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精神产生于伟大的时代。每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精神风貌和形态无不同那个时期、同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具体伟大实践紧密相联。我们对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活动的认识和解读同样也离不开西柏坡时期这一特定的时代。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围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时代课题与重大任务，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党的精神建设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我军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能力和信心，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一、西柏坡时期的历史生成
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今北京），前后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一般人们称之为“西柏坡时期”。西柏坡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一）西柏坡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条件
中共中央选择西柏坡作为机关驻地，是与西柏坡当时比较优越的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环境和条件分不开的。
第一，优越的地理位置。西柏坡一带村庄处于平山县中部，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90公里。这里交通方便，既适宜危机时刻向山里撤退，又便于顺利之时向城市进军。可谓依山傍水，能攻能守，可进可退。
第二，良好的群众基础。平山县革命发动较早，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这一带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不断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出现了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平山团”就是其中之一。到1946年，全县有党支部608个、党员近2万人。西柏坡村1937年冬建立党组织，到1948年时已有党员40名，占全村人数的12.3%。
第三，丰富的物产资源。西柏坡村一带沿滹沱河，依山傍水、滩地肥美，稻麦两熟。对于西柏坡一带以及平山县的经济条件，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说过：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
第四，适中的村落分布。西柏坡村一带村庄稠密，村子较小人口较少，村与村之间相距多在1—2公里。据当时参加实地考察和选择西柏坡为中央所在地的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潘开文的回忆说：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将来后委一些机关要来，能放得下；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的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如果村子很大，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村子较小，后边有个小山好防空，并且离周围村有一段距离（1公里左右），便于保密；四是住宿条件。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被鬼子烧了，但基础很好，便于建设，将来住在一起比较集中，方便工作。
由此看来，中共中央之所以选址西柏坡，如同历史上所有革命大本营的选择一样，既要着眼于现在又要放眼于未来，也就是说既要考虑眼前战争的需要，又要考虑将来事业发展的需要。而西柏坡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二）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的过程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1947年3月29日，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书记处的三位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刘少奇为中央工委书记，朱德为副书记，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为常委，伍云甫为秘书长，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中央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暂住晋西北临县地区成立了后方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负责统筹后方工作。枣林沟会议之后，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3月31日从陕北出发，经晋绥解放区，于1947年4月26日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听取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工作汇报。5月3日，刘少奇、朱德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封城村，与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萧克和罗瑞卿等见面。1947年5月10日，刘少奇、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共中央工委暂时设在晋察冀。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7月12日，中共中央工委常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等已到齐，遂于西柏坡村正式组织开展办公。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当时中央机关对外保密，称“工校”和“劳大”。刘少奇（化名胡服）任校长，朱德为董事，称朱校董。1948年4月上旬，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央后委留守人员经半个月行军，到达西柏坡。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抵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5月26日，毛泽东由河北省阜平县花山村到达西柏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经一年多的转战在西柏坡会合，从此，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新的所在地，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中心。
（三）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的主要原因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之所以移驻西柏坡除了其自身优越的条件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中共中央工委提前进驻西柏坡为中共中央整体移驻西柏坡打下较好基础。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根据中央指示，重点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讨论完善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政策，并制定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在陕北神泉堡公布。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随后，在解放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二是直接领导了晋察冀解放区的军事斗争，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华北地区的军事形势。三是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统一了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第二，石家庄的解放为中共中央顺利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条件。石家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扼燕晋之咽喉，是南北通衢的交通要道。尤其是近代以来，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交会于此，石家庄成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加之石家庄物产丰富，轻纺工业发达，在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之前，就已经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谁掌控了石家庄的局势，谁就取得了华北地区的主动权。正因为如此，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适当时机向华北作战略转移，并选择适当地点作为最后决战的指挥部就成为中央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只是由于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几次动议未果。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华北战场和其他战场一样，捷报频传，特别是石家庄的解放，为中共中央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并在华北立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石家庄的解放，使中共中央在华北有了立足之地，可以集中精力开展大决战。
经过考察和比对，中央认为西柏坡一带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地理位置、群众基础、物产资源和村落分布非常适宜中央在此办公和开展工作。1948年3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从此，西柏坡成为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圣地。
（四）西柏坡时期的主要特征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虽然仅一年零十个月时间，但在党的历史上却是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西柏坡时期作为解放战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其主要矛盾虽然没有变，但其表现形式却具有新的特征。
第一，西柏坡时期是敌我力量彼此消长、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时期。西柏坡时期是敌我力量发生逆转的关节点。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的英勇奋战，军队人数大大增加，武器装备大为改善，作战能力大大增强。比如，先后从敌人手里缴获了大量现代化武器，掌握了攻克大城市的攻坚战术；经过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不但极大地增强了纪律性，还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经过土改、整党及整军，不但巩固了后方，赢得了民心，还纯洁了党的队伍，这是我们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强大动力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西柏坡时期是人民解放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的阶段。随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战争形势越来越有利于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随着我方力量的增长，按照“九月会议”的军事部署，党中央、毛主席因势利导，适时作出进行大决战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第三，西柏坡时期是全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全国革命胜利在即，这一点已无可争议，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所言：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必将面临一系列根本性的历史转变。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大转变”。
