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家族

小城市向大城市看齐，但大城市又到哪里找呢？美国是一个没有真正全国性城市的国家，这里没有巴黎，没有罗马，没有伦敦，没有一个同时是社会中心、政治首都和金融枢纽的城市。小城镇和大城市的地方社会没有那种能彻底和正式地保证这种城市入选的历史条件。美国的国家首都并不是身份地位的首都，甚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要社会组成部分。成为金融首都的是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如果波士顿、华盛顿和纽约联合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金融首都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多么的不同！那么聚集了大家族成员、富豪和权势人物的杰伊夫人1787年和1788年的晚宴名单中的家族就可能被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

但在17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的大城市的确存在一个获得承认的上流社会阶层并繁荣昌盛起来。在波士顿、在纽约、在费城、在巴尔的摩以及在旧金山，都存在一个由古老的富裕家族组成的牢固核心，而周围则环绕着由新晋富裕家族组成的松散圈子。在纽约，这种古老核心大约有400个。现在，如果它尝试以世袭家族为基础，成为全国性组织的机会仍存在很大的风险。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大都会四百强，及其他们圈内的小城镇中，客观机会和心理意愿等优势的积聚使其相互作用，产生和维持了每一代的上流阶层。在每个大城市中，这些阶级会彼此优先关照。

在美国内战以前，大城市的上流阶层是紧密和牢固的。至少社会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认为是这样的。范·伦塞勒（John King Van Rensselaer）夫人曾写到，“社会是从内部生长起来的，而不是外部……吸收的外来养分是微不足道的。社交圈子通过每个家族给后代是遗产一代代扩大……逐渐形成了一条像中国长城那样牢固和难以忽略的分界线。”家族血统可以追溯到殖民地形成时期，而上流阶层群体之间的唯一分裂就是教会的分裂。长老会教徒、荷兰归正会教徒和圣公会教徒构成了一个紧凑组织的相当明确的部分。

在每个地方和区域，19世纪的财富都创造了自己的本地家族产业等级。在哈德逊河上游，有以自己出身为傲的大庄园主，而在弗吉尼亚州，则出现了种植园主。在新英格兰的每个城镇，都存在清教徒船主以及早期的实业家。在圣路易斯，法国克里奥尔人的时尚后代们则以经营地产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存在富裕的金银矿矿主。正如狄克逊·威克特（Dixon Wecter）指出的那样，在纽约市，存在一个“由息票持有人组成的，靠父辈的积累为生的冒险家阶层，一个像阿斯特和范德比尔特家族那样尝试尽快与他们发家的源头断绝关系的阶层。”

最富有的人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阶级，他们的财富被视为是永恒的，而他们的家族则被视为是体面的古老家族。只要他们保持自己的财富，并且没有更新和持有更多财富的人威胁他们，那么就没有理由用家族血统以及财富来区分地位。古老家族与巨大财富的相辅相成为老派上流阶层的稳定性建立了极为稳定的基础。因为新兴上流阶层的进取，已被老派上流阶层包容，后者在保持特性和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偶尔也可能会容许新成员的加入。

在美国内战后的几十年中，古老城市的老派上流阶层被新的财富阶层击败。范·伦塞勒认为，“他们突然受到了那些想翻越社会等级制度高墙的人来自各方面的攻击。”此外，来自海外的移民，如南方人以及后来的西部人，到城市中寻找财富。“还有一些人则来到纽约，在那里他们获得了快乐，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从18世纪到19世纪，古老家族与财富新贵之间的斗争在全国层面上进行。在美国内战前就已变得很富有的古老家族，试图阻止美国内战后出现的富人进入他们的圈子。他们失败了，原因主要在于，与老派富人相比，新的富人的实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老派富人简直无法与之抗衡。跟不断扩展的国家疆域一样，新的富豪和权贵以家族形式，现在又以企业形式，扩张到全国性的规模和范围。城市、郡县、州都无法容纳这种在社会上拥有巨大权力的财富。财富持有者在到处侵蚀大都会社会中的古老家族的地盘。

