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文化生态的分析介绍

第五节　文化生态

文化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可以指物质形态的、可以指制度形态的，也可以指精神形态的。文化又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概念，据说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二百余种之多。即使是大学校园文化，人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大学校园文化是体现大学理想追求、具有独特个性特征的一套价值系统，它表现为大学里人们的活动方式、行为习俗、形象标识等。校园文化营造出特定的校园环境，它是校园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核心的精神因素。但校园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任意的结构，而也应是一个整体和谐的生态系统。“校园文化不应是唱歌跳舞活动的组合、不应只是文字和知识的堆砌物，甚至不应是某一项一劳永逸的计划。她是校园里每个人对生命敏感和谐的感受和体验，是迎面走过来的人对己、对人的态度，是校园里每个人内心里的一种精神实体，是和生命一体存在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文化之魅力其实是个人和学校行动价值的整体体现，行动的价值又体现在个人与学校系统行动的和谐互动上。”^［26］陈怡指出:“大学文化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开放的、和谐的文化，是一种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水乳交融的文化，是一种以学术文化为主的高品位文化，是一个有着深厚底蕴和传统的文化，是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如鱼得水，顺其天性地生活和成长，成为他希望成为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就会自然而然地被熏陶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27］

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把文化看作是特定文化质性的集合，文化元素就是其最小单位，认为文化就是由多种文化元素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整体，每一种特定的文化元素的存在是由于它能够发挥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元素的特性受到其资源和周围环境的限制，并由这些环境的变化所决定。实际上，文化元素就是具有特定符号特征的意义形式，它使人们能很快识别这是大学校园，是某一所大学的校园。比如在大学，往往有标志性的建筑，如图书馆、教室、运动场，它们除了具有使用功能外，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在中国内地大学，“1949年前很多大学的标志物就是图书馆、礼堂等。但是‘文革’时期，大学的标志物多为毛泽东挥手雕像。毛泽东占领大学的校园，为什么呢?这里反映了大学功能的冲突——西方科学理念和毛泽东所代表的实践道德理念的冲突。这种源于西方文化的冲突在大学中发生了，毛泽东挥手的雕像在大学中随处可见，这反映了大学被另一种思想所占据。这种占据过程的完成使大学成了道德培育的场所，也使毛泽东的马克思实践理念转化成了源于中国传统的天下理想的实践。这便是东西文化体现在中国大学功能上的互动”^［28］。其实，何止是反映大学功能的变化，它所负载的文化意义是多向度的，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在世界许多大学的校园中，我们都能看到巨人的雕像，它们所寄托的是历史的记忆、理念的崇尚、道德的楷模、学校的荣耀，一所没有巨人雕像的大学校园，其文化积淀的深厚性可能是不那么令人信服的。

一般而言，文化元素的识别性越强，越能显示出某一学校校园文化的独特性。建筑是大学校园最具识别性的文化元素之一，因为建筑是“文化的容器”，是“石头的史书”。前面已经提到，清华大学的建筑风貌不同于北京大学的建筑风貌，作为一种审美的追求、理念的诠释，经年累月地沉淀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舍此就必然成为“异物”、另类之物。台湾“清华大学”微缩复制了清华西门的拱形门楼，置于校园之中，也营建了“水木清华”的庭园，目的显然是为了展示其文化之根。它们是学校的文化符号、是精神价值的替代物，没有了它们，就失去了文化的根基。一些学校在校园的营建或者改造中，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符号的功能，漂亮、现代的大楼造起来了，而文化的意味却失却了，真可谓得不偿失。

有意义的文化元素符号有许多，最常见的如校徽、校训牌匾(碑、墙)、校歌、校服、专卖用品之类，它们的象征性远远超越了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北京大学的校徽是蔡元培先生请鲁迅先生设计的，由“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构成，“北”字在篆文中是两个相背的侧面“人”，而“大”字则是正面直立的“人”。有人解释说，这寓意了北大的办学理念“以人为本”。沿用了近90年的这枚校徽，人们看到它除了“以人为本”以外，读到的恐怕更多的是“文化的厚重”、“五四的先锋”、“桀骜不驯的品格”。清华大学的校徽由谁设计已经无从查考，它上面嵌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字样。据说1914年冬，梁启超应邀到清华演讲，引用《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卦辞以激励学子，后人们将其视为校训，摘其辞以入校徽。人们从清华校徽里读到的不仅是“君子之品格”，而且是“革新”、“务实”的精神风范。200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校园频道联合开展过一项关于人们喜欢的大学校徽的调查，“排名前三的校徽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对‘人’的关怀，暗合了时下各大学中‘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一名美术工作者认为，“从审美的角度，许多学校的校徽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可能更多的人会选自己喜欢或向往的学校。校徽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29］显然，校徽成了大学文化象征的符号，“美”在这里已经退而求其次了。

