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研究的分析介绍

二、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研究

（一）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研究综述

大学文化的研究在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缘由在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文化热，这是一种带有文化反思和重建的思潮。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探索出与此相联系的众多文化现象，并对其予以界定和价值评判。诸如高雅文化、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先进文化及落后文化，等等。其中校园文化指的是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泛指各级各类的学校校园文化。大学文化就是由校园文化演变而来，它已不仅仅指校园里的科技文化、艺术、社会实践等文化活动，而是内涵更高、意义更深、更宽泛了。最早研究大学文化的是王冀生先生，他从1996年始一直倡导大学精神，2002年出版了《现代大学文化学》。王冀生先生认为，我国及世界范围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精神出现了衰弱现象，人文精神滑坡、文化品位下降，大学办学的功利主义渐趋严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超越功利的独立精神存在着缺失现象，导致了学术教学自治中心地位的摇摆和官僚化习气的膨胀，表现为重科研轻教学和人文，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等，从而影响了大学的创新先进文化的精神。^[12]《现代大学文化学》一书从理论的高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大学的文化内涵和大学精神，构建了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基本框架，为进一步建立、发展和完善现代大学文化学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些学者也开始进行了大学文化的研究，他们考察了大学文化和大学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以及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提出了构建大学先进文化的基本措施。

2002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的成立对于推动大学文化的研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心成立后通过高层论坛、学术演讲、著作文章等形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和宣传活动，在全国高校及社会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大学文化研究中来。

大学文化的研究，就其内容而言，主流的研究集中在对学校文化内涵的探讨包括对其性质、构成要素以及衡量指标的界定；对学校文化与学校效能之间关系的探讨包括学校文化的功能、制约因素以及促进措施的描述；学校文化建设和变革的探讨包括对其必要性的阐释、步骤和方法的设计、学校文化载体的建设、文化多样性等对学校文化建设的影响以及学校文化变革的影响因素和策略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校文化内涵界定方面，有学者提出构成学校文化的三维动态模型：传统特质、当前境遇和发展趋向，即将学校文化视为学校基于其传统、结合实践境遇，谋求发展并不断与周围环境达到一种和谐共处状态的历程。另有学者提出，学校文化的表象是学校中大多数人在组织中表现出来的做事方式和处世态度，而其核心是组织中人们行为所体现的价值判断，即“内隐规矩”和“内隐概念”；同时强调由于文化体现于行为和现象中，因而学校文化是可以诊断和改造的。还有学者指出组织文化本身具有预见性和共享性，是一种主观愿望表达。学校文化的主观性会对组织行为产生双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抹杀组织成员的个性并且阻碍学校文化的变革。所以应该处理好组织的主文化和亚文化不相协调的关系以及组织文化与多元化的矛盾。

而在学校文化建设和变革方面，有学者在分析文化多样性对学校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指出学校文化建设应该体现到学生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诉求。另有学者针对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背景特点指出不同价值共生、不同思想共鸣是当下的时代特征，在片面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急功近利的心态非常普遍。价值观的误差导致价值尺度的失衡，这是造成学生心理行为反常的现实原因之一，因而更有必要加强学校文化建设，防止反学校文化现象的滋生，密切社会、家庭和学校的联系，强调学校文化建设和变革过程中价值选择的依存和互补。

整体而言，国内对学校文化所作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国内研究大多以国外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其次，国内研究大多借鉴企业组织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三，国内研究大多从补充校园文化的不足入手。第四，深入学校的个案研究较少，并且其中大部分都在推介成功的学校文化经验，而对薄弱学校或有所偏差的学校文化的个案研究较为缺乏。

尽管国内学者就如何建设学校文化、进行学校文化变革等作了一些初步尝试。但是此类研究或是仅仅停留于学校组织文化中人工环境层面的建设和变革，或是关注于学校文化要素的创造、定义、形塑的表面形式，致使所创造和形塑的学校文化要素虽在形式上看似完备，但其是否能被学校各部门所认同和内化还是未定之数。这也正是此类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学校文化变革成效的核心因素。

（二）我国大学传统文化的精华

尽管近现代大学取法和移植西方，但我国古代大学教育则源远流长，“中国是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有丰富的教育史料，有悠久的大学教育传统。……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是一幅自从有了文字以来中华民族创造和传递精神文明的历史画卷。”^[13]