所有家族看似都是相当“古老的”，但并非所有的家族能沿袭财富至少两代，乃至三代或四代。在美国，“古老家族”的公式是金钱+执着+时间。毕竟，美国历史总共也只有大约六代到七代人的时间。对于每个古老家族而言，过去一定存在一段时期，某某人属于这个家族，而这个家族并不是“古老的”。因此，在美国，成为祖先跟拥有祖先是同样伟大的。

我们很难想象，血统纯正的家族不会也不曾准许不知名的家族进入他们的社交圈子，尤其是当不知名的家族已经强占了他们的银行业地盘之后。只有那些仅仅在两代人或三代人之前刚刚进入古老家族圈子的家族才会努力阻止那些跟在他们后面学样的人。老派富豪与新贵之间的这场博弈始于美国建国之初，并且现在仍在小城镇和大都会中心上演。这场博弈的一条牢固规则是，如果持之以恒，任何家族无论财力大小，都能在某个层面上胜出。透明的、赤裸裸的、粗俗的金钱，几乎毫无例外都为它的持有者赢得了进入美国社会任何地方的入场券。

从总是试图将自己建立在家族血统的基础上的地位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阻止人们进入上流社会的高墙一直在剥落。从上流社层的更加开阔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顶层一直在更新中。它还意味着，不管多么虚荣做作，美国上流阶层都只是变得富裕的资产阶级而已，并且不管顶层成员多么有权，他们都不能为自己虚构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贵族历史。一名细心的系谱学者声称，在20世纪初，在纽约的富裕家族或古老家族序列中，其家族祖先的名字曾出现在约翰·杰伊夫人晚餐名单上的拥有耀眼社会地位的家族不超过十个。

在美国，凭借家族血统而获得地位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利用他们真实和虚构的祖先，“出身优越的人”和“出身高贵的人”精心打造自己的血统，并根据他们对这些血统的意识，保持与“出身低微的人”的距离。因而当他们面对低微出身的人会相当自命不凡，但后者似乎以出身低微为荣，随时随地粗俗的笑话不断。

在个人的一生中以及代际之间，已经有很多的追根溯源的活动。即使当这种情感真的能增强上流阶层的要求，但如果它得不到下层阶级的尊敬，那么它也是徒劳的。美国人对家族谱系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并不是那种根据家族血统就轻易兑现名望索求的人。只有当社会结构不会在代际更迭中发生本质变化的时候，只有当职业、财富和地位倾向于变得世袭时，这种傲慢与偏见，以及伴随它们的那种奴性和自卑感，才会成为一种声望制度的稳定基础。

尽管缺少封建制度历史，以及存在人员流动，但由于外来移民的潮流所趋，基于家族谱系的声望而建立一个声望社会还是可能的。移民涌入大城市人数最多的那几十年中，大都会社会在美国达到了顶峰。在北佬控制区，与其说普通百姓不如说那些自称有某个家世并且想要更多的人，凭借血统谋求地位获得了空前成功。这类声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卷入到全国性的地位层级之中。

移民潮停止后不久，北美的每个人不久就成为或者很快将成为拥有土生土长的父母养育的美国人，即当时地位卑微的移民不再抱着这个目标时，一个新的时代诞生了。

甚至在移民势头正健，并且他们在大城市中的数量超过本国出身的人时，民族主义的自由情绪当时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未受到严格血统的障碍的影响。“移民的美国化”作为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作为一种思想，以及作为一个事实，已经使民众对民族整体意识的忠诚超过对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忠诚。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推动的融合了各种族和各民族的国家观，远远超过了只关心“种族”血统以及血缘、家世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此外，从爱尔兰人到波多黎各人，每个全国性群体都慢慢赢得了地方政治权力。

