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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是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一步步临近了。次日清晨,戴高乐孤身一人出走英国,决心在英国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1941年9月24日,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不久,在阿尔及尔他把“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织新政府,戴高乐以67岁的高龄重新登上了法国政治舞台。

戴高乐是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戴高乐是法国历史上自拿破仑以来最有作为、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在法国两次历史的危急关头,他力挽狂澜,为维护法兰西的尊严和荣誉进行了毕生的奋斗。毛泽东和戴高乐神交已久,终未谋面,成为一大遗憾,毛泽东最终送上的是一个硕大的花圈和一句高度的评价。

毛泽东评点原文

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1]

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无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2]

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人人都有缺点。

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蒙:海军也是这样。

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3]

戴高乐简介

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爱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柏格森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同个人命运相结合的坚定信念,成了戴高乐后来终身实践的原则。少年时代的戴高乐就格外引人注目,他身材高出同龄人一大截,性格刚毅,好强争胜,不愿屈于人下,显得孤高自傲,冷若冰霜,但在学业上,除了喜爱的文学和历史外,其他成绩平平。14岁时,明确表示要报考圣西尔军校,从此,开始努力学习,五年后,他如愿以偿,被圣西尔军校录取,开始了军人生涯。

军校毕业后,以少尉的军衔任见习军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部队参加对德作战,两年后,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德军战俘营中,他通过阅读德文报纸掌握了德语,并写成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构成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阵营的倾轧》的基础。1918年11月,战争结束,他获释回国。1924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敌人阵营的倾轧》一书,对德国的国情、民情、军情和德国战败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1932年发表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剑刃》,论述了领袖人物应具备的品质和军人与政治的关系。1934年,面对蠢蠢欲动的希特勒德国,法国军事当局推行消极防御战略,修建马奇诺防线,戴高乐积极主张建立以机械化部队为主体的积极防御战略,著成《建立职业军》一书,书中提出一些新颖的军事思想,这使他开始在军界崭露头角。1937年,被任命为驻梅斯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带兵之余,他继续著书立说。1938年在欧洲一步步走向战争之际,他著成《法国及其军队》一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便是我在卑微的地位上,当大难临头的前夕向我国提出的最后一次忠告。”这年的9月29日,推行绥靖政策的英法同德国签订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戴高乐再一次警告国人,警惕希特勒的野心,做好应付突然侵略的准备,建立一支新型的法国军队。但是,戴高乐的这些忠告,并不为法国政府和担负国家国防重任的贝当元帅所接受。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一步步临近了。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在西线发动了攻击,直到这时,戴高乐才仓促受命组建一个装甲师,并被提升为准将。但为时已晚,法军一溃千里。德军由色当沿圣康坦、亚眠一线,直扑英吉利海峡,把40万英法联军压缩包围在敦刻尔克。英军及其他盟国军队从敦刻尔克仓皇撤退后,整个法国北部已经敞开。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关键时刻。6月5日夜,刚组建不久的雷诺政府改组,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戴高乐决心坚持抗战,但雷诺丧失信心。6月14日巴黎失陷,两天后,雷诺政府辞职,由贝当接管了政府。次日清晨,戴高乐孤身一人出走英国,决心在英国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下,6月18日晚6时,戴高乐用BBC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告法国人民书》的广播演说,举起“自由法国”的大旗,决心为维护法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22日,法国投降,戴高乐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要首先找到一个能够决定成败的突破口,就是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经过不懈努力,到1944年初,他已拥有23万野战军,15万驻防军,32万吨位的舰队和5万水兵,3万空军,这还不包括国内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力量。1940年10月27日,他宣布成立“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1941年9月24日,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1943年5月初,他把自由法国总部由伦敦迁往阿尔及尔,结束了在别人卵翼下过日子的流亡生涯,开始在法国的属地上行使独立自主的权力。不久,在阿尔及尔他把“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6月3日,他又在阿尔及尔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8月,巴黎解放,戴高乐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到了巴黎。

