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丰满的童话形象

三、塑造丰满的童话形象

童话创作中，由于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就往往会忽视“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一些拟人体和超人体童话，常常误以为只要运用了拟人体和超人体，就算完成了形象塑造的任务，结果，就出现了借“神”或“物”之“尸”来还“人”之“魂”的倾向，而不让读者领略“神”或“物”的性格化描绘。即使在写“神”或“物”时，也不注意写出其特有的外形和性格，只让鸟兽鱼虫作一般的活动，而不是塑造出不同于其他的“这一个”的特有形象。这样一来，童话形象就显得单薄苍白、往往流于图解化和标签式，进行政治的“影射”和知识的图解，失去了审美的价值。

茅盾说：“典型性格的刻画，永远是艺术创造的中心问题。”沙汀说：“塑造人物是创作的首要任务。”童话创作的中心问题和首要任务也应该是形象的塑造。这在中外优秀童话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有力的佐证。世界著名童话《木偶奇遇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为我们塑造一个血肉丰满的童话形象，匹诺曹是个木偶，但在作者的笔下，却形态特独，性格鲜明，他好奇心强，勇敢，具有冒险精神，他活泼、天真、诚实，却又时常表现出懒惰和贪玩等缺点。他使我们想起一个小学初年级学生纯洁、可爱而又顽皮的形象，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匹诺曹这个人物无疑是《木偶奇遇记》这部作品的艺术构思的轴心和支柱，通过这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读者感受到了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从而受到了感染、熏陶和启发。试想，如果匹诺曹这个形象写得苍白无力，《木偶奇遇记》还有这么巨大的艺术魅力吗？我国著名童话作品，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等，之所以获得少年读者的普遍而历久的喜爱，也是因为这些作品塑造了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努力描绘人物的命运，写出人物特有的经历、遭遇，是童话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至关重要的一环。人物的命运，应当是人物性格合乎情理的发展，而并不是能由作者随心所欲地加以摆布的“傀儡”。在这一点上，一些童话名篇是我们学习的极好范例。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要注意多塑造正面形象。孩子的分辨能力较差而模仿能力强，在描写主人公的缺点时，要掌握好分寸，不能只是单纯地甚至带有欣赏式地“暴露”和摆“噱头”，这样往往容易产生副作用，要能够通过恰如其分地刻画，激发读者唾弃缺点、克服缺点的心理动力。

真、奇、新，是童话刻画人物形象时应掌握的要点。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从生活中去寻找那些令儿童们感到真切有趣的形象，同时，又要大胆地运用幻想，让形象具有离奇而新鲜的面貌。要敢于突破习惯的思维模式。如一般认为害鸟害兽在童话里只能充当反面角色，只有益鸟益兽才能成为正面形象。这种主张表面看来符合人们的心理习惯，但它却是不切实际的和有害的。这是主张文学是对自然、社会的真实模仿和再现的直观反映论在童话创作中的表现，也是一种图解动物学知识并通过童话形象来给动物作鉴定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在创作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也不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从民间文学创作和作家创作看，把虎、狐、蛇这一类动物写成正面形象的作品并不少见，例如《一只鞋》中的虎、《白蛇传》中的蛇，《聊斋志异》的《狐梦》、《青凤》中的狐，都是正面形象。老鼠是古今中外公认的害兽，动物学中一致认为它是毁害农作物、家用器皿、衣物、偷食食品、传染疾病的害兽，但在《米老鼠和唐老鸭》这一美国动画片中，老鼠却并非反面形象。从童话创作来看，麻雀、老鼠、狐狸等并非均为反面形象。在格林童话《老麻雀和它的四孩子》中老麻雀是一个既富有人情味，又能通过直观的方法来启发孩子们要坚持信仰、存有纯洁良心的优秀教师和慈祥的母亲，在《狗和麻雀》中，麻雀是一个同情受主人虐待、经常挨饿的牧羊狗并为被车夫辗死的牧羊狗报仇雪恨的英雄；在《老鼠、小鸟和香肠》中老鼠跟小鸟、香肠一样都因挑唆者的离间而丢命，令人非常惋惜；在《猫和老鼠做朋友》中老鼠反而成了被猫蒙蔽了的“可怜的”上当受骗者，使人产生同情心；在《狐狸妻子的第二次婚事》中，老狐狸是一个弄巧成拙者，狐狸太太是一个坚持自己爱情标准的形象，在《金鸟》中狐狸是正面形象，它本是金宫公主的哥哥，从前因中了别人施的魔法而变成了狐狸，它成狐狸以后总是给人以忠告，指引人走正路不走邪路。

为什么自然界的害鸟害兽进入童话作品以后有的是反面形象（如格林童话《狼和人》、《狐狸和猫》、《狼和狐狸》中的狐狸和狼），有的却成了正面形象（如上述格林童话作品中的麻雀、老鼠和狐狸）呢？第一，童话作品中的动物形象是拟人化了的形象，虽然仍具有物性，但是，它们既已成了拟人的形象，就同时具备人性。而人有好坏之分，人性有善恶之别。所以自然界的害鸟害兽进入童话之后，既可以发挥它们原有的恶的物性，使之同恶的人性融合，从而塑造出童话中的反面形象，也可以改变它们原有的恶的物性，使之同善的人性融合，从而塑造出童话中的正面形象。第二，童话作品中的动物形象和其他儿童文学形象一样都是作家对生活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反映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黑格尔说：“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心灵——主体意识、主体情感改变着客观事物，它使客观事物“由原来存在的形状转化成为一种由精神改造出来的艺术表现”形式。由此可知，作家对作为创作客体的害鸟害兽的反映是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反映。作家在对客体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精神改造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灌注到客体对象中去，使之凝聚着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感，体现着作家的意志、目的和要求，同时又有意搁置害鸟害兽与善（利益）相悖的物性于不顾，并把它们从原来存在的自然状态的形象转化为能确证和肯定作家自我价值的艺术形象，从这一艺术形象中作家可能直观自身，看到自己的形象和本质力量。这时，原来的害鸟害兽就成了童话中的正面形象。

在童话创作中，作家使害鸟害兽由生活中有悖于目的性的反面形象变成既合规律性（真），又合目的性（善）的、在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中能给人带来情绪上净化和感官上愉悦（真善美统一）的正面形象，这不是违反科学规律、有意和动物学家唱对台戏吗？回答是否定的。文艺美学告诉我们：科学的任务是探讨生活中、自然界最能反映客观必然性（真）和最符合人类共同目的（善）的现象，侧重于求真求善，而不在于求美。文学的任务则是描写和反映生活中最能叫人动情、最有审美价值和本质意义的现象，它是真善美的统一。文学当然要求真求善，因为真善是美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它侧重于求美。为了美，它可以改变生活的真实去突出表现艺术的真实。这就是害鸟害兽在动物学中仍为害鸟害兽、不可改变其生活中反面形象的本来面貌，而在童话中则可成为中间形象甚至正面形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