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党的形象的维护与塑造

西柏坡时期党的形象的维护与塑造_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基于历史视角的研究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何才能得人心？形象好才能得人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党的形象就是党的生命，党的形象关系党的事业的成败。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十分重视党的形象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维护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在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一、积极做好思想宣传工作，让群众认识和了解共产党

思想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从建党起，宣传工作就是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英勇斗争的结果。据统计，从1921年7月到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使用过的方式方法多达60种以上^[37]。有效的思想宣传工作，是增强党和军队凝聚力、战斗力的法宝。

西柏坡时期，是国共关系从抗战时期的伙伴和盟友走向解放对立，从和平到兵戎相见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战争初期的被动、弱势到最后的主动、完全胜利，实现了从一个区域性的执政向全国性的执政的历史转变。这中间，宣传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把我党的政治主张及时传递到千家万户，使广大的老百姓了解、响应党的号召，动员起来，保卫胜利果实，从而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西柏坡时期，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彻底胜利是当时全党首要和最紧迫的任务。因此，宣传工作显现出鲜明的为战争服务的特色，土地改革、经济生产和土改、支前工作也同时成了宣传的重点。

（一）对民众进行深入的战争动员

在内战爆发的初期，宣传的重点是坚定党和人民胜利的信心，解决能不能胜的问题。1946年7月，毛泽东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强调“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38]，教育全党不要被敌人的暂时气焰所迷惑，应当树立起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念。遵照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人民解放军成功地举行了一系列战役。同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对国内形势和整个世界局势进行了分析，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澄清了当时党内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种种疑虑，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认为，过去在人民中间，在我们党内都有一个“打不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能胜，怪我们失掉了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以及现在可能失掉的延安、烟台等地。因此，现在揭穿蒋介石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树立坚定胜利的信心。毛泽东指出：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且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蛮横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言，3年至5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与现在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39]，“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40]。这些论断，高屋建瓴，一言中的，就像黑夜中的明灯，拨去了压在人们心头的迷雾，在内战爆发、局势错综复杂、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能够正视和把握革命形势，使全党全军树立敢于面对困难、敢于战胜强敌的信心和勇气。

历史的演进恰如毛泽东所预见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宣传的重点转为鼓舞党和人民，抓住历史机遇，争取更大的胜利，解决敢不敢胜利的问题。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对能不能胜利已没有异议，但毛泽东这时却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对此，当时党内许多同志不解其意，“既然能胜利，怎么还会不敢胜利？”毛泽东解释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革命党就是要引导人民前进，争取全面胜利。”^[41]

为使全党清醒地认识这一问题，1947年12月25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重点就是解决敢不敢胜利的问题。毛泽东首先将他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与会代表，让代表分组讨论。与会代表在认真阅读了文件后才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的战略策略思想。

毛泽东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42]报告从军事原则、土改政策、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各方面阐述了我党的政策，这就是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报告最后，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气魄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43]“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4]这些论述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1948年底，蒋介石又一次玩弄起了“和谈”的花招，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回击，在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的同一天，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庄严地宣告：“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45]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46]。解放军百万雄师挥师南下，强渡长江天堑，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统治的覆灭。

（二）关于土地改革的宣传

土地改革是保障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向广大的民众宣传解释土地改革的内容、具体政策措施、实施方法等等诸多方面。土改前，主动进行宣传解释工作，鼓励农民土地改革的决心和信心。针对党内与社会上各阶层在土地改革中的思想动态，说明耕者有其田不仅是我党的主张，同样是孙中山的主张，是政协决议，是农民的正当要求和正义行为，揭破反动分子污蔑土地改革为共产平分土地的谣言。其次，“宣传我之政策，土地法大纲，说明我党之耕者有其田的平分政策，并提出‘清算复仇’、‘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口号，发动群众向地主汉奸恶霸进行反攻倒算。”^[47]在土地改革后，宣传彻底进行土地覆查，打垮封建势力，同时将新解放城镇村庄的清算复仇土地改革安定秩序、新政建立等情况及经验传达给广大民众。还“教育群众为保卫已得的土地和民主政权而斗争，为国家民主化而斗争”，这样就分时期分阶段地将土地改革宣传贯彻下去。

