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安启念

导　　论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社会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我们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具体观点，更在于破除了束缚思想的教条，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思路，改变了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最后一点，也即方法论上的革新，意义尤为重大。它能带来理论研究中的根本性变化。

当我们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时，以往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表现得十分清楚：第一，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主观因素的复杂情况和重要作用考虑不够；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体”，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复杂情况也缺少分析。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得过于简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运用。在研究这一过程时，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自己以往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绝对化，要充分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殊情况；其次我们必须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思想时，各种主观因素包括时代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实践需要的，甚至个性的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概括地说，也就是要研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在理解和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过程来看。方法上、视角上的这种变化会把我们的研究带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发掘出许多新的内容。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复杂性

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流行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这种看法一直被认为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然而实际上它恰恰是应当加以分析的。只要略加分析便可看出，其中主要包含两个问题：

第一，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并不是“中国化”的表现。“应用”不等于“化”。某种理论的“应用”是指用它解决问题，“化”则是指这种理论本身的变化。“应用”充其量是为理论的变化提供条件，但不能等同于变化。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不是“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曾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2]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或语言资源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毛泽东用“知行观”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理论，只是赋予了这一理论以中国人熟知的形式，内容上则可能完全没有变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当然也是其中国化的表现，但充其量只是“彻里彻外”中的“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它的全部。我们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在内容上具有了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没有的中国特色。再进一步说，主要是指内容，而不是形式。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上述理解，把问题大大地简单化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某一种理论被人们接受并加以发展，是作为主体的接受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对所接受的理论文本进行选择、解读、阐释、补充、创新的过程，接受者的实际需要、历史背景以及他无可选择地沉浸于其中的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上述道理，现代诠释学理论有很好的说明。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当代诠释学理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的启发是，任何文本在意义上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完全能够从自己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前人留下的文本作出新的诠释。……尤其当我们借鉴当代诠释学的某些成果，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重新加以理解和反思的时候，马克思哲学便以崭新的理论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3]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任何理论都必须有物质载体，多数情况下它就是所谓的“文本”。但文本是无言的存在，它需要人们加以解读，所谓理论，只是人们解读文本的结果。由于阅读主体在实际需要、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乃至个人兴趣与特点上的不同，他们对同一个文本的解读结果不可能相同。有多少个阅读主体，就有可能从同一个文本中解读出多少种理论来。即使是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也会对同一个文本有不同的理解。后期的诠释学理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把诠释学本体论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根本不是外在于认识主体的纯粹客体，“而是在伴随着主体的理解而展开、不断地被重构的世界”。这种说法虽然有相对主义之嫌，但却符合历史事实。例如，基督教最主要的经典就是一部圣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通过对同一部圣经的不同解读，突出其中对自己最具实践意义的内容，形成了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三个不同的派别，至于小的组织或流派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派别、流派、组织的理论，都是基督教理论适应各种条件的“化”的结果。由于这种原因，现实生活中只存在各种互有区别的具体的基督教理论，统一的基督教理论是根本不存在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诠释学所说的诠释主体各种主观因素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统一的文本，没有一部全面阐述自己基本哲学观点的“圣经”。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及人们对它的任何理解运用和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那样的“化”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写过系统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著作。写于1841年的《博士论文》是一部完整的哲学著作，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尚处在自己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因而它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发表于1844年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经包含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思想，不过在这里要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已经形成，同样为时过早。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然而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原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许多部分充其量只能算是写作纲要，不仅不够完整，而且根本不是纯粹的哲学著作。哲学思想穿插于经济学思想之中，不少思想远没有最后成熟。1844年后半年写作并很快出版的《神圣家族》是一部批判、论战性的著作，1845年开始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是论战性著作，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前始终未能出版。被许多人称做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标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用来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11个要点，言简意赅令人费解，对其含义，人们至今争论不休。在此之后，关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我们只能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或读书笔记中去寻找。恩格斯的情况与马克思大致相同。除了早年与马克思共同写作的一些著作之外，恩格斯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著作中，《自然辩证法》只是一些关于物质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这个局部问题的未完成的片段；《反杜林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最完整的论述，恩格斯自己说：它是“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4]但把《反杜林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文本同样是不行的，因为它毕竟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杜林的理论视野限制了恩格斯，使他不可能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恩格斯自己也说：“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写的一篇书评，着眼点是说明他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方面。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标题本身就说明它所涉及的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很窄的方面。

