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问题

武二虎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正确解答这个命题必须弄清楚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谁去化”“化什么”和“怎么化”的问题。“谁去化”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化什么”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象和内容的问题；“怎么化”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和路径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澄清这三个基本问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并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出巨大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理解

关于“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最早是由艾思奇等人提出的，他在1938年4月枟哲学的现状和任务枠中写道：“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1］。他认为哲学不是神秘的思想也不是在学院里的运动，哲学必须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走出学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形成理论，并且在指导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枟论新阶段枠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教条必须少-，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毛泽东在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和发展。那么究竟该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呢？笔者认为其自身应包含三方面内容，即“谁去化”“化什么”和“怎么化”。“谁去化”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化什么”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象和内容的问题，“怎么化”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和路径问题。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谁去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谁去化”的问题，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中“谁化谁”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人们采用以往的传统思维方式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些错误的理解，因此，有必要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谁去化”的问题。

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有的是停留于“体用”关系思维模式中的解读，认为“中国化”就是以中国哲学为“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用”，或者相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哲学为“用”。这两种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错误的认识。所谓“体和用”是针对同一事物的本质和功能而言的，如果我们用“体用”的思维方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会导致丢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或者丢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不能从传统的“主客体”关系思维模式去进行解读，因为在这种解读模式中，把中国预设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中的主体看成是能动的“主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被动的“客体”。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际的重大问题”等，都是实存的一种实际，它们都是主体，即去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要去化的一种客体。如果我们把中国预设成主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客体，就会造成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对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产生误读，所以这种“主客体”关系思维模式也不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解读。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谁去化”的理解，应该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的逻辑的主客体关系来理解，即从实践理解的主客体关系来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过程中，“谁去化”或“谁化谁”的问题，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中，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化中国的“重大问题”“传统文化”，还是用中国的“重大问题”“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如果以中国的“重大问题”“传统文化”来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那化出来的不可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强调的是用从实践理解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去化中国的“重大问题”“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什么”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化什么”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有的学者则认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精华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以上两者兼而有之，并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使其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够全面和深刻。笔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什么”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化”中去同中国的“什么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所强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具体地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重大问题相结合。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3］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4］这就说明中国重大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需要，这是中国现实需求的召唤。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与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相结合，去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如同在20世纪40年代艾思奇说过，“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5］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际问题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点：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我们传统教科书中所理解的物质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要在实践中去理解一切相关哲学问题的实践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用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其二，在面对中国不同时期的众多问题时，必须找出每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用实践思维和实践逻辑去分析和解决。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的重大问题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例如，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的主要问题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革命的实践思维方式，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形成了建设的实践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富强民主的道路。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中国的重大实际不仅指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还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在形成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其中既有优秀的也有糟粕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我们既要对优秀的东西“批判继承”，也就是说“即便对其所谓精华的东西，在继承中也不能搞所谓兼收并蓄，需要批判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维方式、意蕴，升华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对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诠释”^［6］，又要对糟粕的东西“抽象继承”，也就是说“即便是对所谓糟粕的东西，在批判中也不能搞全盘否定，要注重发掘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成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炼、升华的资源和借鉴”^［7］，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应把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二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强调的是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这既不是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封建化，而是指要用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实践思维和实践逻辑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优秀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并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收。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和反思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当代价值，以便更深刻、更准确地研究中国社会现实或当前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又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吸取智慧来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8］例如，在本体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古代朴素唯物论观点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使中国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在辩证法方面，中国哲学中阴阳交合的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国化提供了一定的文化支撑，使它能在这块古老而又文明的土壤上生根、开花和结果。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与中国哲学中知行合一的实践观有一定的相通性，使人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国化。在唯物史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先认为作为人要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这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和发展，从而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达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对现实的超越，对未来的向往，以求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解放的社会形态——大同社会，二者的契合点使人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的产物。中国的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相结合，是历史的必然。所谓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研究和反思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所面临的时代条件，结合各个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取得的成就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为中国的现实服务。例如，在党的幼年时期，虽然由于党的自觉性不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的理解，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化，导致我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但经过毛泽东等人与教条主义的斗争，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挽救了我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把中国的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革命经验理论化、系统化，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应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写了枟实践论枠枟矛盾论枠等论著，形成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面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矛盾，毛泽东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用矛盾分析法来解决这些矛盾，从而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改革开放时期，首先，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回答了如何在中国新的实际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用新的思想和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集中体现在枟邓小平文选枠中，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论；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结合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的统一；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其次，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再次，伴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迅速推进，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提上了日程，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对自己的重要性，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新的理论成果形成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

综上所述，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指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化中国的“重大问题”“优秀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现实存在的重大问题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建设、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的现实服务，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态，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怎么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实质上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的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发展需要的产物，就像马克思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9］，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说明了中国出现了这种需要并且马克思主义理论能满足中国重大的实际问题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那么这就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到底“怎么化”的问题，即“化”的路径和方法到底是什么？简要说来就是既要“回到马克思”，又要“走出马克思”，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所谓“回到马克思”，并不是要回到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也不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相关话语，而是要通过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的研读，根据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理解马克思对当时重大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方法，是要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学会马克思分析问题的“道和理”，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即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是实践思维和实践逻辑，改变自己原有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式。以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是独白式的，以文本解读文本，一提要回到马克思，就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导致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产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现在通过打破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也就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用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就像恩格斯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0］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给人们的是取得自身发展的一般方法，而不是具体的发展方法。

所谓“走出马克思”，包含以下四层意思：

首先，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特征实践性而言的，马克思曾在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枠第十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他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哲学使命，这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2］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接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取得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欧洲，但它属于整个世界，是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哲学使命，要实现这一使命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民族化。恩格斯曾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13］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重大问题和优秀文化相结合，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开花和结果，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有新鲜的血液输入，使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马克思曾在枟共产党宣言枠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4］世界成为一体的“世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哲学，它们都应该保持开放的胸襟，彼此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更应该“汇通中西、综合创新”^［15］，只有在“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对话和理解中，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从中获得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16］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凸显出中国哲学之精华。

最后，对于“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来说，他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所以他要在中国化的进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推动真理的不断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要在中国特色的实践变化中来把握它，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化中国的实际问题和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有机统一整体，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伟大智慧的结晶，我们要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使其凸显出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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