建立一个血统制社会的尝试仍在由相互矛盾的地方性构成的上流阶层中持续：东部海滨是第一个定居的地点，那些原住家族存在时间要长于最近才定居于这个地区的家族。但存在一些在地方很杰出的家族，他们在新英格兰的很多小城镇中杰出的历史跟任何波士顿家族一样长；在南方存在一些小城镇上的家族，他们对血统的延续性的要求丝毫不亚于最狂热的波士顿名门望族；某些早期的加利福尼亚州家族，他们在自己时间框架中，强烈感受到自己比纽约的任何家族都更久远更美好。各地也在经济方面进行竞争。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采矿家族、铁路家族以及不动产家族，在各自行业、各自的地方和区域都有自己的建树，巨额财富创造着本地家族的层级。

当阶级结构牢固而稳定时，家族谱系就成为声望的一个牢固和稳定的基础。只有这时，各种各样的礼仪约定和模式才能在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中扎根和繁荣。当出现快速的经济变化和人员的流动时，有钱的阶级肯定会有自己的定位，而地位借口将崩塌，历史悠久的偏见也将被一扫而光。从阶级的观点来看，1美元就是1美元；但从血统制社会的角度来看，金额完全一样的两笔钱（一笔是从四代继承信托中得到的，一笔是上周从市场的真实拼杀中获得的）是非常不同的两笔钱。当财富新贵的金钱数额变得非常巨大时，人们将会怎样？在1870年，（嫁给旧式不动产富豪的、拥有荷兰移民出身的）阿斯特夫人遭遇（拥有粗俗铁路财富和更加粗俗的祖父的）范德比尔特夫人时，将会有何感想？阿斯特夫人也将要失败：在1883年，她将自己的名片留在了范德比尔特夫人的门口，并且接受了范德比尔特夫人华丽的化装舞会的邀请。出现这种情形后，你就不必再炫耀自己的家世。可能跟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基于血统的社会要么被时间淘汰，要么被粗俗的新富豪们收买。

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社会环境中，新贵索要地位。他们迫切需要身份地位，而不是轻视它。在同一代人中，一些靠家族成功的男人和女人将新贵看作是侵入者、暴发户和各个方面的外人而看不起他们。但在随后或再往后的每一代人中，新贵就已经被接纳成为上流阶层公认的一员。

美国的地位斗争并不是发生在某个特定时间，又随后消失的东西。老派富豪在不断尝试依靠家族血统保持高人一等的地位，这种尝试总是失败。他们失败，因为在每一代人中都会产生新富豪；而这种尝试继续下去，是因为上流阶层一直在进行斗争。并不存在拥有真正固定成员的稳定的上流阶层，但上流阶层总是存在的。一个阶级中的成员不管改变得多快，都不会摧毁这个阶级。阶级中胜出的并不是同一个体和家族，而是相同类型在生生不息。

人们已经进行过众多尝试，用一种常规的划界方式来确定这个类型。甚至在美国内战前，当财富新贵不像后来那样有推动力时，社交圈需要中间人帮助主妇们面对社会决策。在1850年之前的两代人的时间里，纽约社会要依赖于一个名叫艾萨克·布朗（Isaac Brown）的人。他是纽约格雷斯教堂的司事，根据狄克逊·威克特的说法，这个人“对姓氏、家族谱系和绯闻有着一种完美的记忆力。他随时准备告诉女主人们谁在服丧期间发出了邀请、谁不幸破产、谁有朋友到访、谁是城镇和社交圈的新面孔。”他会乐于充当派队的主持人，甚至有些观察家说他“拥有一个为排队举办者准备的一份‘会跳舞的年轻人’的名单。”