本身没有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自己观点的文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理论的特点之一。它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发展，包括它的中国化，变得十分复杂。当我们谈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的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这里所说的很可能只是马克思或者恩格斯某一本著作中的思想，它们未必就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一直存在重大分歧，甚至是严重的观点对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以及获得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形式的过程，因为我们拿来运用的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特殊性，找出它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接受者不同时期在实践需要、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这样才能说明它是怎样中国化的，又在不同时期化出了怎样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一个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所作的概括，意在突出由此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特点，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问题。

从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如下两个特点至关重要。第一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之初便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第二是，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缺少全面详细地阐述自己基本观点的文本。这两个特点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影响了它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它的发展。首先，由于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但终其一生，他们从未以哲学家自称，不仅如此，他们也从未想到要做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寻求解放的社会革命，他和恩格斯唯一自我认可的社会角色是社会革命家。他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写有大量重要著作，也因此被人们公正地称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等，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这使得他们把革命实践的需要作为选择自己的理论方向与研究课题的主要依据，当理论研究取得成果时，看重的不是对它们的系统阐述，而是如何尽快地把它们运用于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经典的文本，就与此有关。

其次，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所以对它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领域的理论进展，而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后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以及文化传统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实践任务自然也有很大不同，而且在不同时期，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在同一个国家这些实践任务也要不断改变。这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时期阅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表现出很大的选择性。作为认识主体，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会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个具体思想作出不同的理解，而且往往在马恩众多思想中时而强调他们的这个思想，时而强调他们的另一个思想；或者是一些人强调这个思想，另一些人强调另外一个思想。由革命实践需要的不同而决定的理论发展的相对性，在其他哲学中是看不到的。

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领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刚形成时便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7]列宁曾经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8]因此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领袖，是整个运动的主导。以致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9]这种情况导致创建、掌握、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权威，不仅不可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也往往不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哲学家，而是以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埋葬旧世界为己任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领袖。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际建成的是以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革命领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更为突出。

缺少经典的哲学文本同样是从根本上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要因素。经典文本的缺失极大地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相对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散见于他们的时间跨度将近60年的全部著作中。如前所述，他们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没有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这些思想的专门著作。各种哲学论述因针对的对象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往往只是反映了他们哲学思想的某个部分、某个侧面，强调的是不同的问题，表现出不同的色彩。在人们的印象中，它们可能并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西方学术界流传甚广的马恩对立、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对立等等说法，不能说毫无根据。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经典的哲学文本，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国家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领袖，不但是从不同的实践需要出发诠释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个哲学思想或某种哲学著作，而且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整本著作。人们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有充分的根据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情况在其他哲学理论的发展中是十分罕见的。

上述两方面的影响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相对性与复杂性。马克思本人就在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纷纷涌现时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0]恩格斯去世以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都有各自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哲学争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出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后建成的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建立了以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必然性、可知性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并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由于国情和实践任务的相似，这一体系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普遍接受。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在20世纪日益缓和，无产阶级革命无法提上日程，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人道主义理论，努力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哲学文本，由此形成了与前苏联哲学截然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共存了大半个世纪的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一个主要依据恩格斯后期的哲学著作，另一个主要依据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一个指责另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则反过来指责对方“目中无人”，是机械唯物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进而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对立派别的形成，如果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算起，距恩格斯去世还不到30年的时间。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与诠释者处于不同的环境因而有着不同的实践需要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不存在对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他们的著作在关心的问题、提出的观点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就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至今也难以说清。不过，在今天自己也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并提出“以人为本”口号的中国，仍然一味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如此看来究竟有没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是有的，但从整体架构上认识这样的哲学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当前我国哲学界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所从事的，正是这样的工作。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选取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著作，或者在同一部著作中选取不同的论述和观点，把它们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从这样的背景出发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我们就会看到：第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被中国化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严格地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还不能把它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划等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中国的革命领袖、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能动选择和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诠释的过程，决不是简单的运用并使之具有中国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迄今仍在继续的过程，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国情与实际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阐释与实践，它形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具体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只是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要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规律，必须对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具体因素加以具体分析。

