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而既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那么，很明显，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范式，即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来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库恩认为，一切危机都会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及其被接受而宣告结束。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范式的确立必将能够结束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危机状态，但相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并非全新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至少在自1938年毛泽东写作《论新阶段》前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曾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认同的范式。那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界尚属“异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挠，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惧白色恐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由此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即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逐渐被前述教科书范式所取代。因此，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说应以马克思在当代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是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使人们自觉地认同和遵循这一研究范式，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为迫切和紧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求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而教条主义总是从书本、概念或命题出发，把既有的理论、概念、命题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用理论剪裁现实，用抽象的一般抹杀生动的个性，从而人为地阻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通道。因此，教条主义历来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教条主义曾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尖锐批判。例如，针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错误，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7]恩格斯还曾辛辣地讽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青年派”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8]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王明也是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命题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重复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词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了反对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并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也正是在反对王明式的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并由此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理论创造，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又一次卷土重来，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并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形式：一是“文本崇拜”。众所周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以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为基础。但是，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并非一般地强调对文本的研究，而是把文本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从而陷入了一种以“文本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这种“文本崇拜”形式的教条主义，不过是老式的教条主义即王明式的教条主义的最新版本。二是洋教条迷信。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仅那种老式的教条主义仍在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而且一种新式的教条主义即对洋教条的迷信也极为盛行。所谓对洋教条的迷信，就是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居然把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和观点奉为教条，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西解马”，如以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洋教条迷信，有人美其名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式方法”，它无非是说，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成问题的，现在我们应该通过现代西方哲学家这个中介来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从根本上丢弃了中国的具体实际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立足点。不从根本上破除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就不可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二，必须纠正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的误读。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问题，历来都有诸多的误解或歪曲。例如，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结为儒家化甚至封建化，认为它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乌有，其结果充其量也只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有些人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作了另类误读，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归结为20世纪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严重曲解。首先，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视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实际上，虽然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客观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决不是西方列强入侵的伴生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自动“涌入”中国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9]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这种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题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实质上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实。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一命题所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际遇，就像一个人客居他乡的所作所为。按照一些人的描述，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约一百年前传播到了中国，然后就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成为指导思想，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自身也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进程。在这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漫画式图景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变成子虚乌有的事情。再次，这种观点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与“进化主义在中国”、“唯意志论哲学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等相提并论，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之间的原则界限，实际上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按照这种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一样都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涌入中国的，那么，即使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实，它也只不过是西方文化入侵或文化殖民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不要说什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合法性也必须加以拷问。总之，不纠正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的误读，就不可能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第三，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正确的学术定位。所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定位，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意涵的界定，它涉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性或在学术上如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近年来，一些人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认为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着眼点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重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它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的中国化，其重点是吸取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任务是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这里所谓的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此相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实即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在这种观点看来，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学术含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其原因正在于它缺乏准确的学术定位，经常越位到政治层面去干本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革命家、政治家与理论家确有不同的职责和任务。但是，如果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主要是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是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家的本务，那就大谬不然了。这种极力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作截然二分、试图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的观点，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以“政治淡出，学术凸现”的时髦口号为症候的流行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表现。其实，研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是理论家都不应该偏废任何一方面。作为学术事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然要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吸取思想养分，但更应该关注中国的当前现实，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为解决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问题寻觅思想资源。如果无视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漠不关心，不仅会因缺乏现实立足点和取舍标准而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成为空话，而且还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合法性危机，更遑论什么强化它的学术性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可见，如果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的学术定位，即使我们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不能保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第四，必须明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之间的重要区别。我们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是这样那样地偏离并且至今也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并不是说当代中国就没有或完全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始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不同的时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即使是在教科书范式或教科书改革范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人们也并未停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探索。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是成为一个受到众多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说已经兴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热潮。但是，在近50多年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上只是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相并列的一个研究领域，有时甚至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中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是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外的，甚至是完全无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中国学者可能终生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但他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不发生任何联系。与此不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意味着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显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属于一种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属于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决非毫不相干，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有着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创造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才能获得它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得到切实的推进；另一方面，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目标并自觉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也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就必须突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狭隘理解，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注释】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4～25、9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6]《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48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页。

[9]《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13]参见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22页；孙正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4]参见孙正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他——关于文科研究的几点体会》，《学术界》，2005年第2期。

[15]孙正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6]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