1944年9月,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开始着手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担负起重建一个新法国的历史重任。随着形势的发展,戴高乐感到战前的“多党制”对法国是一场灾难,主张进行改革,把有关国家的命运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交给公民去决定,而不是在议会无休止的争辩中被操纵者所决定。法国用全民表决的方式进行的选举于1945年10月举行,选举组成了制宪议会,11月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后因与立宪委员会有分歧,1946年1月20日,他宣布辞去总理的职务。

戴高乐辞职后,长期住在科隆贝的私人住房,专心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

1958年5月13日,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军队开始介入国家的政治。时势要求他再度出山。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织新政府,戴高乐以67岁的高龄重新登上了法国政治舞台。

戴高乐上台后,首先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12月21日,戴高乐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由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此时,摆在他面前的另一个艰巨任务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他采用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公决的方式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这项举措的成功,不仅使法国卸下了包袱,而且极大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戴高乐一直反对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的支配,反对美国对法国的控制,取消了北约对法国空军和舰队的指挥权,进而退出北约,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基地和驻军。在西欧国家,他说出了其他国家想说又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做了其他国家想做又不愿做或不敢做的事,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西方国家的盟主地位,使美国再也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独自在国际事务中代表西方做出决策了。

外交方面的成就相比,戴高乐在内政方面的作为则颇为逊色,到1967年情况开始急剧恶化,失业工人大量增加。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戴高乐的民众支持率迅速下降。翌年被迫宣布再次下野。1970年11月9日,80岁高龄的戴高乐因心脏病突发,在科隆贝家中猝然逝世。

试析

1970年11月12日下午,法国现代史上一位巨人——戴高乐将军的遗体在科隆贝教堂旁边的墓地安葬,按照将军的遗愿,葬礼极其简单,没有致悼词,没有奏哀乐,没有政府官员在场。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硕大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同一天,毛泽东在唁电中称赞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毛泽东对戴高乐的这个评价,绝非偶然,这是他透过历史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结论,是他绕过分歧,在戴高乐身上发现的最重要、最可贵的优点。

1940年6月,法国投降之前,戴高乐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压境之际,到处疾呼,坚持反对以贝当、魏刚为首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勇挑重担,孤身一人流亡英国,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广播演说:

“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所有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这一次无与伦比的行动,标志着法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它表明了要与法西斯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在整个法国陷在泥坑里挣扎时,让全世界看到法国还存在希望,他将用继续战斗的火焰去燃亮法国,恢复法兰西的尊严和荣誉。

戴高乐坚信法国可以被打败,但决不会被征服,而失败是暂时的,是由于某些法国人的过失造成的,这并不代表整个法兰西的失败,不代表法兰西精神的失败。既然某些法国人的过失给法兰西带来了耻辱,那么,另一些法国人不屈的奋斗就会使法兰西重振雄风,因为法兰西精神是永恒的,这种永恒的精神是希望的源泉,是不能被任何力量打败的。正是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戴高乐才能坚决抵制住不断滋长的失败主义情绪,不知疲倦地为坚持抗战东奔西走,毫不自卑地挺身而出擎起抗战大旗。

戴高乐挺身于危难之时,面临着不可想像的困难,他曾在后来所著的《希望回忆录》中写道:“在法国历史上,我是在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刻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我的权力首先为不愿放弃战斗的法国人所承认,接着形势的发展为全体人员所承认,最后冲破了艰难险阻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承认。”这段总结性的语言,高度概括地道出了戴高乐在四年抗战中由孤军奋战、不被理解、备受歧视,到从小到大、百折不挠直至成功的奋斗历程。的确,“六一八”号召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曾说:“我的身旁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都没有。在法国我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我也没有名望和地位。”此时,他还对留在法国的魏刚将军抱有一线希望,写信希望他离开法国本土,领导抵抗运动。可是,魏刚甘当贝当傀儡政府的“国防部长”,并且以军事法庭的名义缺席宣判戴高乐死刑。戴高乐只得两手空空,另起炉灶。在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在孤独的气氛中,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从逆境中感受到,只有勇往直前毫不动摇地承担起光复祖国的历史使命,才能真正获得权力和权威,只有成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屈战士,才能得到广大法国人民的承认和拥护,得到其他国家的尊敬和重视。他建立自己的武装,组建政权机构,开辟自己的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投入到反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中。