就这一过程的客观性因素，也即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诠释、运用并中国化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受到前苏联哲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出版状况的影响。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与前苏联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中国人是通过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对这种情况的生动概括。中国之所以把俄罗斯作为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介，是因为二者在国情上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在20世纪初，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缺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充分发展；中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俄罗斯则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二者都属于东方社会；两国都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社会动荡，革命一触即发。俄罗斯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在中国产生重大反响，不足为奇。

俄罗斯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中国人所接受的，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实际上只是俄罗斯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就哲学而言，最早传入中国的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但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看到的是《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上两篇文章出自李大钊）。因此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中，从《共产党宣言》中，解读出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后一年之内，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多篇著作就在中国出版。更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高潮，而在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依据的主要是前苏联哲学的著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前苏联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斯大林1938年问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很长一个时期内在中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教材。前苏联哲学的影响直至今天也明显可以见到。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前苏联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与概括，远不是马、恩哲学思想的全部。关于这一点，只要把前苏联哲学界宣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初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著作做一比较并听听他们的批评意见就可以了。近年来我国哲学界也对前苏联哲学没有全面反映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提出尖锐的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的出版情况也是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客观因素。人所共知，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公开出版并得到广泛传播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主要是恩格斯后期和晚年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如《反杜林论》（187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等等。马克思本人极具个性特色的哲学思想集中包含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而这些著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在很长一个时期还完全没有引起前苏联哲学家的注意。这种情况在客观上限制了前苏联哲学家，进而限制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他们只能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因而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的出版状况怎样影响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中国的出版很能说明问题。这本书最初于1932年以德文在前苏联问世后，西方学者惊呼这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临。1979年，明白畅达的中文译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我国出版，几乎与此同时立即出现了一股研究热潮，一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随之问世，而且至今不衰。^[11]

我们还应该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早在1956年就由何思敬、宗白华先生完成并出版了，但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我国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就像该书德文版1932年在前苏联出版后悄无声息一样。这说明，影响中国人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除外部的客观因素外，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诠释者自身的情况，也即和他们内部的、主观的因素有关。

这些因素主要有四个：

第一是中国的国情。苏联哲学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两国国情的相似。前面已经提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俄罗斯，都是前现代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东方国家，这种国情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择其要者有：

首先，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极端重视科学理性的作用，并以此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由于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思想上进行启蒙，破除迷信，弘扬科学理性，是中俄两国社会的急需，是它们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在俄罗斯，普列汉诺夫从宣传科学历史观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一生最后一篇重要哲学论文是号召向有神论展开斗争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在中国，五四运动高举“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两面大旗，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之所在，它的征服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因而是必定要实现的。^[12]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个事业性命攸关。越是落后的国家，越不具备科学社会主义所需的客观条件，也就越发依赖科学理性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作论证。^[13]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重在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必然性和这些规律的可知性，其基本精神是破除迷信，确立一种充满科学理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作为战斗无神论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一样。正因为这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众多进步知识分子的青睐，毛泽东则直到晚年仍然号召全民学习唯物论辩证法，^[14]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至今仍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名。

其次，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成熟时，激进的、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者必然寄希望于人的主观能动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发动革命得不到农民的响应，于是很快走上依靠少数知识分子革命家搞暗杀的道路；列宁、斯大林要在不具备条件的俄国进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得不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毛泽东1949年以后越来越“左”，热衷于“大跃进”、“穷过渡”，不但自己陷入阶级斗争决定论，而且要求每一个中国人“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另一方面，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20世纪初虽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物质生产力，但都处于多种矛盾的焦点，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为马克思主义者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提供了宝贵的有利条件。出于这样的情况，渴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自然要淡化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对阶级斗争倾注巨大的热情。在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如下说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5]