1．我国大学传统文化的精华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古代“有发达的大学教育。古代大学教育和近代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14]早在西周时就形成了“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府”，实行“政教合一”的大学教育制度。^[15]春秋战国时期的“樱下学宫”等则是各学派自由论争、交流学术与抨击时弊、提倡革新的场所。2500多年前，孔子时代已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的大学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对于我国大学文化传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孔子提出的“天下归仁”“学为君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修己安人”等思想；孟子提出的“存心养性”“明伦善政”“舍生取义”等思想。我国先秦时期《大学》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大学理念，和西方柏拉图倡导的“哲人治国”理念、亚里士多德倡导的“自由教育”思想共同开创了人类探索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历史先河，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是我们今天应当珍视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到了宋代，朱熹振兴并规范了书院，使之历经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形成有别于传统中国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的书院文化，“穷理尽性”“知行并重”“学术自由”学术创新精神等是其理念的精华所在。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创办中山大学时不仅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校训，还反复告诫学生“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既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又冲破了“学而优则仕”的禁区。孙中山在创办中山大学时倡导的传统文化与革命精神结合的新大学理念，是我国大学理念创新的光辉榜样。

而近现代以蔡元培、梅贻琦为代表的一批大学教育家更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大学教育思想的合理内核，提出了新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推动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产生与发展。

2．我国当代大学文化的创新

进入新世纪，大学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此大学必须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应答。我国大学文化作为影响大学发展的内在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着力于创新，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大学文化。

（1）大学使命的新扩展

大学使命，是大学文化的具体体现和外在形式，是依据“大学文化”所进行的“教育实践”。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人的发展。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和大学使命是指导大学实践的，应落实到办学过程中去，并在实践中不断升华。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扩充大学新的使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校企合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正逐渐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这将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以高新科技为核心、以创新为动力的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间竞争最根本的是教育的竞争。大学，作为传承、发展、创新和物化知识的殿堂，作为基础理论研究、尖端科研探索、创造新技术、孵化新产业的知识型产业基地与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摇篮，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和动力。在新的时代，大学越来越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服务社会的核心装置。大学与企业进一步合作，更为紧密地结合企业的需求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能够更好地推进大学与社会的结合，推动大学更好地服务社会，主动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发挥其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研发的优势，进行高新技术开发和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与人才培养。由于这样的特殊地位，美国学者卡斯特斯将大学称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动力源”。他认为，在新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以半导体、芯片、光盘、计算机作为物质载体的知识、信息将成为整个经济运行的“电流”，而大学则是产生这一“电流”的“发动机”。^[16]可以说，目前世界各国大学都在促进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密切合作，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与科研成果推动社会和自身的变革与发展。

二是国际化。国际化办学理念就是在办学中树立国际交流的观念，并通过国际交流的手段和途径，使教学、科研等方面走国际化的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不断提高自身办学水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加入WTO，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国家的大学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面向世界为前提，使大学面向国际社会开放，并以其广泛的人才、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来进一步促进大学教育的未来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际化办学问题，努力借鉴先进国家国际化办学的成功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国际合作办学是发展中国家大学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高水平大学距离的有效途径，“如马来西亚400所私立高等学校中，2/3左右采取与国外对口学校合作办学的形式，以提高教育质量与名声，争取学位得到认可。”^[17]国际合作办学有各种不同的形式，通过国际合作办学，能带来比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方法，拓宽国际化办学的视野，促进了课程的改革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带动学科建设的发展和进程，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推动科研项目的合作与交流。

三是引领社会。当代大学除了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职能之外，还应当发挥批判与引领社会的新的职能。大学不仅应当在服务于社会时保持自己应有的基本的理性与学术价值，还应当充分发挥大学文化具有的独特的探究真理和着眼未来的批判精神，自觉地以其创造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批判与引领社会前进。

（2）大学科技成果的跨国转移

建立国际技术转移平台，推进国外先进技术向国内的转移，拓宽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及海外企业联系的渠道，为国外先进技术在国内的引进、消化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是大学在新时代实现自身职能的重要形式。

大学有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渠道，在促进国外技术向国内转移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譬如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并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的有关机构签订了技术转移代理协议，与法国和美国有关机构联合建立了“中法环境能源中心”和“中美能源技术中心”，共同开展国外先进技术向国内企业转移的工作，并且依托学校的人才、技术、设备条件等综合优势，为国内企业转移国外先进技术并实现本土化生产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该中心已被国家经贸委和教育部确认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同时该校还与国外企业和研发机构合作建立研发中心，推进跨国公司和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向中国转移。