一是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效仿俄国走先夺取大城市然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我们最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可以说，这条道路始于井冈山，止于西柏坡。因而，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重要一环，它预示着中国历史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是党的任务的转变。三大战役胜利后，我们党真正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中国也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与此同时，党的主要任务将不再是打仗，而是领导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重大转折。以这个重大转折为分水岭，实现了“两个即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破坏旧世界的任务即将完成，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征程即将开启。
三是党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转变。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已经成为必然的定局，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呼之欲出。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必然上升到执政党地位，中国共产党也必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序幕即将拉开。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重大实践活动不但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与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以其独特贡献在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主要内容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面临着土地改革、解放战争、工作重心转移、即将全国执政等重大艰巨的任务，加强党的精神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党中央根据党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和党的建设的实际状况，对党的精神建设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赶考”的时代命题和“两个务必”的理性回答。
（一）针对西柏坡时期的党员状况，重点解决思想与作风不纯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的组织也不断壮大，党员人数从1945年的120万人迅速发展到1947年的270万人，新党员的人数占了全体党员的一半以上。伴随党员数量的快速增加，在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由于组织不纯带来的思想、作风不纯问题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可以这样说，党内不纯的情况不改变，即使政策彻底也不行，不只是完不成土地改革任务，也不能进行战争，还会使党走向灭亡。”[12]毛泽东也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13]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党组织从1947年冬季开始，结合土地改革，先后进行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简称“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这次整党的重点是农村和军队中的基层党组织。整党的主要任务是清除那些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和腐化变质分子，纠正党员中存在的地主富农思想及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次整党紧紧抓住提高思想、改进作风的中心环节，把整党和建党结合起来。在整党的过程中，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由于抓住了提高思想觉悟这一中心环节，使这次整党效果明显。及时纠偏是毛泽东对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在1949年5月毛泽东起草发出的中央宣传部致中原局宣传部并告各中央局宣传部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当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偏向。他不仅自己时刻注意，还督促根据地领导人要经常和下面保持通讯联系，随时纠正偏向，不要待几个月后开总结会议的时候才来作一次总纠正。这样做损失太大。随时纠正偏向，则损失较小。正是由于毛泽东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实际需要，及时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才使党的全部工作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都能基本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前进直到胜利。
这次整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门整党。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老区与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整党的方法是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党的支部，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干部的成分和作风。毛泽东提出：采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邀请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的组织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将公开党组织、开门整党的经验推广到全党，向群众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党，使整党工作得到了党外积极分子和群众的监督和帮助，既有助于党员的思想党悟的提高，也有利于群众的思想教育。
1947年至1948年的整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通过整党，在思想上，肃清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使党的基层组织掌握在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手中；在作风上，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得到有效的纠正，改变了党群关系，使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得以充分发动起来，他们踊跃参军参战，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前线。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
（二）针对西柏坡时期的战争特点，重点加强党和军队纪律性
解放战争中后期，突飞猛进的革命形势对党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要求党通过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提高党的执行力。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形势所迫，党和军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的分散的环境中，党曾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权。这有利于发挥各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渡过长期的困难时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影响和损害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党内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良风气蔓延开来。有的地方擅自修改中央的政策和策略，规定自以为是其实却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土改中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乱定成分，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在干部中搞唯成分论等。此外，一些军事领导机关不重视抓部队的纪律整顿，少数部队发生违纪问题。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我党我军的形象和声誉，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为此，中央下发了一系列党内指示，阐明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1947年10月10日，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在5月初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列入会议的重要议题，并把“加强纪律性”作为全党的三大战略性任务之一。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健全党委制的重要性并加以完善。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共中央先后颁布的一系列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指示和通告，是我党在执政全国前关于党内规章制度建设的一次重大实践。
政党精神的传承，离不开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同样也离不开制度的支撑。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党制度是政党精神存续的载体。一种伟大精神产生之后，如果不把它物化为制度，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口号，变成一段历史的记忆。有效的制度能够使精神传承下去，使精神更有力量。正是因为狠抓请示报告制度的落实和健全党委制，才使得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统一领导得到大大加强，真正实现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和“党指挥枪”，克服政令、军令不畅的“肠梗阻”、“中梗阻”，进而保证党在思想、意志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党的组织纪律得到空前加强，大大提高了党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对保证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针对西柏坡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重视和加强党员干部学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学习的历史。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1939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特别注意加强党的学习。1948年党中央“九月会议”指出，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比较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分阶级就表现了理论水平之低。中央要求党员干部有针对性地读书。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作出四次重大的学习部署。毛泽东同志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并且还多次亲自规定学习书目和章节，号召党员干部多读书，要在理论上提高。为了推进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促使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中央于1948年7月24日，发出了《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其任务就是比较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正如刘少奇在中央学院的讲演中所指出：我们创办学院的目的，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