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戴高乐终于凭借着对民族和国家坚贞不渝的热爱,凭借着他在千锤百炼中养就的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性格,凭借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潮,终于在民族危亡之际为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法兰西不朽的民族精神,他通过战斗,使分裂的法兰西实现了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在斗争中,他不仅要恢复法兰西的独立和自由,还要恢复法兰西的大国地位。他不仅要同法西斯德国进行坚决的斗争,还要在盟国中争取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一些缺乏远见、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政客把法国引入了深渊,早已失去大国的风貌,面对强敌委曲求全,接着战败投降,这在世人眼里,法国早已不是大国了。因此,戴高乐在与希特勒德国、与卖国的维希政府斗争的同时,还要为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与战争中结盟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斗争。尽管他的愿望和要求没有完全被满足,但还是为法国争来了一块在德国的占领区,并且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享有大国否决权。

戴高乐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上并不是事事惟美国马首是瞻,而是一切以法国的利益为准,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事务,这构成戴高乐外交思想的重要特色。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就不是很融洽,他敢于向罗斯福说“不”,甚至当法国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向戴高乐发出会晤邀请时,戴高乐果断地拒绝了。为争取法国的利益敢于同美国进行斗争,这一特点也贯彻在他重新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中,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特点,并给予肯定,表示“很欣赏”他的这种敢于同美国“闹独立性”的品格。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感受到由于美国的存在,法国有一种压抑感,法国要争取大国的地位,在美国的现有地位下是不可能的。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权政策,已成为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的主要障碍。为此,戴高乐对以美国为盟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起冲击,明确提出法国与北约的关系问题,要求法国与英美享有平等的决策权。在遭到拒绝后,戴高乐认为法国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法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法国的国防应当是自己的事情,法国要自己担负起国防的重担,要拥有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国防力量——核武器。他认为核武器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和强大的标志,核力量的威力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是否拥有摧毁敌人的这一手段。当时,美国拒绝向法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反对法国制造核武器,法国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1960年,法国在雷冈试验场将原子弹试爆成功,打破了美苏英三国的核垄断。其后,戴高乐认为军事一体化的想法已经过时,拒绝将自己的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又把对陆军和舰队的控制权从北约收回,进而退出北约,逼使美国撤出了在法国的基地和军队。

在同美国闹独立性的同时,他建议应从实际出发,使东西方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使对立的国家互相接近,他从经济、文化、技术、旅游等方面着手,一点一点地打开冷战的铁幕。1964年戴高乐克服美国的压力,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断绝同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当局的“官方政治”关系。这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中法两国各自对外关系的一个突破,为全世界所瞩目。这一事件给美国长期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和试图逼迫欧洲盟国长期听命于己的盟主地位以沉重打击,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为战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相处提供了范例。在与苏联关系问题上,他通过访问苏联,大谈友谊,与苏联领导人建立了经常性的会晤和磋商关系,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这些事情印证了前面所引的毛泽东在1958年和1963年对戴高乐喜欢同美国闹独立性的评价,这也恰恰是毛泽东所欣赏的。

当然,对于戴高乐,毛泽东也并没有忘记他的阶级实质,没有忘记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所维护的法国国家利益的实质,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政权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对内是要压迫和镇压法国共产党和法国人民的,他的统治从反面教育了法国人民。毛泽东通过对他进行阶级分析,深刻地指出了戴高乐政权不能长久下去。后来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在1963年毛泽东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除了肯定戴高乐的优点外,还指出他有很大的缺点,这就是戴高乐还把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还在为阻止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进行战争,这必将遭到世人的谴责,也是法国的一个包袱,对法国也很不利。这个缺点,戴高乐也充分意识到了,后来,他对这个问题的成功处理,使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由被动变为主动,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极大地发展了同他们的关系,使法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中法建交后,戴高乐多次谈到访问中国的愿望,也曾多次设想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会晤的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至死也没能实现他的中国之行的夙愿。当代两位巨人——毛泽东与戴高乐没能实现历史性的会晤,不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憾事。

【注释】

[1]摘自戴高乐逝世时毛泽东的唁电(见《人民日报》1970年11月12日)。

[2]摘自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国际形势》(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3]摘自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同蒙哥马利元帅谈国际局势》(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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