一般说来，大学科研成果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对科学研究和大学教学有益的论文和专著；二是对大学人才培养有益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能；三是可以转让、推广和开发的商业化的科技研究成果。《国际高等教育大百科全书》指出：“国际高等教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是课程的国际内容，教师和学生从事与教育、科研有关的国际流动以及机译系统从事跨国界的技术援助和教育合作计划。”^[18]

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先生也曾指出：“中古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19]可见，大学的最初发展便带有超越国界的性格特征。进入新世纪，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使大学教育的跨国交流与合作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大学必须曾强全球意识，站在世界学科发展前沿，积极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和理论、科技、制度创新，推进高新科技成果的跨国转移，为知识的国际传播、应用与创新作出积极贡献。

现代大学“超国界”性格的基础不在于共同的语言或宗教，而在于科学的思想与公认的知识。从根本上讲，现代大学的跨国交流，特别是科研成果的跨国转移，已被纳入各国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轨道，是一种以吸纳和借鉴别国经验，特别是科研模式、制度、成果等来加快自身大学教育现代化进程的理性选择。

从目前的状况及未来发展的趋势看，大学科技成果的跨国转移以及科研多边合作主要呈现如下态势：各国大学之间互相开放，开展多边交际、学术交流；出资邀请国外大学同行参与集体或个人重大科技项目的写作研究；跨国设计与组织相关科研课题；按照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信息网络，实施国际科技、教育资源的互补与共享；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优势学科重点扶持，面向世界，提高科研的国际知名度；加强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与国际同类跨国研究机构与科技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国家间大学自愿、对等合作共建科技研究中心等。

（3）追求一流大学的竞争精神

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上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是我国大学应当树立的远大理想。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在这些竞争中，影响到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大学。中国加入WTO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科学、知识、技术、人才等都在跨国界地组织着、流动着。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常深远。

英国著名学者阿什比曾经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背景，造就了风格迥异的大学。综观当今世界著名学府，它们的确是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而且越是著名的一流大学，特色就越鲜明，比如学术大师云集，学科水平很高，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声誉很高，学生素质一流，杰出校长掌舵等。但最鲜明的特征是：一流大学一般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独立、完整的大学精神，在长时间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和明确的办学理念，凸显自由、民主、创新、进取的文化品格。

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跟最好的大学竞争。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不难发现，其发展史就是一部竞争史，开拓进取，永不言败，永远直面竞争，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其保持世界一流地位的不竭动力。许多一流大学的成立本身就是竞争的结果，如剑桥大学的成立就是要与牛津大学竞争，耶鲁大学的成立就是要与哈佛争雄，京都大学的成立是为了东京大学有一个竞争对手。一流大学中，学校与学校之间为了教师、研究基金、学生、公众注意力及其他许多方面都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如哈佛和斯坦福，在招生方面，不论本科、研究生、专业学院都要积极竞争。为了取得优秀教师，一流大学通常通过提供高薪和较好的工作条件从别的学校“挖”教授，甚至出现不惜代价挖人才的事。如，哥伦比亚大学曾为从哈佛大学挖一个经济学教授开价30万美元年薪，并允诺配备助手，哈佛为了留住这个教授也提供了相应的许多优惠条件。

世界一流大学为了保持高水平的学术，在学校内也实行公平竞争，主要表现在学术上和晋升上的公平竞争。在一流大学，所有人每时每刻都处于紧张激烈的竞争状态，因为这些学校实行高标准、高流动、高竞争的“三高”政策，即使终身教授，哪怕曾经拥有佳绩，稍有懈怠，就可能被流动掉。一流大学就是用这种政策保持其蓬勃朝气、学术上的先进性和工作上的高效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光合作用的倡导者麦伦卡曾获得诺贝尔奖，创立了光合作用研究所，对伯克利作出过很大贡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有些保守，学术上没有新的进展。校方就让年轻的学者担任了所长，连他的办公室也撤了，只用他的名字命名该研究所，以纪念他的贡献。

在新的时代，我国的大学必须树立勇于竞争、争创一流的精神气质。世界上优秀的大学都是在自身确立的远大理想与不懈的竞争精神的基础上成长为一流的世界性大学的。譬如，麻省理工学院（MIT）首任院长罗杰斯就提出：“以开创未来的精神，创办一所超过全国所有大学的学院。”这种勇争一流的精神气质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师生不懈奋斗的精神财富。经过历届师生100多年的奋斗，麻省理工学院终于成为美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旗帜，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佼佼者。我国的大学承担着时代与民族赋予的重任，理应树立这样的理想与竞争精神。

