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党的优良作风的保持和发扬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大胆实践、大胆探索，不断丰富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党的优良作风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得到传承和发展。

一、党的优良作风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拓宽作风建设的领域

这一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展现出“三个”紧密结合的新特点和趋势。

（一）作风建设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

人们常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军对垒不仅比的是武器装备优劣、兵员的多寡，更重要的比的是谋略的高低、敢于亮剑的勇气、作风的是否优良以及民心的向背。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18]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过程同时也是由农民作为主体组成的人民解放军不断成长为无坚不摧的钢铁之师的过程。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成功、最辉煌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军作风建设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着力在提高战士的革命素质、战斗精神、组织纪律性等方面下功夫。如在提高战士的革命素质方面就采取了一整套有效的办法。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是全面提高战斗力的中心环节。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战场局面由劣势变优势，由被动变主动，由困难转为顺利等，既需要有物质条件，更需要有干部战士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和聪明才智。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军队的成分有了新的变化。有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有土改翻身后参军的新战士，还有放下武器的原敌军士兵补入我军的“解放战士”。针对这种情况，我军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主的新式整军运动。1949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诉苦与三查”是进行阶级教育、纯洁思想与组织、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一种有效方式。经过以“诉苦三查”为主的新式整军运动，上百万“解放战士”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转化成为有革命觉悟的先进战士，创造了中外战争史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奇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面对国民党的总兵力还超过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总的态势仍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敢不敢抓住时机进行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占领的重要城市、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在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同志就要求东北野战军要做好政治动员和粮食准备，树立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19]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后，被俘的国民党五个军的师长军长们说要上我们的塔山阵地上看一看，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都组织军官敢死队了，怎么居然就过不去？上去一看，只是普通的野战工事。实际上，塔山不是山，充其量是个小小的丘陵地带，根本就没有阻击地形。他们看了半天，再仔细看，明白了，阵地上最多的是标语牌。我们的阵地上到处插着跟树林子似的小木头牌，上面写着：“共产党员冲在前面”，“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些国民党的军长师长看后说：“我们打不过人家，从这一点看我们绝对打不过人家。”在三大战役中，我军涌现出许许多多为了人民利益献身牺牲的英雄志士。正是他们一往无前，顽强斗争，不怕牺牲，勇于献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战略决战的胜利，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二）作风建设同土地改革紧密结合

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不仅解放了广大农民，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使1.6亿人口的解放区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使解放战争获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而且，整党纯洁了党的肌体，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提高了广大党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继续保持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深知：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要依靠和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

发动农民，首要的是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还是西柏坡时期都非常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且一直强调要充分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一方面，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奔赴农村，领导土地改革运动。如东北解放区动员了12000名干部下乡。另一方面，针对过去土改中发生的官僚主义、包办代替等领导作风问题及其他偏向，结合土改进行整党。通过土改和整党，让农民彻底看清了谁能给他们带来实惠，谁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由此决定了他们拥护谁、跟着谁走。这场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既解放了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团结起广大中农、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人士，吸引了开明的地主、士绅倾向革命，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又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吸引力、战斗力和凝聚力，使我党获得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保证。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奥秘所在。

由于作风建设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经过一年的努力，土地改革和作风建设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不仅为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展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有了根本好转。正如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些情况，经过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20]

（三）作风建设同城市接管工作紧密结合

当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势如破竹的军事胜利将一座又一座城市送交给中国共产党，接管并建设好城市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和严峻挑战。能否顺利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革命政权和胜利果实的巩固。我党在城市接管工作中始终坚持作风建设与城市接管工作紧密结合，把进城军队和干部的纪律、作风建设放在首位。

首先，对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接管干部进行入城纪律和城市政策教育。1948年6月，中央军委批转《东北野战军入城纪律守则》，规定了八项入城纪律，要求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人人守纪律，人人做宣传，言行一致。如，华东野战军在开封战役中，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就向攻城部队下达城市政策纪律7条规定，号召大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执行政策纪律的模范。

其次，严格执行有关城市纪律，并制订出具体的执行措施。攻城部队攻城前，各级领导带头，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人人清查个人物品，逐项进行登记，保证出城时不多带一件东西。从师到连都建立了纪律检查组织，由政治机关负责同志担任队长；班和战斗小组都选有纪律检查员。参加攻坚的华野三、八纵队政治机关都提出了响亮的口号，要求所属部队“光荣地进去，干净地出来，争取军事、政治的双重胜利！”“创造更多的遵纪模范，要在开封40万人民中留下我们的光荣，把我们的影响散布到全国、全世界去！”

