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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的优化与劣化

时间:2022-03-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的优化与劣化“基本生存条件”,是指维持生命个体继续存在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和要素。人口老龄化对维持老年人基本生存的这四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正面影响有利于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优化,负面影响则导致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劣化,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并存。
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的优化与劣化_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影响

(一)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的优化与劣化

“基本生存条件”(basic condition of survival),是指维持生命个体继续存在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和要素。老年人生理老化,生命脆弱,以往的优势条件不断丧失。穆光宗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提出了“丧失理论假说”。他在论文中指出,个体老龄化对人生的最大挑战就是一系列“丧失事件”的冲击,就是“老来空”现象的出现。又言:“所谓老化,可以解释为一个丧失和丢失的过程。老龄化和一系列的丧失和丢失事件相伴随。”他把老年人的一系列丧失概括为“角色丧失”、“亲友丧失”、“健康丧失”,“理想丧失”。[4]穆光宗博士的“丧失理论假说”,实际上综合了西方的“角色理论”和“脱离理论”,特别是“脱离理论”。“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又译“疏离理论”,是1961年美国社会学家库明(E.Cumming)和亨利(W.Herry)提出的。他们认为,老年人生理上逐渐衰老,生命脆弱,活动减少,必然会从社会中逐渐脱离出来。这既有利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延长老年人的寿命,也有利于社会新陈代谢,向前发展。所以,老年人脱离社会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避免的。“丧失理论假说”和“脱离理论”共同指明,老年人口群体是一个脆弱的群体,老年人的生活确确实实带有“风烛残年”的味道,这是老年人生命脆弱所决定的。如果老年人的生活缺乏来自家庭、社会强有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生命脆弱的老年人就有可能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之中。

人来于自然必归于自然。老年人的丧失过程或脱离过程恰恰是老年人作为“社会人”重新回归为“自然人”和重新返回到大自然的过程。老年人生命的完结正是老年人从人类社会中回归到大自然过程的结果。因此,“老化”就是“归化”,就是归化大自然,老年人的丧失过程或脱离过程就是归化大自然的过程,是人生旅程中一段自然发展过程,是无可奈何的不可逆转的。这正如西谚“上帝创造多少个生命就创造多少个悲剧”所言,死亡的悲剧是生命完结时的壮美曲,虽然是残酷无情的,但却是自然而然的。

认识到老年阶段是人的生命重返大自然的阶段,不断的丧失和脱离是这一阶段生命重返大自然的表现,我们就会更加深切地理解老年人维持基本生存之不易。因为老化即归化,是客观的、必然的,具有不可逆转性和不可抗拒性,维持老年人基本生存的各种努力,是逆老化和归化之势而动,必然要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

老年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概括起来讲,有物质供养、疾病医疗、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四个方面,其中,物质供养和疾病医疗是维持老年人基本生存主要条件。人口老龄化对维持老年人基本生存的这四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正面影响有利于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优化,负面影响则导致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劣化,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并存。我们要趋利避害,尽量降低人口老龄化对老年人基本生存的负面影响,提高人口老龄化对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的正面影响,使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在老龄化过程中“芝麻开花节节高”,逐渐优化,而不是今不如昔,江河日下,向着越来越糟的劣化方向发展。

下面,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就人口老龄化对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的优化和劣化问题分别给予分析。

1.物质供养条件的优化与劣化

我们常说的“老有所养”主要指物质供养,物质供养是老年人维持生存的第一需求和最重要的条件。没有物质供养,老年人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老年人的生命维持就难以为继,其他方面也就无从谈起。

随着我国现代经济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在近期若干年内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为我们给老年人创造良好的物质供养条件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所以,从理论上讲,我国老年人的物质供养条件从整体上来看,应当是不断优化而不是不断劣化。这里采用了“从理论上讲”的提法,是说明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和艰苦的努力,否则优化将落空,而劣化将不可避免。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老年人物质供养条件的优化存在着五大障碍,这五大障碍使我国老年人物质供养条件的整体优化遇到不少困难,而使个体劣化在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口中存在着内在的和外在的驱动力。这五大障碍是:

(1)未富先老。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提前启动并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老龄化先于富裕化。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人均5000美元,我国1999年年底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只有800美元,现在也只有大约3000美元。这使得我国老年人物质供养条件的优化首先遇到了因经济发展水平不足而导致物质供养条件不足的障碍。

(2)养老保障体系滞后。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养老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养老保障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探索阶段,快速推进的老龄化进程使现有养老保障条件严重滞后。