除了直截可视的静态文化元素符号外，大量的文化元素符号通过习俗和社团活动展现出来，呈一种动态的形式。比如校庆纪念、开学和毕业典礼，这都是大学普遍进行的活动，但不同的学校在这些活动中所表现的习俗，则是一所大学的文化意蕴之所系。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教授在受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以后，对此感念颇深。诺丁汉大学校监的主要任务有3项:一是主持学校董事会议;二是代表学校参加重大活动;三是出席向学生颁发学位证书的毕业典礼，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在这3项任务中，如果万一有事，前两件都可以委托副校长代表，唯独给学生颁发学位证书，他无论如何必须参加，并且要亲自为每个学生颁证，并说上祝贺的话。杨福家在出席了诺丁汉大学的毕业典礼后感慨地说，我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是怎么给学生发学位证书的?一大捆，由学生代表来领回去，我对不起同学啊!他感到很惭愧，认为自己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失职，对不起同学^［30］。其实这并不是失职不失职的问题，而是大学文化的差异所致。诺丁汉大学以学生为中心，所以会努力把毕业典礼变成崇高和使命的精神洗礼，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例行公事的形式，敷衍了事。有一位中国人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参加了女儿的硕士毕业典礼，也是不胜感慨。在那里，毕业典礼被看作是学子人生重要的“里程碑”，学校与家长都非常重视。外国留学生的家长在这个时候大都会收到由校长签名的邀请函，家长们也会纷纷从世界各地赶到学校参加盛会。他看到，参加典礼的学生亲友是毕业生人数的3倍，亲友们尽情地为毕业生欢呼、为导师们欢呼^［31］。这也可谓是人本文化的一种体现吧。

社团活动是大学校园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看一所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情况，就能大致把握到这所大学的文化脉搏和校园文化的质量。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每年一度在泰晤士河上进行划艇比赛，两所名校的学生都把能进划艇队当作荣耀。无论天寒地冻、无论刮风下雨，清晨总能看到学生们练习划艇的身影。坚强、力量、团结、合作，锲而不舍地努力，争取本校的荣誉，正是在这样的追求中，学生们锤炼了意志、体会了精神、展示了活力、陶冶了情操，社团活动的文化魅力正在于此。把社团活动仅仅看成是年青人自娱自乐、精力发泄是愚蠢的，把社团活动仅仅看作是思想教育、课堂补充同样也是不明智的。社团活动是文化的浸染，是主体性的发现与创造。富有特色的社团活动的历史积淀，就会成为大学的文化动力和精神源泉。

校园文化元素是人为之物，文化元素的符号须要设计。一个好的文化生态应当具有整体性，因此需要系统的设计。近年来，有学者借鉴公共关系学中的形象战略(CIS)理论，提出在大学引进CIS战略，建立形象识别系统，以此来塑造校园形象，这种观点值得赞赏。笔者1999年曾经在日本九州大学访问，对该校在形象战略上的独具匠心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般的就不用说了，主人端出的茶杯、托盘、纸垫、手巾、小匙无一不是该校特制的，有着统一鲜明的标记，连配茶的点心也是专门特制的。主人特意介绍，这种点心只有九州大学校园才有，名称就叫九州果子。

在大学校园的文化元素中，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更需要注意的是隐性文化元素的生态效应。拿学术自由来说，它是大学最基本的价值观，需要制度规范来保障，也需要形成氛围来推动。我们不单单要注意制度层面的显性结构生态，同时也要注意行为层面的隐性非结构性生态。比如，教授们需要一个沟通交流的契机和场所，因为思想的火花往往在碰撞中发生。邓景发院士就曾倡议，在复旦大学建一个教授食堂，让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教授们有机会在一起交流。又如，创造活动需要一个畅想的场所，日本一些大学在设计创业冒险实验室时，便专门为创新者开辟一间极有利于放松的“畅想间”。再如，在我们的校园中，很少能看到课桌围圈排列的教室，这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它体现的文化意义是平等至上还是权威至上。