除此之外，攻城部队把遵守纪律和执行政策的好坏，列为战后评奖的一个主要条件。正因为各级的高度重视和得力的措施，战士们进入城市后，都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不惜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爱民凯歌，换取了政治上的重大丰收。

对于城市接管，中央强调要选派坚强有力和作风正派的同志组成，确保接管干部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要求接管干部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长期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军管会各负责人，严格遵守城市政策和纪律、政策法令，工作作风严谨，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如天津接管干部进城时，为了不影响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每人都准备了5天的干粮。广大指战员遵纪守法、模范执行政策的实际行动，给被解放的城市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全国其他国统区的群众解除了误解和恐惧。周恩来在谈到党的接管工作时，称赞说：“天津、北平、南京、上海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接收得好。”^[21]

二、加强作风纪律建设，保障优良作风的承继和发扬

西柏坡时期良好作风的养成，严明的纪律和制度是保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积累出一条成功经验：优良作风的传承，必须有强有力的纪律和制度作保障。严格执纪是加强作风建设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西柏坡时期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创建新中国，全党全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从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一）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加强纪律性

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有严格的纪律，能够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能够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能够保证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出现在全党和全军面前的，已经不再是狭小的、被分割的和相对独立的农村地域，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城市和全国范围的乡村，加强全党的统一的铁的纪律，因而也就成为夺取全国胜利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了。早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已指出，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为了使伟大祖国早一天由黑暗转入光明，为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政府，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坚决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2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的同一天，解放军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表明了我党我军对于纪律的高度重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克敌制胜的法宝。虽然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长期以来，其内容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应该看到，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允许各地方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权，这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度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的问题。西柏坡时期，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或即将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大为提高。为了保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必须维护党的纪律，迅速克服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针对当时不少地方出现的乱打乱杀以及一些地方党和军队的某些领导机关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作出明显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规定的某些倾向，以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事前不请示和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毛泽东1948年4月在给某兵团负责同志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经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并指出所有这些制定及执行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和违背中央文件规定的恶劣作风，“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一遇此类现象，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23]。1948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针对有些地方存在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24]1948年，在党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严肃告诫全党：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全党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把一切应当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中。1948年11月，党中央给东北野战军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5]这些纪律要求不但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起了积极影响。

（二）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党中央发出一系列加强纪律性的指示，并对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批评教育，限期予以纠正。我军在攻克高家堡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发生了破坏纪律的事件。对此，党中央及时给予批评：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1948年4月，中央在给某兵团负责同志的指示中，就该兵团事前不请示、违反党的政策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与一般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做法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必办一项规定的，并限期予以纠正。

建立报告制度后，林彪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6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批评指出，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党委各同志均极忙碌。毛泽东批评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一种无纪律思想。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在当月22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指出，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在中国革命历史性大决战的前夜，党中央对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批评教育，使党内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得到纠正，无疑是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三）在全党进行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

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增强全党的纪律意识，是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基础。在进行战略决战之际，全党进行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1948年6月1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党重印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并写了前言。前言指出，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要坚持已经取得的胜利并继续胜利，乃至达到全国规模的胜利，集中的革命纪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的意义。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认真学习列宁这一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及党的文件。此后，中央又接连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和《关于在全党全军展开对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严厉地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所表现出的严重的地方主义、自由主义倾向，要求他们向中央作出认真的检讨，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重印的列宁的著作和党的指示下发后，各大区都先后召开了党委会或前委扩大会议，从上而下地进行了逐级的整顿，从大区、纵队司令、政委和各部门做起，检查了个人和党委执行纪律的情况，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提高了认识，增强了组织纪律性。

由于全党全军进行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全党全军克服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在遵守纪律方面，党中央及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为全党做出了榜样。如，朱德一次外出，打中一只鸭子，原以为是只野鸭，走近一看原来是家鸭。朱德马上拿出钱赔偿。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的打谷场上召开。由于当时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大部分同志骑马而来，开会时随手把马拴在树上。那时，人多马也多，照顾不过来，拴在树上的马把树皮给啃了。会议结束后，由于战事紧张，工作繁忙，代表们急着赶路，没有留意。乡亲们觉得树少块皮没啥，再说又是自己队伍的马啃的，也没在意。刘少奇一次经过这里发现这一情况，马上指示，照价赔偿，决不能让乡亲们吃亏。由于全党全军严格执行纪律，革命事业迅猛向前发展，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欢声雷动，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坚持从时代要求出发，提出“两个务必”的作风建设重点