第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中国革命实践需要的产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需要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任务，也就有不同的理论需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是一个过程，是不断变化的。人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话是不错的。但是，必须看到其结合点永远不会固定，永远在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至今仍在进行的过程。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1949年以后则是组织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宝库中寻找不同的思想武器。

第三是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个性。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革命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有的革命领袖本身就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权威，例如毛泽东。毛泽东具有诗人气质，富于幻想，同时长于理论思维，嗜书如命，为人则顽强好斗，自称“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种独特的个性一方面直接在其哲学思想中得到反映，另一方面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间接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对阶级斗争历史作用的夸大，直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陷入上层建筑决定论。这些特点离开对毛泽东个性的考察是无法解释的。同样，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变化，也和邓小平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相关。

第四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遵照毛泽东的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主要是使之具有了“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重大影响。其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愿出国，开展农村调查，反对“本本主义”，与教条主义进行斗争，在抗战时期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充满唯物主义精神的著作。即使是毛泽东在晚年大搞阶级斗争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也有许多号召全党大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论述，例如他写于1963年5月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这和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事实上1949年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继承了农民的务实精神，深受崇尚实用理性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不无关系。其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前现代文化，缺少科学理性。它脱离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最终是脱离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人际关系的调整上，而且把这种关系主要理解为人与人的道德关系。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这一说法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抽象看待人际关系的前现代性局限。人们可以在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等离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一味变革生产关系和晚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中，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影响。其三，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倡“斗私批修”，掀起一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运动。这些荒唐说法完全是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翻版。它们不仅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历史唯心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四个阶段、三种形态

以上我们对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种因素分别作了考察，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从逻辑上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分为首尾相接至今仍在继续的四个阶段，它们与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相一致。

第一个阶段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7年。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并被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受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为了自强自救，中国人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尝试了维新改良，都以失败告终。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此后中国人真正地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各种国外的新思想纷纷涌入，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发起巨大冲击，马克思主义便在其中。这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激烈冲突，文化论争此起彼伏；人们信奉甚至在实践中尝试各种各样的理论。李泽厚先生把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的总体状况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论战中和实践中，“救亡压倒了启蒙”。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想要不被列强所亡，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改造，因而转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感召下很快与国民党合作。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在政治上独立，建立自己的武装，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进入崭新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27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可以分为革命和建设两个方面，但中心是革命。概括地说，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发动并完成对社会的革命性改造，进而巩固和深化这一革命的成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第四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现在。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

这四个阶段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是一篇文章的四个章节。在第一阶段，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阶段，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努力探寻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在第三阶段，他们运用手中的政权进行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自己心中设想的社会主义蓝图初步变为现实，并为了巩固与深化这一成果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第四个阶段，当实践证明无视物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仅不能使中国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连生存都成为问题时，中国共产党发动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焕然一新，生机勃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直至今天，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社会主义理想和国家的富强不断奋斗的历史。

由于在每一个阶段中国的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态度不同、选择不同、理解不同，在实践中所作的创新发展也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化”作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阶段。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言，这一阶段主要是两个字——“选择”，即一些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比较和实践，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长期处于夺取政权的攻势，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必须事事处处小心谨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教条主义带来的惨重损失使他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客观规律具有铁的必然性，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的渴求，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当时他们所能够看到的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对照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倍感亲切。他们看不到、弄不懂、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著作，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更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一阶段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主要成果与集中体现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以及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基本形态。它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地位的变化，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也由夺取政权变为改造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理想，手中有了政权，使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到了。党的领袖毛泽东出身农家，成长于旧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既有农民的务实态度，也有农民缺少科学理性的局限。1958年，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讲到中国的“一穷二白”时这样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把整个中国视为一张可以在上面任意书写绘画的白纸，体现出无比的乐观与自信。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有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上的急性病，有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把“一穷二白”视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利条件，是对唯物史观的明显背离。由于想要超越历史客观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必然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必然乞灵于阶级斗争，把一切不同意自己极左路线的人与思想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来看，试图通过无休无止的“斗争”，超越历史阶段。由于中国社会的局限，毛泽东被逐渐神化；由于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他成为中国最大的哲学权威，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极左思想则日益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被作为科学命题广泛宣传；“斗争哲学”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概括；上层建筑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不仅马克思早期体现强烈人道主义精神的哲学著作被划入资产阶级哲学的范围，就是长期受到推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也被作了有悖唯物主义原则的曲解。毛泽东需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中可以用来为这种唯心主义倾向提供合法性的个别论述。

