地进行美轮美奂的建筑“创造”。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那么,我们身旁的孩子想象力究竟如何呢?前几年有一份调查,被称作“火星叔叔”的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兰迪斯博士在一次中国之行中,请一些少年为将于2003年发射的火星机器人起个名字。结果是,绝大多数名字都缺乏新意,没有自己独家的思考。不外乎“童年号”、“宇宙邮递员”、“蜘蛛侠”等,除去老掉牙的陈词儿,就是来源于好莱坞的电影。

这同普遍遭受诟病的应试教育有直接关系。为了忙于应试,教学上以灌为主,学生以记为主,师生互为作用,在题海中挣扎,疲于奔命。学生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不得不死记硬背标准答案,以求万无一失,结果阻塞了想象的通道,限制了思考的空间。能够提出问题的人是善于思考的人。现在的学生提不出问题,师长也不鼓励他们提出质疑,独抒己见。从家庭来说,父母对于孩子,一向是教导他们顺从、听话,而不鼓励拔尖、竞争,出人头地,不支持独立见解、逆向思维,更反对特立独行,冒险犯难。总是把成人的兴趣与习惯强加于孩子。鲁迅先生早就痛切地批判过,“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怎能培养出富有想象力的人才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台记者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智力测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儿,让被试者回答这是什么。问到机关干部,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对答为好。问到大学生,他们则哄堂大笑,拒绝回答这个只有傻瓜才感兴趣的问题。问到初中学生,一个人举手回答是“零”,一个学生大喊是“英文字母0”,却遭到班主任的白眼。最后问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他们异常活跃地举起小手回答:“是月亮”、“是乒乓球”、“是烧饼”、“是妈妈的玉镯”、“是李谷一唱歌时的嘴巴”、“是赵老师发脾气时的眼睛”……事后,电视台记者为这个节目起了个名字:《人的想象力是怎样丧失的?》。我们发现,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所受教育越多,人的想象力就越贫乏,越萎缩。

另外,视觉文化的风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想象力的发展。电视等现代传媒,因其表达手法多样,声画相互配合,而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可是,实际上,大多数的视像是缺乏意义与深度的。即便是内在涵蕴比较丰赡,也因为电视予人以既定的成型的画面,长此下去,人们便会放弃想象的主动性,形成一种思维惰性。而书面文字却与此显著不同,它需要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把那些单调而枯燥的符号转化为丰富的具象,在自己头脑中构筑一个繁复、生动的世界。加之,电视上的画面与声音的流动,在人的脑海中停留时间很短,不等人们去思考、想象,转瞬即逝,观众始终处于被支配状态。而读书就不是这样,读者是一个主动者,一卷在手,可以从容展读,细加品味,并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再现与充实书里的内容。据此,英国一家公司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电视看得越多,人的想象力便越少;而读书越多,想象力越丰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想象力日益受制于理性的约束,受制于思维方式的程序化、单一化。正如刘永丽博士所指出的,科学在开拓人类视界的同时,也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最明显的是思维的程序化、单一化,影响了想象力的发展。在文学领域里,这种过分地强调科学的客观写实的创作方法,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过分地注重科学的数理的逻辑,而失去了漫无边际的想象。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在世俗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生存的人们已习惯于把任何东西都作理性的、世俗的解释。

但是,对此,有些朋友提出质疑,他们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反问我:你刚才还说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大批作家具有超常的想象能力,那么,他们不是同样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吗?他们中没有谁像鲁滨孙那样完全与世隔绝,或者类似原始人过着穴居野处、远离现代化的生活。这又是为什么?

