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产生的组织条件

四、《宣言》产生的组织条件

《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是《宣言》产生的组织基础。《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主要革命活动是在工人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社会主义分子联系，改组正义者同盟。

19世纪30～40年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但是，当时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团体，或者在组织上比较涣散，或者带有密谋性质和宗派性质，在思想上则受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严重地妨碍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健康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恩格斯说：“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同各种工人政治组织建立联系，争取把这些组织改造成为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整个建党过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斗争的过程，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同各种宗派主义的组织原则斗争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一）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建党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首先不是急于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而是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团体，通过书面讨论问题和定期的通讯联系，以便为建党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作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准备步骤，1846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又称共产主义联络委员会。它的宗旨是：同各国共产主义团体和共产主义者建立和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了解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当时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逐步统一认识，把真正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以便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打下基础。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大多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也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通讯委员会由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菲力浦·日果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有威廉·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等，魏特林也是它的早期成员。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先后在德、英、法等国建立起一些通讯委员会的分支和小组，团结了一批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后来都成为建党的重要骨干。

通过对各国社会主义团体情况的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造正义者同盟上面。正义者同盟是侨居法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于1836年在巴黎建立的秘密革命组织。它的前身是1834年建立的流亡者同盟。1836年，部分激进的盟员从流亡者同盟分裂出来组成正义者同盟。它的指导思想是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口号是阶级观点模糊的“人人皆兄弟”。它企图用密谋的手段和发动少数人起义的办法在德国直接建立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由于当时的巴黎仍是革命活动的中心，所以同盟事实上成为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的德国分支。1839年5月12日，同盟参加了四季社发动的巴黎起义，遭到失败。同盟领导人中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被捕，随后被驱逐出境。1840年他们到伦敦后与约瑟夫·莫尔一起重新恢复同盟组织。在法国、瑞士和德国也恢复或重建了同盟支部。此时，同盟已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它的成员除德国人和瑞士人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一些民族的代表——斯堪的那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亚尔萨斯人等。正义者同盟同法国革命者、波兰激进派保持密切联系，并在恩格斯帮助下同英国宪章派建立了联系。同盟先后受到布朗基主义、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同盟摆脱这些思潮的影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改造正义者同盟的重要步骤之一。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通讯和讨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同当时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

1.同魏特林主义的斗争

魏特林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1835年移居巴黎，参加了流亡者同盟。1836年，他同部分激进的盟员从流亡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组成正义者同盟，并成为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之一。在1838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以及1842年发表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指出财产就是盗窃，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实行“共享共有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均的安排，一切人都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2]他的理论在一段时间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纲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魏特林主义对于德国早期工人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称赞。马克思称赞《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是德国工人“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恩格斯称之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3]1843年，魏特林写了《一个贫苦人的福音》，书中有些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他的平均共产主义是从早期基督教思想中推论出来的。在政治上，他主张用暴力推翻旧制度，但他主张的暴力是指自发的暴动，而不是有组织的阶级的行动，是少数人的密谋行动，而不是多数人的革命。他主张依靠少数人的暴力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反对德国无产阶级支持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46年2月，魏特林到布鲁塞尔，马克思、恩格斯同他直接交往，希望他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魏特林坚持在通讯委员会宣传自己的观点。在1846年3月30日，马克思当着魏特林的面直截了当地批驳了他的观点并声明：（1）在德国并不是马上就有共产主义革命。行将到来的革命首先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2）谁要是无视客观情况，试图以毫无意义的预言煽动工人，谁就是促使工人作无谓的牺牲。（3）无产阶级要胜利地进行它的革命，除了热情——魏特林的唯一条件——之外，首先必须有科学的认识和有条不紊的组织工作。（4）谁轻视理论，谁就将阻碍工人运动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并由此使工人运动遭受损失。“无知从没有给谁带来益处”。马克思跳起来并愤怒地用拳头敲着桌子，结束了他的发言。^[4]魏特林拒绝接受马克思的批判，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同年5月11日，当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美国的错误行为进行原则性的声讨时，魏特林为之辩护。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同魏特林决裂，并把他们的决定通知各地通讯委员会，希望他们也同魏特林及其拥护者进行斗争。正义者同盟伦敦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巴黎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和在德国的魏德迈等人，都表示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战胜了在正义者同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