在这一阶段，政治上经历了正确路线与“左”倾路线的激烈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样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较量。毛泽东日益陷入历史的唯心主义，但他同时也有许多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正确的哲学论述。问题是，在斗争中日渐占据上风的，不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这一阶段的最后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其主要体现是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患上急性病逐渐背弃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后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与阐释。它的基本特征是“唯意志论”。

“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告别毛泽东的极“左”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入第四个阶段。出于解放思想的需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作为响亮的口号提了出来。1978年，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开始。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在对“文化大革命”对人的粗暴践踏的批判中，举起了人道主义旗帜。计划经济日益向市场经济转化。如果说计划经济为了论证计划的合理性需要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和客观世界运动的规律性，那么在由“看不见的手”控制的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不再是对铁的规律性的追寻，而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与弘扬。邓小平说得好：改革需要闯，需要有一点儿冒的精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需要。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没有突出人的主体性而被一些人批评为尚未反映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旧唯物主义。人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一座真正的哲学宝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新译本于1979年的发表，立即掀起一场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热潮，虽几经曲折，至今不衰。实践唯物主义已经被中国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接受。对它的研究尚在深入进行之中，统一的以实践唯物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尚未最终建立，但以此为方向，已经日渐明确。就现在的情况看，实践唯物主义将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种形态。

四个阶段、三种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简要概括。三种形态之间互有不同，但它们都有充分的文本依据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继出现，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也充分展示了它的中国化进程的复杂性。这是一个远比我们原来的想象要复杂得多的过程，本文的宗旨就是对这一复杂过程加以比较具体的说明。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

以上论述，归纳起来看，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中国化”和“化成什么”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加以考察。如果把它放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一场独特的启蒙运动。

在人类历史上，启蒙运动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法国，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主要成就是发现了自然，发现了人，即发现了自然界之美以及人体和人性之美。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发现，是对人文主义的呼唤和宣传。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主要不是体现在哲学著作中，而是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所写的诗歌、小说、戏剧，达・芬奇、拉斐尔的绘画，高度赞美人性、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唤醒了人对自身的关注，鼓励人们抨击禁欲主义，追求现世的享乐。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凸显了发展物质生产的重要，而发展生产又必须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离不开对人的理性的弘扬。对理性的赞扬以及运用它对一切事物加以审视批判，便构成了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舞台是18世纪的法国。在讲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时，恩格斯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6]启蒙运动的最高成就，在政治上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在革命中问世的《人权宣言》，在哲学上是以狄德罗、霍尔巴赫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它的旗帜是“理性万能”，但它的实质是人道主义，因为理性是人性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启蒙运动是新生资产阶级壮大发展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培养具有理性精神的独立的个人，实质上是在为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的发展，为社会走向现代化奠定基础，扫清道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思想启蒙也就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必经之路。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产物。