质问、倒逼的结果,将问题聚焦到作家本身。这当然是毋庸置辩的。只是,说到作家自身,情况实在错综复杂,各人之间千差万别,禀赋与才能,阅历与环境,因人而异。立论的基础应是有代表性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否则必贻“以偏概全”之讥。而我这方面的准备是不足的,因此,所陈述的只能是“一孔之见”。

现在是一个充满浮躁、心性粗疏、缺乏个性、忽略细节的时代。鲁迅说,没有悲哀与思索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文学生命的存续有赖于思维的张力和艺术想象力。当前,广大作家、艺术家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潮中,经受着多种多样的物欲熏染与心灵羁绊,形成了影响想象力升腾的层层障壁。有些人沉浸在声色喧嚣、欲望角逐之中,无法沉静下来,遗失了细腻、丰富的感情,解构了心灵震撼的感觉;有些人的心灵感觉在逐渐迟钝化、粗糙化,无暇欣赏周围的风景,任何事物也唤不起新奇的感觉;有些人终日处于困惑、焦虑之中,举止匆忙,心情浮躁,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眼睛只能适应快速转动的画面,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想象的翅膀根本无法展开。

后现代文化的浅表化、碎片式、去除中心、脱离深度,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论者指出,有些作家在创作理念上,以“后现代性”或“现代文学”为依归,倡导“平实、凡俗之谓美”,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倡导人们的精神追求是平凡的世俗生活;把创造性的艺术实践理解为琐碎的、偶然的、无意义的行为,属于个人性的生命律动。有的则以某种类型的新小说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恰好是在对想象力的自觉限制里体现出它的新异为借口,否定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不可或缺性。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置身于“生活流”中,提倡平面化、被动式地还原生活,强调“当下时态”、“现场环境”,注重人的生物性特征,沉迷于物质享受与原始欲望的张扬,而缺少主体性的深度追求,缺乏艺术的批评向度,缺乏超越精神与审美观照,充其量只能贴近表面的“生活的现场”,而没有能力抵达“存在的现场”,从而“写出生存与人性的实质”。

论者认为,有些作家以粗鄙化、媚俗化的拆解与拼合为表现形式,结构杂散,头绪纷乱,只关注个人经验,张扬个人言说的权利,有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错位,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除了现实场景的照搬和庸俗化、媚俗化的搞笑逗乐,体现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全力追求文学的商业性回报,走机械复制、拷贝制作的路子,创作成了迎合市场趣味的复制品。这样,直接导致了精神探索的消解,造成了美学追求与想象力的流失。

论者指出,想象力的匮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社会出现的精神危机,其结果,一是使有些人失去生命的价值感和方向感,类似无根的浮萍,成了所谓“空心人”,有的不仅失去外在的完整性,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割裂、对立状态,而且失去了内在的统一,被各种矛盾冲突弄得支离破碎,成为所谓“碎片人”;二是有些作家尽管醉心于现实生活的仿真与模似,却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洪流的兴趣,而是习惯于坐在宾馆里“海客谈瀛”,徒逞舌辩;或者走粗俗、简陋的捷径,忙于编造、传播粗俗的货色,张扬狂肆的欲望,却不愿从实际出发,到现实生活中去发掘新鲜事物,汲取生命灵泉和旺盛的活力。

缺乏想象力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成因,如上所述。那么,怎样解决问题,也就是如何培养与发展作家想象的能力呢?

我首先想起了马尔克斯关于在创作《百年孤独》时构思让俏姑娘雷梅苔丝飞上天空的切身体验。他说:

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中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有了!”我想道。俏姑娘雷梅苔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床单便是现实提供的一个因素。当我回到打字机前的时候,俏姑娘雷梅苔丝就一个劲儿地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想象力源自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艺术的审美观照,当然,也需要一个有准备的头脑。西方现代理论家怀特海认为,想象与事实不能分离。想象是探明事实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在于,引出适应于事实的一般原则(正如事实的存在一样),并对符合这些原则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理智考察。它能使人建构一种新世界的理智的远见,并以提出令人满意的目标来永葆生活的热情。

著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知识和人的想象力有着有机的联系。乍听起来似乎很荒谬,然而这是规律。可以说,想象力随着知识的丰富而增长。”他举例说,我们刚一踏上巴黎的土地,就会突然感受到巴黎的魅力。然而,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对巴黎事先有所了解,并且一心向往。不管你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必要的有关巴黎的知识,那你来到这座城市,会仿佛觉得一目了然,“仿佛城市上空罩着一片青铜的反光镜——它伟大的历史、名声和智慧的光辉、名人的魅力、凡尔赛宫的簌簌声、永远那么神秘的卢浮宫的昏暗、热情的巴黎人熙熙攘攘的人群”。反之,如果对巴黎毫无了解,那就只会感到人声嘈杂,令人疲倦,有许多东西不可理解,自然更谈不上什么想象力了。