（三）号召广大民众参军和支前

参军和支前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战争的紧急关头，号召群众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自卫战胜利的口号下，积极参加部队参加民兵，参加自卫战，号召广大民众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必须拿起枪杆子和国民党干，在支前工作中宣传要积极支援前线，配合部队作战，保证军粮供给。指出我们要发展生产，厉行节约，支持爱国自卫战争。鼓励广大人民支援长期的战争。

西柏坡时期，党的宣传工作是在紧张的战争中进行的，经过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积极努力，宣传工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由于宣传工作的有力深入，增强了我们党敢于斗争、勇于进取的彻底革命精神，使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解放区的民众自觉投入到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中。

二、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西柏坡时期，是全国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建立和建设即将开始的时期。这时的毛泽东更加注意和强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向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为了保证党的政策严格得到贯彻执行，从1948年开始，毛泽东先后发出了大量指示，对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政策作出了许多明确规定，要求全党同志务必掌握。

第一，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如果“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48]。

第二，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策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如在土改工作中，毛泽东强调要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策略。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由于这些地区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这些地区的中心工作是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在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这些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一下实行土地法，而是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在新解放区，我们也采取不同的策略，第一种是我军大量消灭了敌人，敌我力量对比起了基本变化，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在此地区，我们就开仓济贫，斗恶霸，分大地主的浮财，组织农会、政府、民兵、游击队；逐步发展到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因为这种地区的环境，是许可我们进行土改的。而另一种情况，即第二种情况，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我们的工作是向群众作宣传，开仓济贫，分发一部分财物，寻找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的精干的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相机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并教育群众准备敌人再来时的应付办法。因为，在这种地区，环境还不许可我们进行土改，土改工作还要有所等待。

第三，贯彻执行政策要依靠群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只有群众理解了党的政策，群众心齐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49]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50]。针对在土地改革中有人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毛泽东指出：“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51]从而纠正了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出现的尾巴主义错误。

第四，及时纠正“左”的倾向。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对土地政策、城市、工商业、整党等方面出现的“左”的倾向及时发现并马上给予纠正。为了纠正党内“左”的偏向，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1933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并指出这两个文件主要是为了纠正“左”倾错误而发，要求各地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和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为，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决定，指明党的各项工作中应遵循的基本政策和原则，要求全党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为了加大反“左”力度，毛泽东在1948年初又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布了四个党内指示，明确规定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要求“在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52]。全力纠正党内在领导土改，对待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中所存在的“左”倾思想，使全部工作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非常有预见地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之正确贯彻执行，使全党有了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指导，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革命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坚持与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民众为基础，以民心为驱力，把依靠群众、立党为公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根本宗旨。西柏坡时期坚持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自觉摆正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点解决关系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问题，及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工作倾向，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一）解决关系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问题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要依靠和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发动农民，首要的是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调动各阶层共同抗日的积极性，党在各根据地广泛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农民负担有所减轻，调动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广大农民纷纷要求直接获得土地，砸碎套在自己身上的封建枷锁。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成为能否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战争，打败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个基本问题。从1946年5月发布《五四指示》，到1947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发《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此后一系列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指示，都是旨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获得争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条件。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又说：“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要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53]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通过土改，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以空前的热忱投入到生产和战争中去。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群众路线的办法来实现土改的，即放手发动农民群众，使他们通过亲身斗争来解除封建枷锁。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曾经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纲领，但是由于他们不肯也不可能发动农民群众去做，这些主张只能长期停留在口头上和字面上。中国共产党却通过群众路线使其变成了现实。中国共产党在确定土改政策上，不仅一般地体现了土地改革的群众路线，而且特别突出了我们的群众路线即马列主义的阶级路线，体现了群众路线的阶级实质。由于贫雇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口最多，遭受封建剥削最重，革命最坚决，只有坚定地依靠他们，广泛地团结中农，才能形成强大的群众运动。同时，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也是农民实现民主权利的过程。《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之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54]这些规定给予几千年封建高压统治下的农民以民主权利，对于制止土地改革中一部分干部多拿多占、贪污盗窃、包庇地主、打击报复、强迫命令、恩赐包办等种种错误是一个有力的措施，也是维护反封建成果的重要保障。