(3)两极分化。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太效应”必然发挥作用,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口来讲,年老以后,不存在物质供养问题;而对于在市场竞争中败落下来的那一部分弱势人口群体来讲,年老以后的物质供养则存在着不少困难,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着力加以克服,特别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确保这一部分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

(4)人口严重过剩。自从动力机械应用于人类物质生产以后(即蒸汽机发明以来),人类就开始出现生产力压迫人口问题。20世纪50年代,电子计算机问世并运用于物质生产以后,大大加剧了生产力压迫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过剩问题最为突出,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给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阻力。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人均占有量低下,直接导致整个社会物质供养条件的优化难以取得快速发展和突破性飞跃。

(5)人口本位主义。所谓“人口本位主义”,是指在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两大生产中,心理偏好和价值取向偏向于人口生产而不是物质生产,以人口生产为中心和本位的思想意识。人口本位主义把生产力转化为人口,使生产力最终以人口的形式表达出来,其结果是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大,人口与经济之间的比例失调,从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脆弱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本位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成功地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弱化了传统的人口本位主义思想意识,但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村遗风浓郁,并将长期存留。至今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家庭子女养老意识、养儿防老意识,是传统的人口本位主义在养老问题上的具体反映。[5]这种人口本位主义养老意识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养老事业的巨大阻力。

以上五大障碍中“未富先老”、“两极分化”、“人口严重过剩”、“人口本位主义”等四大障碍都属于长期的社会存在,要加以改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观努力在短期内是难以奏效的。只有“养老保障体系滞后”属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积累、存储、传承等问题,即属于社会物质财富的结构问题,而结构问题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加以调整、改进,使结构重组和优化,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因此,“养老保障体系滞后”的障碍,通过我们的主观努力,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加以突破,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积极研究。只要我们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博采古今中外,一定能找到一条切实有效、现实可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之路,建立起稳固的社会养老堤坝,确保我国老年人的物质供养条件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不被劣化,而是不断优化,稳步提高。

这里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老年人的物质供养条件是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中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条件,这一条件若不具备,老年人的生存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老年人的发展问题和价值实现问题就无从谈起。美国学者戴维、L、德克尔在其专著《老年社会学》中曾以乌干达北部的伊克民族为例,说明大饥荒盛行的严重干旱期间,乌干达人基本摒弃了所有的孝顺义务。小孩子在三四岁即被赶出家门,不允许在自家屋里过夜,老人更是扫地出门。其中一位年老的父亲在临死之前回到家中,希望死在家里由儿子埋葬,他只希望死在院子里,却被儿子拒绝。原因是这位年迈的老人是个重要人物,死后丧事的场面大,要破费很多,儿子意识到为死去的父亲举办丧事是自己的义务,但巨大的花费超出了他的经济能力,是他所不愿意的,为了免除这笔力所不及的费用,他不得不拒绝履行孝敬父亲的义务。[6]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能说明在物质供养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其基本生存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2.疾病医疗条件的优化与劣化

我们常说:“健康是本钱”,“健康是金”,“健康即福”或“无病即福”。健康是一个人工作、生活的基本条件和快乐、幸福的基本保证。一个人没有健康的体魄,自己的工作、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思想、情绪总是被愁云悲雾笼罩着,无幸福可言,无快乐可言,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增添许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负担。对于少年儿童和中青年人来说,生命力旺盛,往往使健康成为一种自然拥有的生命资本,不经意,不在乎。可是,对于生命个体不断老化和退化的老人来说,生命资本逐渐变得稀缺,需要刻意加以维护和保持。

老年人口群体的患病率一般高于其他人口群体。对于日渐衰老的老年人来说,特别是高龄老人来说,健康是高于一切的,是千金难买的至宝、至福。世界各国的医疗费用统计共同表明,老年人口所需医疗费用为总人口平均数的2.5倍左右,我国老年人口所需医疗费用也是总人口平均数的2.5倍左右,与世界各国不同年龄组人口的医疗费用统计基本一致。

在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比例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社会医疗费用支出也随之不断增加,对每一个生活在老龄化社会中的老年人自身医疗问题产生重大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影响所及,有使老年人医疗条件优化的趋势,也有使老年人医疗条件劣化的趋势。

(1)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条件的优化趋势。医疗条件的不断优化和持续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正面结果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文明社会把优良的医疗条件视为人权保障的一个前提条件,也视为人道主义和社会福利得以实现的必备条件。因此,改善医疗设施,创造良好的条件,是全社会的共同福祉,是各国政府施政的要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整个社会的医疗条件会不断完善,老年人的医疗条件会不断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讲,老龄化与老年人医疗条件优化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医疗条件不断优化的现象也会出现。

