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2.科学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科学主义思潮崛起之后才开始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科学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主义思潮的联系，首先表现在中国最早的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原来大多都是科学主义的积极提倡者，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是如此。可以说，近代中国科学的倡扬与科学观的逻辑进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积极影响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理性对封建蒙昧主义的猛烈攻击，以及巨大的启蒙作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表现为这些科学倡导者自身，由于具备了新的思维框架，强调科学实证，强调进化，因而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他们在宣传、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说，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并不是从哲学人学的意义上，而更多的是从科学方法的意义上来看待、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所以正确，正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同自然科学方法一样精确可靠的科学方法。只有运用这种科学方法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才能使人类社会历史研究上升到自然科学的高度，成为真正的科学。也只有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为中国的进步找到出路。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现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即“以历史学为法则学”。“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其法则。”“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种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⁹³⁾同样，陈独秀认为，“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们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学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沓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⁹⁴⁾同时，他认为社会科学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社会人事的研究上，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属于这种社会科学范围之内，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哲学才是合理的、可取的，这就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形而上的哲学。”⁽⁹⁵⁾

不管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一种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的观点正确与否；也不管这种运用在当时有何种缺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的这些解释和宣传，唯物史观被作为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为许许多多信奉科学和理性、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同时也在中国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化的先河。后来，深受科学影响的瞿秋白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时，也侧重在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以科学的观点考察自然、探索自然法则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基础正在此。因此，他说：“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考察这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他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⁹⁶⁾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中，科学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特别是在科玄论战过程中，高举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论战双方都进行了批判，认为无论是科学派所主张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还是玄学派所推崇的东方传统文化，都不能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和历史观问题，只有唯物史观，指出了真正能解释历史和支配历史的力量是社会物质生产，才为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陈独秀为此明确地宣布：“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⁹⁷⁾瞿秋白也认为：要解决这两派争论不休的各种问题，最根本的“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⁹⁸⁾而只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科学方法，才能真正揭示社会现象中的“科学的因果律”。这种“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⁹⁹⁾邓中夏指出：以玄学派为主要成分的“东方文化派可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有他们的背景。”“在现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发达的时候，劳资两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的必要；换过来说，就是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¹⁰⁰⁾这一相对于科学派与玄学派之外的唯物史观派的产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这种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也隐藏着消极的问题。从积极方面讲，由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科学在中国已深入人心，具有一种普遍的权威性，因而以科学的面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容易为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所接受、所信奉、所拥戴，并把它作为自己进行革命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并最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战斗力。但是，当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看成一种“科学”而非对哲学本体论——最高存在问题进行思考的——“形而上学”时；当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进行这样一种科学观和方法论的理解之后，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李大钊就指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¹⁰¹⁾李达在论及他的哲学巨著《社会学大纲》时指出，这部书的作用在于帮助广大革命战士“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到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¹⁰²⁾这种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实用主义的理解，无疑掩盖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中与人的文化创造相联系、充满了理想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哲学人学，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注人的解放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如此，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重“物”不重“人”的哲学，不仅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学实质，甚至将其当作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加以拘斥和批判。这一切都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