（二）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工作倾向

中国共产党强调走群众路线，目的在于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对在工作中出现的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做法和倾向，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警觉并及时纠正。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吸取历史教训，确立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路线。刘少奇在阐述这一路线时指出：“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下也不变，还是这个路线。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不仅不可以少注意，而且更要注意。一部分中农虽然抽出土地，但大部分中农得到土地。就是对抽出土地的富裕中农也要设法团结他们，必要时可设法在别的方面予以补偿，比如在政治待遇方面或分些别的东西给他们。”^[55]对于地主、富农也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在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方针下，分化敌人营垒。应该有此斗争策略”^[56]。

1947年7月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土地改革要与统一战线相结合，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把基点放在长期支持战争上。从而为土地改革如何正确执行群众路线指明了方向。但是，在某些受“左”倾思想干扰的地区还是出现了过分强调单纯依靠贫雇农的错误做法，使土地改革偏离了群众路线的正常轨道。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及时进行了批评和纠正。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批判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指出党的政策是团结中农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全办一切，在全国，则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路线作为一面旗帜，起到了以贫苦农民为核心，将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的目的，从而为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战胜一切敌人的必要条件。西柏坡时期，土地改革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成功范例。

（三）摆正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摆正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不能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受到挫折。

西柏坡时期，中共领袖们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和坚持“两个务必”要求，时刻摆正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毛泽东住在西柏坡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里，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指挥了三大战役，毛泽东亲手写了190多封电报。在百忙之中，来到田间地头，亲自指导老乡种水稻。进京后，还一直关注着西柏坡村老百姓的水稻收成情况，给西柏坡村民写信让他们派人到种水稻较好的涿州去学习种稻子的方法。朱德总司令在打猎时，误打了老乡家养的鸭子，主动找到鸭子的主人，给老乡赔礼道歉并加倍赔偿。中央机关的理发员曹庆卫牺牲后，朱德亲自抬棺送葬。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参会代表们的马啃了老乡的树皮，造成一些树木枯死。刘少奇得知后，非常重视这件事，亲自派人核实情况，并加倍进行了赔偿。1948年夏天的一个雨夜，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住的窑洞被冲塌了，周恩来冒着大雨亲自组织人员紧急抢救被困的同志，经过紧张的挖掘，被埋在里面的同志得救了。之后，周恩来又冒着大雨，提着马灯对所有的窑洞进行查看，及时排除了险情，避免了危险的再次发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仅仅3年多时间，便取得了我党领导革命胜利的主动权，使中国革命面貌彻底为之改观，为全国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础。能取得这样决定全局意义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党采取了从群众利益出发，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最后依靠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群众路线。解放战争时期，在四平、苏中、鲁南、孟良崮、济南等战役中，人民群众全力支援前线，有力保证了人民军队的节节胜利。特别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展现了一幅宏伟壮观的人民战争画卷。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先进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从而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西柏坡时期这种先锋模范作用更得到进一步彰显，极大地赢得了民心，塑造了我们党一心为民的崭新形象和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56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53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16-1317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7]《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1437页。

[1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41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12]张明楚主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2页。

[13]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19]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6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6页。

[2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0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9页。

[2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2页。

[25]《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3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3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3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

[37]林之达主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3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7页。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4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41]《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4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页。

[4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4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9页。

[4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页。

[47]《中共晋察冀六地委宣传部关于再解放区宣传工作指示》，1948年3月2日，河北档案馆藏，档案号134-1-17-1。

[4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4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5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5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0页。

[5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7页。

[5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395页。

[5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50页。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