西柏坡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课题提到了我们党面前。对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他们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共产党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从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实践可以看出，高度重视学习是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针对西柏坡时期党从革命向执政的历史方位转移，提出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要求
西柏坡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之路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使命，面对政党地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为迎接执政考验，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这一阶段，毛泽东思考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成为执政党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中，他对党内可能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情绪尤为担心，因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而此前，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和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次著名谈话，都引起了毛泽东对于如何谨防李自成的悲剧，如何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深层思考。因此，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富有预见性地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全党着重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者。他提醒共产党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要求全党必须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保持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优良作风。于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谆谆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就要进京了。毛泽东要求各机关各部门，认真做好进城的准备工作，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制度。毛泽东办公桌上的日历翻到了1949年3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就要率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了。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进北平就腐化了。我们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决不做李自成”，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警醒意识、务实的态度和坚定的自信心。“两个务必”的提出，及时警醒了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成立后清正廉洁的党风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对我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与西柏坡精神的关系
研究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离不开对西柏坡精神的探讨，离不开正确地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界定“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和“西柏坡精神”的意义
开展西柏坡精神研究，我们应当对“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和“西柏坡精神”两个概念范畴进行科学界定。只有通过正确的概念运用，才能厘清人们对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实践的认识，真正把握住西柏坡精神的精髓所在。
应当说，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和西柏坡精神两者所涵盖的内容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一个是建设过程，一个是建设成果，两者不能互相代替。同时我们又不能割裂两者的关系，西柏坡精神建设的过程，又是西柏坡精神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体现了西柏坡精神。我们认为，这是西柏坡精神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正确地理解和传承西柏坡精神至关重要。
党的精神是什么。是信仰、是作风、是形象、也是情感。党的精神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政策实施中、理论建设中，体现在工作中，体现在生活上，体现在老百姓眼中。一句话，体现在实践和建设中。“西柏坡精神”这一概念，是后人对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活动成果的概括和提炼。“西柏坡精神”概念的提出最早是上个世纪80年代，西柏坡精神的研究经历了从初步到逐步深入、从河北省走向全国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并不反对从不同角度把它归纳为若干条款。但是，我们对它的研究不能进行主观随意的抽取和提炼。作为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精神建设实践的成果，西柏坡精神是一个客观历史存在。革命精神不是自封的，而是获得全体人民认同并在长期实践中被证明了的，反映着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也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对西柏坡精神的概括总结必须坚持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科学归纳。我们后人不论从何种角度去概括总结，都不能超越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和西柏坡精神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活动这一客观的历史依据，这是我们打开西柏坡精神科学含义之门的一把金钥匙。这是能否矫正视角，站在科学和客观的角度，透析西柏坡精神的本质与特征的关键。
我们在对西柏坡精神内容和特点的挖掘和总结中必须注意到，西柏坡精神毫无疑问是与西柏坡紧紧连接在一起的。西柏坡是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同井冈山、延安一样是革命圣地。党中央所在地的军民固然在创造和实践着党的革命精神，并且成为全党和各解放区军民的典范，但如果仅从当地的环境和当地军民的奋斗中，概括西柏坡精神，会局限思路阻碍眼界，不能深刻揭示西柏坡精神的内涵。西柏坡精神不仅仅局限于西柏坡一地，西柏坡精神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中体现出的整体精神风貌。我们今天研究西柏坡精神，对西柏坡精神内容和特点的挖掘和总结中，必须注意全面、系统和客观，从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客观历史出发，这应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二）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与西柏坡精神的辩证关系
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和西柏坡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体两面，两者都是对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实践活动的不同解读。西柏坡精神着重从横向、成效的角度进行总结，而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则着重从纵向、历史的视角进行总结。
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历史，着重从纵向、历史的视角对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实践活动进行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伟大历程中，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主题，它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精神的形态和特点。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处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主题，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进而向社会主义转变，即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取得彻底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这个历史主题，决定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自身精神建设的任务与方向。西柏坡时期我们党从思想、作风、形象等各方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为我们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作风基础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西柏坡精神是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重要成果。西柏坡时期虽然非常短暂，但却非常重要。西柏坡精神就是这一特殊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重要成果，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发展形成的，这种精神既体现在革命领袖身上，也表现在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中。既包括体现西柏坡精神的许多优秀的作风、高尚的思想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也涵盖了展现西柏坡精神的党的良好形象。西柏坡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革命精神发展的新阶段；西柏坡精神作为我党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新时代迈进过程中的理性思考，是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精神之源；西柏坡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良精神传统，是中华民族彻底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重要标志。
总之，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与西柏坡精神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缺一不可。我们应当把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与西柏坡精神看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整体，两者统一于西柏坡时期党的精神建设的伟大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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