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

(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正如前述，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上述引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2]。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人们据此而普遍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与此同时，人们还认为，毛泽东1941年9月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重要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是两个并列的命题，它们共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双向互动。在我看来，这也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误解。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上述误解，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完善曾经历了一个过程。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但该文中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却是有缺陷的。后来毛泽东亲笔将该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许毛泽东本人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这一更改与其上下文的表述更相契合。也就是说，《论新阶段》原稿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它原本就仅仅是指“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关于这一点，从六届六中全会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以及会后至1941年7月间张闻天、彭真、刘少奇、艾思奇、杨松、张如心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和阐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所谓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指通过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研究，提出新的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直到这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才真正完善起来，它既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包括“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也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再也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或其他类似的表述。在我看来，其原因就在于此时毛泽东已清楚地认识到，他原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诠释是不准确的，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容易引起误解，而使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或其他类似的表述则不存在这类问题。上述考察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同时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归结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归结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阉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