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持更加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亦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其理由大致有二：一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未说过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列宁就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或苏联化；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形或走样。这类观点的最早代表人物是王明，而近几十年来它们经常见诸于国外的一些中国学论著中。

以上述第一种理由来责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典型的只重词句而不问精神实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它才真正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未曾提出和使用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命题，但他们实际上都这样那样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都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教义、教条或现成的公式并“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1]，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有关论述看，他们已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和内在要求而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则，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列宁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伟大实践者，而且结合东方各国的特点、特别是俄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他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这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列宁还曾提出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原则，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4]。可以说，“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列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集中体现。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源。因此，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以上述第二种理由来责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变形或走样。例如，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过是儒家化或封建化，其结果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疑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学说嫁接起来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词句装点儒家学说这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儒家化、封建化的企图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就从未绝迹过。但是，这类企图非但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畴，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所要坚决反对的东西。正如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要义之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反思和改铸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而这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儒家化或封建化是毫不相干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结为儒家化或封建化，进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的作派，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解。另一种情况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变形或走样。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精粹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要通过对从中国当前现实中提升出来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当然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变形”或“走样”，但这种“变形”或“走样”并没有什么不好，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表征。因这种“变形”或“走样”而责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仍然是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