美国内战后的一段时间，对财富奢侈消费需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选择，而沃德·麦卡利斯特（Ward McAllister）就曾短暂地充当了选择人。为了让“社会获得抵抗浮华的投机商的入侵所需的坚固性，”麦卡利斯特希望能承担必要的工作，让拥有地位但不时尚的旧家族与“为了排除困难前进而必须请客和变得聪明的‘社会名流们’”联手。据说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任务，并“夜以继日地研究家徽以及关于宫廷礼仪、宗谱和烹调的书籍……”在1872年冬至1873年春，他组织了族长会（Patriarchs），“这是由25个人组成的一个有权创造和引导社交的委员会，邀请4名淑女和5名绅士担负各自的责任，而麦卡利斯特强调这种责任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最初的族长会成员都是至少拥有四代历史的纽约旧家族的继承人，根据麦卡利斯特的美式慷慨，他认为这“能让绅士变得非常优秀和真挚。”

到了80年代，麦卡利斯特已经向报纸界的人说，“在纽约社交界只有大约400个入流的人。在这个数字之外，你碰到的人要么是在圈中举止拘谨，要么就是让其他人不自在。”在1892年，当族长会的独占欲和沃德·麦卡利斯特的受欢迎程度都在严重下降时，他公布了他的“400人名单”，而名单中实际上只包含了300个姓氏。这个名单只是族长会的花名册而已，美国内战前纽约家族的一个内部圈子，这个名单被那些喜欢跳舞却又没有社交经验的少男少女过分渲染了，麦卡利斯特认为适合加入的财富新贵中只有极少数。当时的90名最富有的人中，只有9位出现在他的名单上。

对麦卡利斯特“400人名单”的关注，以及他随后从上流社会的退隐，都反映出他尝试巩固的老派上流阶层所面临的不稳定。不仅在纽约，而且在其他城市中，人们也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捍卫“保守派”，阻止财富新贵获得社交许可。麦卡利斯特的退隐标志着所有这些尝试的失败。唯一可行而明智的做法就是接纳财富新贵，或者至少也要从他们中挑选成员。《社交名人录》的尝试最为成功。

在19世纪80年代的镀金时代，一名已经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以及一个可靠但不起眼的社会地位的”纽约单身汉，决定出版“最杰出的人物名册”。《社交名人录》体现了新旧权贵的明智结合，在Calumet和Union等纽约俱乐部的衷心支持下，它立即获得了成功。第一份纽约《社交名人录》包含大约881个家族；并且随之其他城市也出版了《社交名人录》，而汇编和出版这类工作得到了社交名人录协会的支持。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发布了针对21个城市的《社交名人录》，但其中有9个“因为人们缺少兴趣”而稍后不再参加。到1928年，每年秋天新增12册《社交名人录》，共计有：纽约和波士顿社交名人录（始自1890年）、费城社交名人录（始自1890年）、巴尔的摩社交名人录（始自1892年）、芝加哥社交名人录（始自1893年）、华盛顿社交名人录（始自1900年）、圣路易斯社交名人录（始自1903年）、布法罗社交名人录（始自1903年）、匹兹堡社交名人录（始自1904年）、旧金山社交名人录（始自1906年）、克利夫兰社交名人录（始自1910年）和辛辛那提社交名人录（始自1910年）。

《社交名人录》列出了“社交入选名流”以及他们的地址、子女、学校、电话号码和俱乐部。每年12月份和1月份发布增刊，并且会在每年6月份出版一份暑期版本。协会建议读者购买一个索引，上面包含名流的相关姓氏，这对于了解各个不同城市的家族之间的联姻和迁徙情况很有帮助。

《社交名人录》描述的是“那些从血统或社会地位或从其他条件来讲都自然被包含在任何特定城市的最佳社交圈中”而有资格被列入名人录的人。然而进入名人录的条件很难识别，因为可能正如威克特宣称的那样，“在《社交名人录》周围围绕着一种有效客观的、秘密调查取证的氛围，必要的隐姓埋名对持续成功和声望来说是有必要的。”现在，总部位于纽约的社交名人录协会看起来像是由贝莎·伊斯特蒙德（Bertha Eastmond）女士在运营，她从早期开始就担任协会创始人的秘书。她对所有的名字进行判断，有些会加上，有些因为没有价值而被否决，而有些则会在将来进行考虑。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她可能需要某些社交顾问的建议，并且在拥有名人录的每个城市中，她都设有代表处，持续追踪新兴姓氏、地址和电话号码。