但人口老龄化出现以后,老年人医疗条件的优化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助推器”。这个新的“助推器”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并列,共同推动老年人医疗条件不断改善、优化,向着有利于增进老年人医疗保健的方向发展。

老龄化对老年人医疗条件优化的助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作用力上:需求产生的动力和挑战产生的压力。

首先,老龄化对老年人医疗条件优化产生需求动力。

需求即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产生的拉动力表现更为突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旺盛的老年医疗需求必然推动老年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一般来讲,老年人的医疗费为总人口平均数的2倍以上,一个人一生的医疗费80%以上消费在60岁以上。医疗费直接反映了医疗需求状况,老年人随着身体的老化,疾病随之增多,对医疗的需求和消费也随之增多。老龄化带来的老人“增龄”和“增数”共同使老年医疗需求和消费大幅增加,必然会推动和拉动老年医疗事业的发展,改善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其次,老龄化对老年人医疗条件优化产生挑战压力。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著名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一再阐明挑战所产生的压力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世界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不断接受来自自然和社会两大方面的各种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动员内部的力量和调整内部的结构以便能成功地应战。应战成功者,民族文明就获得了进步并保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战失败者,便被历史所淘汰,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

老龄化对我国医疗事业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成功地应对这一新的挑战,我国在医疗事业的方方面面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社会各界、各阶层必然会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做出相应的反应和准备。

一是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以保障全体公民能够“病有所医”已在社会各界、各阶层基本达成共识,对医疗保障的需求日增,呼声也日高。

从计划经济下的医疗保障到市场经济下的医疗保障,在转轨过程中必须会出现混乱和无序,但从混沌到明确,从无序到有序,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备到完备,是世界各国医疗保障事业的共有路径,发达国家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国也将必然经历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国情的复杂性,特别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二元医疗保障结构,使我国离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毕竟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二是从社会的管理者政府这一层面上来讲,为了消解老龄化挑战的压力,必然会采取强力的应对措施。

瑞典从高额的个人所得税中直接进行巨额的医疗保障支出;美、日、韩等国家直接从企业利润和个人薪金两个方面征收医疗保险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美国更积极支持和促进商业性的私营医疗保险以便应付重病、慢性病等带来的大额医疗费开支。从发达国家医疗保障的发展过程来看,医疗保障作为一种国家长期的制度安排,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推行,特别是在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初期,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才能排除阻力,顺利推行。商业性的私营保险属于自愿加入的范畴,但政府也会采取舆论宣传、政策扶持等方式,引导人们自愿参保。

三是老龄化也迫使每一个人通过保险、储蓄等方式,未雨绸缪,为自己的老年医疗做准备。

我国城镇普遍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我国广大的农村自1978年合作医疗制度解体以来,实行的是个人自费医疗制度。近几年,我国政府通过努力,在全国建立起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广大农民的医疗难问题部分得到缓解。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同时推进,社会医疗保险将会越来越被全社会所认同和接受,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将会逐渐在全国建立起来。

老龄化挑战所产生的压力在社会、政府、个人三个层面上变成推动老年医疗条件不断优化的动力。这种压力型动力与前面所说的需求型动力相比,是一种外在的动力。内在的需求型动力与外在的压力型动力,共同推动老年人医疗条件随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一起,向不断优化和不断完善的方向发展。

(2)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条件的劣化趋势。从理论上、总体上来看,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条件的优化趋势非常明显。但从实践上、具体上来看,老龄化过程中,部分老年人医疗条件的劣化则是十分明显和现实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求过于供的供需矛盾。老年人口发病率高,据2000年至2001年全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计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慢性病患病率为59.6%。[7]老年人病情变化迅速,往往多病共存,并发病也多,而且长期失能所占比例也非常高。据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失能率达19.54%。[8]老年人口的这些患病特点,决定了老年人口比其他年龄人口具有更多的医疗需求。但是我国经济不发达,医疗卫生资源有限,医疗卫生资金不足,医护人员少,病床不足,庞大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无疑会大大制约老年人医疗条件的改善。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加重,这种矛盾会更加突出。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措施,很可能会使老年人医疗条件在老龄化过程中走下坡路。

二是两极分化。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机制必然发挥作用,在竞争中失败的那部分人口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经济能力差,生存能力差,支付医疗费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差,他们老年后的医疗条件面临着劣化的危险。