大学校园文化元素是发展着的，一个好的文化生态应当与时俱进。如今，大学的“校门”正在开得越来越大，校园里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人。行色匆匆的白领、衣冠楚楚的官员、白发苍苍的老妇都出现在大学的课堂，六旬、七旬的学生参加毕业典礼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终身教育思想日益普及，大学正在成为“文化超市”。社会人的大量进入，使大学群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单一性成员为基础的学生群体生态将为多样性群体生态所代替。群体的个人动机、生活背景、价值观念、政治思想、道德水准、心理需求、行为方式等，都会呈现出多样性，发生冲突的几率大大增加。促使这种多样性群体生态达到平衡，使群体中的个体相互合作、和谐协调地进行校园生活，无疑是大学必然面临的课题。

包容性、多样性是良好生态环境的必要条件，文化生态也是如此。大学校园的开放性既表现为面向社会的开放，也表现为面向世界的开放。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正在改变现代大学校园的面貌，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许多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会成为“联合国”。有留学生就有异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联合国”下的大学校园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态呢?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留学生群体还是一种特殊的群聚，本国学生与留学生不仅隔着物质空间的“墙”，而且隔着精神生活的“墙”。这样一种生态，异文化的接触渠道十分有限，异文化的理解存在很多的障碍，而潜在文化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要真正与国际接轨，就应当努力拆除有形的和无形的墙，将本国学生和留学生同等看待，让他们真正融为同一性群体。文化的碰撞也正是文化的融合，营造兼容多样性文化的生态条件，才会促使校园生态环境的整体优化。

大学校园的文化生态与大学外部环境也是分不开的，一个好的大学校园文化生态应当与所在的区域、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它们的文化源泉。有人说大学是都市的名片，这是十分有道理的。大学作为城市的人文景观近年来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园现在成了京华旅游“胜地”。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大学在走向社会舞台中心的同时，也应当将其校园文化传播到社会。“高校游”欣赏的是风景，品尝的应当是文化。

案例　几所英国大学校园可持续发展实践

1993年，英国政府出版了由利物浦约翰墨尔大学的校长彼得·托尼主持的报告，题目为《环境的责任——一个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新议程》。这个报告主张:“在如何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大学应该成为社区的榜样。”同时，报告也强调了通过不同的教育计划在学生的脑海中逐渐形成生态学选择的重要性。托尼的报告还传播这样的观点:“校园中从校长到普通学生的每个人都应该为发展一个更加健全的生活方式而努力，校园应该成为新环境技术、新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以及新的交通方式的试验场。”报告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信奉自然，它提出校园规划、建筑设计应该围绕校园运行的方式、废物管理、纸张采购以及能源系统等方面进行，同时呼吁通过教学计划为所有学生提供了解校园生态问题的机会。例如，托尼主张在英语和历史教学中至少可以部分地使用生态术语，以便取得“跨学科的绿色教学”效果，并鼓励建筑师在新建筑的设计或者已存在的建筑管理过程中试验和证明绿色理念。

托尼的报告在英国大学中引发了许多绿色建筑的革新试验。1988年，麦克·霍普金斯事务所为诺丁汉大学6hm²的扩展用地进行总体规划，它利用了一个距离主校园大约2km远的一个废弃的罗利自行车工厂，突出了这个项目绿色设计理念。这种设计方法被建筑师描述为“生态功能主义”，即一种生态设计原则和空间适应性设计相互结合的设计方法。