现在《社交名人录》中所列出的大约38000对夫妻，他们都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包含在内？居住在12个城市中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申请，但他们必须先要获得多个位于名单中的家庭的推荐，以及申请人所属俱乐部的名单。但是只靠金钱，或者只靠家族，甚至两者同时具备，似乎也不能保证立即入选或者最终保留下来。古老家族的人有时会落选，而第二代财富新贵也并不能总是保证成功。也就是说，出身和财富不是万能的，但是缺少它们又是万万不能的。

略有成就的公司高管们一旦致力于进入这个名人录，就可能会被告知已入选名人录。但《社交名人录》不过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1890年至1920年的30年间是《社交名人录》的黄金时期。实际上，从20世纪的头十年开始，新兴家族进入《社交名人录》的比例已经在直线下降，至少在费城这个主要城市是如此。在20世纪的头十年，新兴家族以68％的速度增加，而到30年代，增长速度已经降到6％。

那些被从《社交名人录》中剔除的人通常很清楚他们被剔除的原因。《社交名人录》的这种“任意”特征随后被用来嘲弄它的社交意义。实际上，狄克逊·威克特已经得出结论，“负面的舆论似乎过于关注被驱逐的理由，但这种行为本身靠的更多是直觉，而不是逻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只要他的名字不出现在报纸专栏中，不管是他的私生活怎样，或者谣言可能会怎么说，都不会与名人录相冲突。”

虽然选择看似任意和武断，无不笼罩着势利和痛苦，但《社交名人录》仍是一份有一些严肃意义的名单。它是一种尝试，尽量将那些暴发户和拥有恶名的人排除在圈子之外，是识别和团结圈中人的工具，保证既定社交圈的方向，确保被选中者的价值。但毕竟，它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份名人家族名单而已，是这个国家接近上流阶层核心的通行证，被这个没有贵族历史、没有皇室家族、没有真正首都的国家所拥有和支配。就个体而言，进入名单是不可预测的，甚至有些武断；但作为一个群体，《社交名人录》中的人们是由于他们的金钱、家族和生活方式而被选中。因此，这神奇的12册里的姓氏必然代表着某个特定的人群。

在这个国家的每个既定的大都会区域中，都存在这样一个上流阶层，它的成员出生在从《社交名人录》出现以来就已被登记在内的家族。这个被登记在册的社会阶层以及在其他大城市中新注册和未注册的阶层，组成了古老家族集团，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都显赫和富有。他们的出身、外表和行为，与社会的其他阶层有明显的区别。

他们生活在一个或多个昂贵的住宅区，住在他们其中很多人出生所在的精致的宅邸中，或者在他们自己建造的设计精巧的现代建筑中。在这些或旧或新的房屋中，都有豪华的家具和珍贵的陈设。他们的服装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随意，并且也许真的很旧，在裁剪上和工艺上也与其他人非常不同。他们购买的东西都相当高档，但用起来毫不在意。他们属于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才会获准进入的俱乐部和组织，并且他们会相当重视自己在这些组织中的形象。

他们有共同的亲戚和朋友，但不仅如此，他们还拥有经过仔细选择的、由家族控制着的共同经历。他们上过相同的或相似的私人和贵族学校，更可能是新英格兰的主教寄宿制学校之一。他们中的人上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如果无法克服地方自豪感的话，他们去上自己家族捐助的在地方很受尊敬的大学。并且，他们现在经常去这些学校的俱乐部，以及自己城市的顶级俱乐部，同时，也时常去其他大都会的一个或两个俱乐部。

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他们当地报纸的八卦专栏中，甚至是社会专栏中。作为正派的波士顿人和正派的旧金山人，如果他们的名字被如此提起的话，他们真的会在自己的同类中感到很尴尬。廉价的宣传和咖啡馆社交丑闻是那些新兴家族华而不实的风格，而对老派社会阶层来说则不是，因为已经处于顶层的人是“自尊的”，而尚未立足一心往上爬的人才是妄自尊大的。自尊的人实际上并不在乎他们下面的人怎么看他们，而自大的人则依喜欢奉承，并且很容易被奉承所欺骗，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想法对其他人的依赖。