三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城镇现在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但个人“空账”现象严重,资金来源不足,保险覆盖面狭窄。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障情况是:全国大多数人享受不到很好的医疗保险待遇。在农村,虽然各种形式的医疗合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在尝试中,但离免费医疗还有很大距离。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还十分不完善,在老龄化程度并不严重的今天尚且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更何况随着老龄化的加深,整个社会老年人医疗负担将会大大加重,届时许多老年人医疗问题令人忧虑。

3.生活照料劣化趋势值得警醒

老年人生理老化与健康丧失有一个渐进和累积过程。对于大多数低龄老人(the young‐old)来说,精力充沛,健康尚可;但对于许多高龄老人(the old‐old)来说,身体就像一架使用年代太久的机器,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健康成为稀缺的生命资本,慢性病、并发病连绵缠身,失聪、失明、失智等失能现象不断出现,紧紧伴随着生命的最后岁月,直至生命的终结。因此,老年人到了老年的后期便存在一个生活照料的问题,其中包括医疗护理问题。

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living care problem)是老龄化时代世界性的问题,是老年人基本生存条件中重要的一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向高龄化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低龄老人不仅能自理自主,而且能料理家务,照顾小孩,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是理想的“家庭后勤服务员”。可是,老年人进入高龄以后或者老年病、慢性病缠身以后,失健失能的老人就结束了他们一生中付出、奉献的阶段,而进入索取、回报的阶段。他们为家庭和社会辛劳和奉献了一辈子,我们不能把这些失健失能的老人视为“废物”、“包袱”,我们必须担当起照料他们的担子,尤其是子女更应履行回报父母亲养育之恩的责任。

但要使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包括医疗护理,在老龄化日益加深加重的未来不至于劣化甚至恶化,有不少障碍有待于我们全社会共同突破。

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抬头而传统孝道观念淡化,认钱不认人、认钱不认亲的现象屡见不鲜,表现在养老问题上就是抛弃老人和虐待老人。这种现象虽然不很普遍,但对老人的伤害很大,造成的社会影响也很坏。

二是照料老人与工作事业之间的矛盾。中青年人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候,可是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天天照料,特别是随着“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两个中年人要照料四个老人,沉重的照料老人生活的负担,使这部分中年人不堪其苦。做好事业与照料好家中的老人,成为此也不是、彼也不是的两难选择。因此,在老龄化、高龄化的未来,照料老人生活要突破家庭狭小范围的局限,实现社会化和商业化。

三是子女照料老人能力不足问题。国内外许多调查资料显示,大多数子女都愿意照料生活上失能的父母或祖父母,这反映了人类家庭道德文明的共同进步。为亲情之爱而自我牺牲,深藏于人性的原初本能,超越于自我的存在价值。日本有“弃老山”的传说,但“弃老山”中的老人绝大多数是为了不拖累子女而自愿自弃的。中国有不能自理的老人为不拖累子女走自毙之路。抚幼而不弃幼,是一切高等动物共有的,但养老而不弃老,则是人类特有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人类文明愈发达,愈值得高扬这种人道主义价值理念。在古代中国,孝子不仅史不绝书,俯拾即是,而且像“剜肉疗母”这样的极端例子更把传统的孝道观弘扬到极致。虽然现代中国市场经济冲淡了传统的孝道观,但潜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孝敬意识则是根深蒂固的,那种不孝敬父母的现象一般说来主要是有心无力、客观经济条件不允许造成的。当子女照顾老人生活的能力不足时,存在着“主观情感”与“客观能力”尖锐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久病床前无孝子”,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国都存在,这句话已成为人们广泛认同的习语。并不是孝子在道义上存在着令人谴责的“主观情感”不仁不孝问题,而是孝子“客观能力”不足、心有余而力不足问题。“欲报之德,昊天罔及”,非不愿也,实无力也!

四是空巢老人与独居老人的照料缺失问题。空巢现象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中国有一首古诗言[9]:

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
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
举翅不回顾,随风四处飞。
雌雄空中鸣,声尽呼不归。
欲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

家庭空巢的悲凉如同诗中描绘的燕儿的空巢悲凉。在儿女远飞的空巢家庭中,年迈的父母携手相望,日夜盼望着儿女归来,其中的悲凉、无奈是萦心绕怀的。而因丧偶而独居的老年空巢家庭里,孤独的老人更为凄凉。

商业社会里,人口流动迅速,子女为了工作和事业与父母分居或离开家乡,甚至远渡重洋,是常见和普遍的。在美国,80%以上的低龄老人居住在空巢家庭中。[10]我国的城乡老年空巢家庭和独居家庭的比例已经相当高,各方面的统计资料和调查资料显示,我国老年家庭和独居家庭的比例大约占老年家庭的1/3左右,总的来说,城市略高于农村。但随着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的空巢率与独居率将会后来居上,高于城市。农村空巢化程度高于城市,是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的结果。