想象力有合成型与创造型两种类型。有些作家的作品,不能说没有想象力,但它主要表现为对于经验、观察、思考的重新组合,或者细节的连缀、故事的演绎,而缺乏创造性的奇思玄想——借由创造性的想象,使有限的心灵直接同无限的灵智沟通。创造型想象力不是停止在对现成形象的连缀与描述上,而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务重新进行创造,这种想象的特征在于新颖、奇特、独创。

文学评论家摩罗认为,想象力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问题,想象的活动不是简单的思维活动。我们中国不乏智商很高的人,智商高的人思维肯定非常活跃,但智商高的人,未必就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直接跟一个人的精神领悟力,一个人的信念紧紧相关的。对于一个敢于为他的想法付出努力、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承担患难的人来说,任何事情他都是可以想象的,他有最伟大的想象力,最开阔的想象力。难以催生,不可复制,无法剽窃,想象力因其独特的气质,决定了天才标准的唯一性。艺术的殿堂复杂和深远,唯有想象的翅膀能轻松绕穿于暗道与狭堂,冲破禁锢,洞穿一切,自由游弋。

最近,通过阅读评论家的有关文论,我从中归纳出几个直接关联着想象力发展的问题:

一、如何使想象力与经验、学识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现实生活中一个常见现象,是富有经验的人却缺乏丰富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发达的人又往往苦于经验不足;腹笥丰厚的人,想象力一般是匮乏的,而富于想象力的人又缺乏知识储备。这是一个现实中亟待解决的矛盾。怀特海认为:

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就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象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在此,一件事实将不再是纯粹的事实,因为它被赋予了全部的可能性。记忆不再是一种负担,因为它如同我们梦境中的诗人和我们的目标设计师一样富有生机。为此,一所大学的特有功能就是运用想象力去获得知识。大学是富有想象力的,否则就不是大学,至少毫无用处。

这里说的是高等教育,那么,中学、小学,一些专业学校,特别是各级鲁迅文学院,各种作家培训班,是否也应承担这一职责呢?关于训练的途径,怀特海也有所论列,他说,想象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需要多种多样的经验,需要同那些在观点上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相互激发,还需要在促进知识的发展时,为周围社会的成就而自豪的兴奋和自信。想象力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然后永远保存在冰柜里,让其以固定的数量定期增长。学习和富有想象的生活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一件商品。我觉得,上述说法对于我们也同样适用。

二、如何实现想象力与可信感的统一?想象并非一空依傍,不着边际,完全无视文学的真实性。评论家陈超指出:“与美术、音乐中的想象力不同,文学话语固有的具体生存语境压力,和词语使用的全部历史留下的痕迹,决定了我们在衡量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力的价值时,必须同时将其真实性考虑进来。想象力与真实性,二者在文学作品中应是互为条件、彼此打开的,离开任何一方,文学文本在意味和形式上的有效性都要大打折扣。”他还引述了米兰·昆德拉在界定“小说的想象”这个关键词时,举出的小说《笑忘录》里的实例:塔米娜在“孩子岛”被凌辱、强暴、被逼迫去跳集体圆圈舞的情节。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由想象力构成的荒诞、恐怖的情境,似乎匪夷所思,但它应比那些有限的写实,更具有骨子里的可信感,也更能激发读者对“幼儿暴力乌托邦”的思考与批判。

三、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想象力与现实性、世俗化,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的实质,是作家如何调整思维方式,破除思维僵化、程序化、单一化的问题。

四、如何在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中,葆有艺术的批判向度、超越精神和审美观照?如何使现象的、经验的准确性与想象的、超验的虚拟视野保持美妙的平衡?如何使生活故事的描写能力和生存情境的想象能力保持统一,同时到位?如何从表面的“生活的现场”抵达反映本质的“存在的现场”?

我想,在寻根溯源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加以认真研讨、切实解决,将会有助于增强想象自觉,提升想象能力。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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