在他们构成的各种小团体内部以及团体之间，这些荣誉家族的成员形成了亲密的友谊和强烈的忠诚意识。他们流连于一个又一个晚宴，并参加彼此的舞会。他们参加隆重优雅的婚礼，出席庄严肃穆的葬礼，在社交派对中也温文尔雅。他们看起来最喜欢的通常是非正式的社交形象，尽管他们的服饰、言谈举止等，他们对得体以及不合时宜的敏感性，贯穿于这些形象中，并深刻影响着他们非正式的以及正式的各种交往活动。

他们对公民服务的理解并不是直接参与政治的形式，而是乐于领导自己所在城市的慈善、教育和文化机构。他们的财富是如此多，大概平均有几百万美元，以至于他们通常并不需要遵循原则办事。如果他们不想工作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必工作。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年龄更大的人，通常会工作，并且有时是相当勤勉地工作。他们构成了自己所在城市的商业贵族，尤其是金融贵族和法律贵族。早先分布在东部城市，后来逐步扩展到整个国家的真正的绅士，通常是银行家或律师。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那些拥有财富的人需要值得信赖、聪明和冷静的人来保持财富完整性。他们主要是银行的董事和总裁，或者他们是所在城市中主要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和投资者。

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地方，大都会上流阶层或多或少都有共同的门第、宗教信仰和出身。即使他们并没有悠久的家族传承，但与普通民众相比，他们在美国血统的一致性也更长。当然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外。在各城市中，已经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意大利家族、犹太家族和爱尔兰天主教家族的地位获得了很高提升。但不管如何重要，这些家族仍是例外：上流阶层在门第、族群和民族出身等方面依然是“纯正的”。在每个城市中，他们往往是新教徒，此外还有新教徒（主要是圣公会教徒），一位论派或长老会教徒。

在很多城市（如纽约）中，大都会四百强会有好几种模式，而非单一的。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大城市的上流阶层不存在，而是说在这些城市中，地位结构要比一元化的社会的地位结构更加复杂。相互竞争的地位中心之间，存在社会争执，但这并不会破坏地位层级。

处于较高地位的家族可能属于常常举办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的乡村俱乐部，但这种模式并不对上流社会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乡村俱乐部”的身份已经跌落到中产阶级甚至是中下层阶级中去了。在更小一些的城市中，最好的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身份通常是上流群体的重要组织性标志，但在大都会的地位市场中则并不是如此。在社交方面最重要的是绅士俱乐部这种排他性的男性组织。

大都会的男士俱乐部的绅士们，以及上流社会的人通常更多地属于某些俱乐部而不是具体的城市。男女通用的俱乐部，如乡村俱乐部，通常是地方性的。在老派上流阶层人士所中意的俱乐部，满眼都是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的学生，但城市俱乐部的世界远超这些名校学生的视野。对绅士来说，参加三四个甚至多个俱乐部是很平常的事。各个城市的这些俱乐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排他性的，因为它们并不被普通中产阶级或下层阶级所熟知。它们要高于那些得到更加广泛认知的生活圈子之上。这些俱乐部是上流圈子的俱乐部，它们由上流圈子构成，并且为上流圈子服务，仅此而已，知道和到访这些俱乐部的是来自多个城市的上流圈子而非某个特定城市的上流阶层的人。

对圈外人来说，上流阶层所在的俱乐部是证明他们地位的一种标记；对圈内人来说，俱乐部提供了更加私密或宗族式的社交平台。谋取会员资格的通常是血统、家族背景等。通过与这类人的密切交往，新成员能借到地位，并且反过来，新成员的加入也有助于巩固俱乐部作为长久关注对象的地位。