大量空巢老人与独居老人的存在,他们的生活照料问题将十分突出。夫妇携手同居的老人,失健失能以后的生活照料,90%以上由配偶担当,但若配偶也失健失能,需要生活照料时,问题就严重了。独居老人的生活照料当然更成问题。

针对以上家庭在照料老人生活方面存在的不足问题,我们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性照料与市场商业性照料。但我国社会福利性照料资源严重不足,而市场商业性照料有待开拓。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未来,国家必须加大财政投入,扶持福利性照料事业发展。由于国家财政投入有限,前景看好的还是市场商业性照料。目前流行的照料老人的家政服务即属商业性照料,市场前景看好,但属于低水平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老人对照料的质量提高,依托社区的专业照料(community‐based professional care)将会有所发展。专业照料在硬件上设施好,在软件上照料质量高,欧美发达国家的老人多倾向于专业照料,而对上门照料的非专业照料的选择则相对较少些。照护保险也属于商业性照护范畴,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值得我们借鉴。

4.精神慰藉问题值得关注

精神健康是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条件,精神慰藉又是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前提条件。精神慰藉作为维系老年人生命的一个重要条件,与物质供养、疾病医疗、生活照料相比,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即物质供养、疾病医疗、生活照料若达不到基本条件,在短期内就可以直接导致老人生命的终结,但精神慰藉若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并不会置老人于死地。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精神因素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越来越把精神慰藉视为老年人生命最后岁月中的基本生存条件而高度重视。在老年人精神慰藉中,亲情关爱及其带来的精神慰藉,是老年人最迫切需要的。

亲情关爱及其慰藉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深层需求,是人的灵魂得以慰藉的起码条件,是生物血缘关系生发出来的原初本能,也是维系家庭伦理的最后底线。西方国家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通过数百年的海外扩张与资源掠夺,铸造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辉煌成就,登上了人类更高一级的文明阶梯。传统的欧洲家庭解体,但以夫妇—子女为轴心构成的核心家庭则牢不可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把养老的主要责任即经济供养从家庭手中接了过来,但把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即精神慰藉留给了家庭。

现在城市里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喜唱喜听“常回家看看”歌曲,把门相望、盼子回归的父母听到这首歌曲,热泪盈眶,更加牵挂外出远方的儿女,盼望他们早早归来。

西方人在家庭观念淡薄一阵子后,现在又提出了“回归家庭”、“重建家庭”的口号,反映了血浓于水的亲情需求与满足,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原初本能。我们常唱“让世界充满爱”,而爱的温床和摇篮就是血缘亲情。家庭亲情之爱是人类爱的原生态,社会之博爱是构筑在这一“爱的原生态”之上的“爱的次生态”。

然而,老龄化、市场化、城市化使老年人渴求的这种亲情需求和精神慰藉变得越来越稀缺。且不说独生子女长大以后,先求学,后工作,甚至移居海外,使这种亲情需求变得依稀渺茫。即使有三四个儿女,也常常是各奔前程,留下老父母空守家园。如果父母中有一方离开人世,剩下一方将终日与孤独和悲凉相伴。

精神慰藉的稀缺是在亲情慰藉弱化以后又没有其他精神慰藉弥补和替代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如果在慰藉弱化时,有其他精神慰藉弥补和替代上去,精神慰藉稀缺的状况就不会出现。多少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终生未娶或终生无子,亲情慰藉十分贫乏,但他们生活得很充实、很有意义。现在在西方流行,在中国也已经悄然兴起的“丁克家庭”(double‐income‐no‐child‐couple family)和都市“单身贵族”,都以拒绝生育后代为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断绝了亲子慰藉的来源,但他们的精神慰藉资源并不一定处于稀缺状态。原因是他们在精神慰藉方面已超越了亲情慰藉,以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享乐来弥补和替代传统的精神慰藉方式。“丁克家庭”和“单身贵族”的出现和存在,进一步说明了亲情慰藉并不是人生唯一的精神慰藉方式,说明在亲情慰藉之外还存在其他慰藉方式。我们这个富有“多子多福”传统、重视子嗣与亲情的古老民族,在老龄化浪潮滚滚袭来、亲情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要积极寻求与开拓其他精神慰藉来弥补亲情慰藉之不足。在老龄化日益加深加重的情形下,我们应当超越家庭的狭小范围,使精神慰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以丰富、充实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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