（4）探索构建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管理，因其自身的特殊性——社会中的育人场所和学术机构，它仅有健全而且可操作的制度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一种深蕴于大学内部的文化精神。因此我们的大学治理一定要从制度维度走向文化维度。就目前来讲，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大学关键是要构建好现代大学制度。

亨廷顿认为：“制度不过是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一种规范性文化”。大学制度实际上是大学的“制度性文化”，它既是确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行为规范或规则，同时，又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文化心理调适制度。它一方面约束着大学的行动，同时又为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由活动的空间和范围，是大学在发展和办学过程中一系列权利和义务或责任的综合。同时，大学制度也是分层次的，由宏观层次的大学根本制度，中观层次的大学一般制度和微观层次的大学具体制度构成。大学制度作为一个制度体系，不同层次有不同体现，是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构三者的有机统一。

我国的大学制度，特别是一些办学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良好的有着自身文化特质的制度，但总体而言，中国大学制度是泛行政化的，是缺少大学特质的显制度，正如有的学者在其课题《大学管理架构与运行机制》中分析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学习和照搬苏联模式，大学近乎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对大学的管理以行政权力为主，大学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大学内部管理基本是上令下行的行政管理方式，学术权力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特别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以法律的形式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有关条款中明确阐述了高等学校的党委、校长和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大学依法自主办学，为自我约束以及协调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提供了活动环境，奠定了重要基础，改变了几十年来中国大学办学无法可依，单纯依靠政策指导的状况。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大学内部仍然存在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失衡现象，突出表现为：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大学管理的机关化色彩过于浓厚，以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职责不清，导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互越位；“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细则的保障，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在实践中难以体现。”^[20]

因此，加强现代大学建设，必须形成科学规范的大学制度。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造和创新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并受到政府和大学的高度关注。大学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的竞争，大学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对大学的发展而言，其实比仅仅强调占有充分的人财物资源更为重要。没有良好的合乎大学发展和办学规律的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利于大学发展和运行的制度环境作保证，大学即便一时拥有雄厚的人财物资源，也不能成为高质量的大学，也难以肩负起大学应有的使命。德里克·博克校长及陆登庭校长则为哈佛教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因为如此，德里克·博克校长在350周年校庆时指出：哈佛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套组织高等教育的方法，即一套不断创新的方法，这套方法就是制度。

大学作为既有学术理性、民主理性又有效率理性的社会组织，必须建立规范结构，即制度保障。管理始于目标，管理依据制度。从上述大学的问题看，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管理似乎已是急务，因为有不少大学已经成为缺少管理或问题成堆的组织。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主要也涉及两大内容：一是通过制度建构确定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以充分体现大学学术组织的基本属性，实现大学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二是规范大学组织及其个体的行为，提高大学管理运行的效率。

大学制度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根基，这是中世纪大学模式确立以来各国大学发展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的事实。因此，构建符合大学本质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顺应时代的现实选择，是新时期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新的世纪，面对知识经济、学科发展、网络冲击、市场影响以及全球化、大众化的社会需求和资源缺乏等压力，创新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守望回归大学真谛成为现代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本和动力之源。

【注释】

[1]（德）赫尔曼·勒尔斯. 洪堡构想的大学观念的起源及其意义. 陈民摘译. 经典的大学观念：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0.

[2]孔垂谦. 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 江苏高教，2003（2）.

[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第8卷.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4]杨路. 关于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 辽宁教育研究，2004（10）.

[5]淡江大学教育研究中心21世纪基金会. 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体制、功能与学校组织. 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0.

[6]约翰. 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7]赫威·卡利耶撰. 大学文化模式. 黄训经译. 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8（3）.

[8]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台北：台北时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9]陈维昭. 大学的角色和任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3.

[10]菲力浦·阿特巴赫著. 蒋凯、陈学飞译. 大众高等教育的逻辑. 高等教育研究，1999（2）.

[11]周志宏. 学术自由与大学法. 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

[12]王冀生. 现代大学文化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3]曲士培.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14]郑登云. 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5]熊明安. 中国高等教育史.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16]韩延. 大学理念论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7]周红，丁三青. WTO视野下我国高校国际化范式的思考. 煤炭高等教育，2003（1）.

[18]王廷芳. 美国高等教育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19]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

[20]钟秉林，张斌贤等. 大学如何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中国教育报，2005-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