2.同蒲鲁东主义的初步斗争

蒲鲁东是法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当时在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有相当大的影响。1846年5月5日，马克思曾写信给他，邀请他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担任巴黎小组通讯员，以便“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5]蒲鲁东回信拒绝，明确表示他反对暴力革命，指责共产主义学说是“教条主义”。他说：“我认为并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决不应把革命的行动看作是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种所谓的手段只不过是诉诸暴力和霸道，简单地说是制造矛盾。”^[6]他主张用“文火”即改良的办法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反对用“烈火”即暴力的方法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以法国工人代表的口吻说：“如果有人只给他们血喝（指暴力革命——引者注）那他是不受他们欢迎的。”^[7]此后不久，蒲鲁东又发表了《贫困的哲学》一书，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宣扬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反对一切工会组织和罢工运动，鼓吹无政府主义。蒲鲁东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矛盾和空想。小资产阶级力图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给它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同时又要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如果不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进行批判，势必削弱无产阶级意识的增长，影响工人运动的发展，妨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为了消除蒲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特别是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1846年8月，恩格斯受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马克思的委托，亲自去巴黎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交锋。马克思于1847年上半年写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并于同年7月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在该书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空想的经济观点及其经济观点的哲学基础，进一步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驳了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马克思认为，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无产阶级是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改造的真正社会力量。无产阶级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经济斗争、罢工、工人同盟（工会）在团结和以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仅仅经济斗争还远远不够。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改变现存制度的基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会发展成为全面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被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所代替。这些思想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3.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代表德国小市民利益的德国文人所宣扬的一种社会主义。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刚刚开始，德国小资产阶级害怕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兴起，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些文人便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同德国的唯心主义、人道主义哲学调和起来，拼凑超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8]恩格斯说：“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于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9]“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和在各国的德国侨民中广为流行，成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障碍。

为了清除“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并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对其开展斗争。首先是开展反对克利盖的斗争。海尔曼·克利盖是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侨居美国，在美国创办了《人民论坛报》。他在纽约以德国共产主义代表的身份，在《人民论坛报》上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一种“爱的宗教”。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永恒的无处不在的、抽象的共性精神，人们只要认识这种精神，就能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幸福的天国就会变成现实。克利盖企图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道来代替阶级斗争，维护私有制度，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为了揭露和批判克利盖所宣扬的观点，1846年5月，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讨论了克利盖的问题，在会上，除魏特林一人外，大家一致通过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通告》。《通告》批判了克利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谬论，强调了反对克利盖的必要性。《通告》指出，克利盖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的宣传，“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这种荒诞的宣传“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10]《通告》还指出，克利盖所宣扬的“土地计划”的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改造。《通告》的传播，终于使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

取得反克利盖斗争的胜利，并不等于完全消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当时正义者同盟中特别是巴黎各小组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正义者同盟成员卡尔·格律恩的影响还相当深，而巴黎又是正义者同盟的主要据点之一。当时，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的蒲鲁东主义在巴黎也很有市场。格律恩极为推崇蒲鲁东，大肆宣扬蒲鲁东主义。为了消除“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对同盟的影响特别是对巴黎各小组的影响，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决定派恩格斯到巴黎去进行工作。1846 年8月，恩格斯到达巴黎后，参加了巴黎正义者同盟的组织活动，在工人集会上批判格律恩分子及蒲鲁东主义者。有一次，辩论持续了3个夜晚，主要是争论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在争论中，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11]在表决的时候，会议以13票对2票接受了恩格斯阐明的三条原则，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这件事表明，在正义者同盟的巴黎组织中，科学社会主义战胜了格律恩“真正的社会主义”。随后，在巴黎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小组。

（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对改造正义者同盟起了推动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正义者同盟的许多成员特别是一些领导成员逐步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47年春，约瑟夫·莫尔代表正义者同盟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实现对同盟的改组。约瑟夫·莫尔说：同盟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一般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方式。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加入同盟，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主张，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当时条件的适当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在此之前，正义者同盟曾数次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但由于同盟当时受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很深，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了同盟的邀请。现在，同盟有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的邀请欣然接受。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12]

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举行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廉·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恩格斯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大会。马克思由于经济困难没有出席。大会首先对同盟进行了改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前的提议，大会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以往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旧口号。大会提交各支部讨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同盟的目的，这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本身完全是民主的。同盟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这样就完全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大会还通过了开除魏特林分子的决定，选举了中央机构的成员，并决定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杂志》。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代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同盟组织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时间的辩论中捍卫并进一步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最后，所有的分歧和怀疑都消除了，大会一致通过了新的原则。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草拟同盟的纲领，作为党的宣言公布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大会的委托。此前，恩格斯曾起草过《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两个纲领草案，都是用问答体裁写成的。恩格斯对这种表述方式并不满意。1847年11月，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13]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同盟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宣言》最后由马克思定稿。原稿寄送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接到手稿后即行付印。1848年2月，《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发表。1848年3～7月，《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上发表。《宣言》最初用德文发表，以后又陆续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

可见，《宣言》是19世纪30～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85页。

[2]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6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93页。

[4]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丁·洪特著：《〈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第1版，第60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64页。

[6]阿达莫夫：《巴黎公社史料辑要》，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0页，第61页。

[7]阿达莫夫：《巴黎公社史料辑要》，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0页，第6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4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2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8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5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0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