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政党及其党员精神面貌的总体表现，从根本上说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三个转变”，即实现党的历史方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变；革命性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如何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怎样防止和克服胜利后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和各种腐败现象，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是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党坚持从时代要求出发，提出“两个务必”的作风建设重点。

（一）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艰苦奋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西柏坡时期，经过土改整党，解决了党内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面对全国胜利的新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并没有盲目乐观，而是居安思危，更多考虑的是全国胜利后如何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各种腐败现象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告诫。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6]

第一，我们党面临着胜利和执政的重大考验。当时，中国革命节节胜利，我们正在接管大城市，我们党即将走向全面执政，即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显得格外重要。我们能否继续保持在战争年代那样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否继续保持过去那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被金钱、权力和地位所左右，特别是不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腐蚀，这是对全党及每一位党员干部提出的严峻课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27]“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8]为此，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两个务必”的要求，“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9]这就为我们党今后的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第二，一切反动派都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派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会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国民党残敌还盘踞在西南、华南和台湾等地负隅顽抗，妄图卷土重来；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实行封锁、禁运，伺机进行侵略和颠覆；在新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肃清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任务十分艰巨。所以，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提高警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反对中国人民的任何一项阴谋诡计。毛泽东说：“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30]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一切反动势力的捣乱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在政治上丝毫没有解除武装，从而使我们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有利地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我们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党和政府迅速荡涤国民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医治战争创伤，全面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旧中国千疮百孔，教育文化落后，工业破产，农业调敝，交通梗阻，失业众多，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民生困苦，百废待兴。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党要从事的建设将是多么的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后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建设新中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任务更艰巨。

（二）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要退回来”^[31]，这充分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行使执政的职责，对领导人民建设好国家充满着信心，表明我们党在和平建设条件下一定能够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定能够把党建设得更好，一定能够把新中国建设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就在于它具有其他任何政党和政治派别所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作风优势。到1949年，党已经走过了28年的革命历程。“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32]这些都是我们党所独有的优势。我们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得到了锻炼。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走向成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党锻炼、培育并形成了自己的革命风格和一整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党能够担负起执政后更为重大的历史责任，能够经受住更为严峻的考验。

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即将进入大城市，走向全面执政。党所处的环境、所肩负的任务，与战争时期将会有很大不同。环境将更加复杂，任务将更为艰巨。这时，我们党更加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33]否则，“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34]。他提醒全党要特别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他郑重地要求全党同志要坚持“两个务必”，并号召全党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为了搞好党的建设，从制度上保证党的优良作风的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中，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2条。强调“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35]，“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36]。党依靠优良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找出了一条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三）领袖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西柏坡时期条件极其艰苦，党中央各重大机关都住在西柏坡及其附近的民房里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是一间普通的民房，大约不到30平米，里面摆着三张桌子，容纳了解放军三总部，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全国战场的情况全部汇集在这三张桌子上，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部在这三张桌子上作出，领袖们在世界上最小的作战室，指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三大战役。被我军在淮海战场上俘获的原国民党将军黄维被特赦后，要求一定要到西柏坡看看当年我军的指挥所。看完这间简陋的作战室，他感慨地说：国民党当败，国民党当败啊。西柏坡纪念馆里珍藏的毛泽东在住所门前树下石磨盘上批阅文件、朱德总司令在露天会场与会中间作记录等珍贵的历史照片以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历史资料片反映了当时领袖们的风范。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址是中央机关的大伙房，里面没有麦克风，没有录音机。一张长桌就是主席台，与会者自己拎着小板凳参加会议。在生活上，领袖们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党中央毛主席率先垂范。在西柏坡时，他的衣、裤件件有补丁，就是穿着这些打补丁的衣服，他会见了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章士钊等宾朋要客。不经他的同意，谁都不能给他领新衣服。毛衣、毛裤穿烂了，上面有了大窟窿，补一补再继续用。其他几位书记也都身体力行。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央局大院里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除了那样忙的工作，每个人都还有相当重的生产任务。虽然没给五大书记规定任务，但他们给自己规定了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朱老总常挑大粪给蔬菜施肥。毛主席和刘少奇一有空就帮着种菜。当时，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又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有每月交7.5公斤小米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年近六旬的董老竟向夫人学习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