德国的启蒙运动在哲学上始于康德。黑格尔说：“康德哲学是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阐述。”^[17]赵敦华教授认为：黑格尔的上述评价也适合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民族精神和启蒙时代精神的精华”。^[18]他还说：“法国大革命震撼了世界，但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在哲学上反映它的精神，这场大革命就失败了。法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法国人和英国人对之做出的反应是痛心疾首的揭露和批判，反思它的负面影响和教训；哲学界被一股保守的、复辟的思潮所笼罩。但是，政治上保守的德国，却出现了积极反映和总结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哲学。”^[19]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启蒙性质同样表现在对人和人的理性的高度肯定上。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主体性与理性给与极大的肯定和发扬。康德自称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他响亮地提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并把人作为自然的立法者，把一切都置于理性的批判之下。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经过费希特、谢林在黑格尔那里产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庞大的以理性作为最高主宰的唯心主义体系。在他这里，整个世界都是绝对精神的逻辑展开，而所谓绝对精神，事实上又是人的自我意识能动发展的最后结果。台湾著名的天主教理论家李震教授认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体现了以人对上帝所作的否定。他说：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是对宗教的深层否定。“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人不再需要上帝，上帝对哲学来说已经死去。活着的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我’，只有‘我’在活动，也是一切。”^[20]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极大地弘扬了人的主体性，他的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表现出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一样，是用科学理性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的全部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的科学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又继承了资产阶级的先进文化。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启蒙精神，已经作为先进的文化成果积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中。因此，对于一切处于前现代阶段的后发展国家来说，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进行，所以破除封建迷信，确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树立科学理性的权威，也即实现思想启蒙，还是有待完成的迫切任务。出于这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国家的传播必然成为它们走向现代化所必须的思想上的启蒙。从宏观的历史高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正是中华民族的这种思想启蒙。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但最初的做法是所谓的“中体西用”，即坚持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体制，同时借用西方的工艺技术。在如此情况下，思想启蒙无从谈起。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由少数受西方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人利用国内的政治危机完成的，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社会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强大的资产阶级，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仍然受传统的封建文化支配。培养新人是社会的急需，封建王朝被推翻又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在这场运动中，西方的思想理论，从尼采、叔本华的思想、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蜂拥而入。尽管它们互有不同甚至相互对立，但都肯定人的价值，弘扬科学理性，都是西方社会启蒙运动的产物，都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走出封建迷信的思想启蒙。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三个阶段，即从它在中国的传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1949年以后，依靠政权的力量，这种理论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几乎被每一个中国人所接受。这种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客观世界的运动性以及运动的规律性和这些规律的客观性、可知性。这是一个突出强调科学理性的体系，对人的主体性、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关注不够，以至于不少人批评它是机械唯物主义。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这就是：正是它向几千年来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灌输了科学理性，它的传播是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因而这一体系在中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个事实就够了：1949年以后，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接受了科学理性的。

应该指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就传播科学理性而言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曾经是中国人思想启蒙的重要阻碍。这是因为，一旦科学理性脱离了人，把它不是作为人的理性，而是作为在人之外甚至是在人之上的一种存在来看，它就会成为对人的理性的扼杀，走到启蒙的反面。黑格尔哲学就是如此。当“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客观规律的名义把脱离实际的空想作为历史必然趋势强迫中国人去接受时，情况也是如此。脱离了人的唯物主义成了宗教，自认为掌握了客观规律的毛泽东成了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文化大革命”后遭到人们的批评，与此不无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四个阶段，上述情况发生了重要的改变。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彻底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尤其是随后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高高举起了人的主体性的旗帜，表明中国人已经从“文化大革命”的压抑中解放了出来，正在努力使科学理性回归于人。不仅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肯定，邓小平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破除了长期束缚人的禁欲主义，充分肯定了每一个人追求现世幸福，包括物质享受的正当权利。这在实践唯物主义，特别是在它的深化——生存伦理论以及“以人为本”问题的讨论中，已有充分的表现。1978年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的地位和价值得到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面貌一新。中国社会的变化，真正使人想到了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以上情况表明，在中国这个后发展国家，科学理性精神的培育与传播，人的主体性以及以人为本观念的形成，事实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或者说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

【注释】

[1]汪信砚：《视野、论域、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的三个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2003年第12期。

[2]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98页。

[3]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47页。

[5]同上。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5～16页。

[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317页。

[9]同上，第40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95页。

[11]促进这一思潮兴起的还有同样于1979年首次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

[12]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的说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对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以及它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都说明了科学理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13]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说：“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5～436页。）

[14]事实证明，过分夸大科学理性的作用是十分有害的。它在西方导致了工具理性对人的支配；在中国，毛泽东因自认为掌握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而把自己神化，陷入唯意志论，制造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55页。

[1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8页。

[18]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19]前引，《西文哲学简史》，第257页。

[20]李震：《人与上帝——中西无神主义探讨》第2卷，辅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