校园的主要建筑群——3个学院、一个学习资源中心和一个中央教学楼沿着一条通向大学运动场和原校园的小路排列，并俯视一个湖面。这个湖用于储存回收再利用水，不但可以为夏天建筑物的冷却提供冷空气，同时也是一个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发展方向的南侧，则提供了一个充满阳光的远离汽车干扰的步行道。建筑物主要是可灵活使用的教学建筑，垂直于湖面布置，每个建筑之间由开敞的门廊和开放内院连接，除了通过被动式太阳能槽提供热量外，开敞的林阴路还为建筑物提供自然通风。在每个门廊的顶部都设有风塔，风塔有助于空气的流动，并从连接的演讲会堂和职员房间中抽出不新鲜的空气。门廊同时也是社交空间，在这里，学生和老师可以在一个有遮挡的半室外空间环境内进行融洽的接触。门廊、教学空间的浅平面进深和面包支架式的布局，都是对校园环境周密考虑的结果。在细节层次上，这个工程使用了许多新的建设形式，如低压通风系统、热量再生技术和光电伏打电池驱动的空间处理单元，而这一切都是在合理的造价范围内取得的。另外的典型案例如，诺森伯兰大学在一个计算机中心的设计中运用光电效应板作为一个镀层系统，东英吉利大学的社会科学系馆则应用了一个基于地下水冷却的低能耗设计系统。除形成自身的绿色环境外，一些英国大学还在为更广阔的社区提高生活质量和提供绿色的服务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校园规划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英国校园的总体规划常常涉及超出校园边界的外部环境。例如，在开发邻近地区空闲的土地与建筑物时，新的场地(规划)提供了与城市活动的外部网络融合的新机遇;在开辟一条直接通往公共交通站点的道路时，也许会出现新的机遇，或者开发了一个新的城市公园，在其周围新的大学建筑得以建设，还可以促使新企业的产生，在学校外部造就更多的工作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位于城市区域中的大学尤其需要追求与社区在可持续能力方面形成共同体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所在城镇应该创造诸如产业公园这样的设施以便利用环境的专门技术最大限度地提升经济潜力。参观英国的剑桥，可以很容易体会到大学对城镇所带来的各种积极影响。

校园规划的绿色实践只是实现大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环节，相应的管理措施是必需的。英国大学的上级管理部门在利用服务于校园工程的特殊的基金计划，以及支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170所大学和其他机构组成的“大学环境联合会”。该组织一直致力于促进学校之间的经验及信息交流，各学校也分别建立了各自的专门机构以推动各种环境措施，并激励多角色的参与。各校通常都任命一个能源管理者，通过移交预算来转移能源问题的所有权，并与学生代表协同工作以共同营造一个关注环境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文化氛围。以东英吉利大学为例，在一个推行低能耗计划中，推行者由地产官员、财政部门的领导和学生会代表共同组成。计划开始时主要聚焦于学生宿舍，这些建筑建于1962—1998年，能源效率水平各异，学校每年花费在学生宿舍的取暖、照明和通风上的费用大约占大学年能源账单的1/4，合计大约每年50万英镑。除运用多种节能设计手段外，通过运用适当的管理措施，使学生亲自参与到提高能源效率的行动中，并鼓励学生采纳更好的实践方法，如当房间无人时关掉照明，以及当室内温度过高时，调低加热装置而不是打开窗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对提高结构或加热系统的效率极为有利，仅此一项，大学就能够获得大约8%的节余，因为这些节余主要是来自于宿舍区，因此它所带来的好处被获准以货币的形式通过学生会回报给学生，学生获得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与实践活动的热情。除此之外，向下移交预算，以便各个院系支付他们各自的能源账单，这将有助于激励各系的老师和学生采用良好的实践行为以获得财政上的利益。后者需要在学院内部以最佳的实践标准进行计量和监控。传授相关知识和积极诱导是激励良好实践的重要方法，因此，该大学有意识地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教学计划，以加深学生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如在本科生阶段把对环境的理解融入每门课程与计划中，在研究生阶段传授专业的环境知识，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建筑到交通、景观设计到消耗品，最终将其转化为行动。

英国校园在其他建筑类型方面展开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也成就斐然。在校园内部推行可持续发展实践源于校园自身的优越条件，但英国的一些大学亦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在解决自身环境问题的同时企图在都市社区中扮演更积极、有意义的示范角色。通过规划设计、管理、教学计划等“环境策略”的综合运用，校园的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物质形态、师生的工作及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在社区中树立了自身的威望。

(案例来源:《新建筑》2004年第6期，作者:陈占鹏、张隽)

思考与讨论

1.校园如何会有教育意义?

2.校园生态的影响因子有哪些?

3.大学特色与校园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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