只有当拥有金钱的富豪拓展社交圈子时，恰当的俱乐部的会员身份才会体现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随后人际界线往往会变得模糊，并且俱乐部成员身份能清楚地界定排他性。大都会俱乐部对想成为顶层社会一员的人来说，是社会等级非常重要的台阶：它们是新人进入老派上流阶层的地位电梯，人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可以逐渐从一个俱乐部升入另一个俱乐部，并且如果顺利话，可以进入最顶层。在大都会圈子内部以及圈子之间的商业生活中，它们也是很重要的：对这些圈子中的很多人来说，在这些高级俱乐部中做出重要决策，似乎是方便和体面的。一本面向公司高管的全国性杂志最近提出，“私人俱乐部，正变成商人的城堡。”

因此，正如那些已经控制每个地方的关键金融和法律机构的富裕阶层一样，大都会的上流阶层彼此之间存在商业和法律关系，因为城市的经济，尤其是大都会地区，并不只限于城市。经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和全国性的，并且上流阶层控制着其在大城市决策中的关键位置，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每个城市的上流阶层都与其他城市的上流阶层有联系。在富人中，如果偏爱清净优雅的波士顿俱乐部或者偏爱活泼的休斯敦俱乐部，都是可被接受的。随意和非正式地与各种社会名流接触，并且能在午宴餐桌上达成交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绅士俱乐部立即成为金融和商业决策网络的一个重要中心，也是确认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在这种俱乐部中，构成上流阶层的所有特性似乎都与之相符：古老家族、合适的联姻、适宜的住宅、合适的教堂和对口的学校，以及关键决策的权力。每个城市的“重要人物”都加入此类俱乐部，并且当其他城市的重要人物访问他们时，他们十分乐意在俱乐部与其共进午餐，地点就选在波士顿的萨摩赛特或联盟俱乐部，费城的网球俱乐部或费城俱乐部，旧金山的太平洋联盟俱乐部，或纽约的尼克伯克、链接、布鲁克，或网拍和网球俱乐部等。

在美国每个大城市，虽然存在区域差别，但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样的。大都会400家族在住宅与衣着、在意的社交场合类型等往往都是同质的。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品牌的套装与衬衫并未在全国进行大量广告宣传，并且商店在纽约市之外只有四家分店，但它在美国的每个主要城市都非常有名，并且所有关键城市的布克兄弟的“代言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得体的上流社会生活方式，还有其他一些具体和普遍的此类特征，但毕竟，任何有钱和有倾向的人都可以表达对某些事物的不满，除了对布克兄弟的套装感到舒适外。当然全国的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并不仅仅局限在这类事情上，而要深邃得多。

将富豪与仅在金钱上富有的人，以及低于他们的那些人区分开来的是他们的教育，以及这种教育路径在他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关联、理智和情感。

例如，老派纽约上流社会家族的女孩儿，在4岁以前通常会得到护士和母亲的照顾，4岁之后，她通常会受一名会讲法语和英语的女家庭教师的照料。当她六七岁时，她就会去一所私立学校，可能是沙潘学校或布里尔利学校。通常会有家族的司机开车接送她上学，并且在下午放学后，她会得到女家庭教师的指导，女教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小女孩身上。当她大约14岁时，她会去上寄宿制学校，可能是马里兰州的圣提茅斯女子中学，或者康涅狄格州的波特女子中学或者威斯多佛学校。随后，她可能会进入纽约市芬奇初级学院，从而“完成学业”，或者如果她要进入适当的大学的话，她将会跟很多普通的中产阶级女孩儿一样被布林茅尔学院、瓦萨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史密斯学院或本宁顿学院录取。在完成学院或大学课程后，她将很快结婚，并且可能会开始指导她自己的儿女来完成相同的教育。

出生在这类家族的男孩在7岁以前将遵循一个相似的模式。随后他也将进入私立学校，并且早于女孩进入寄宿制学校，但对男孩来说，这种学校被称为预备学校会更合适一些，如圣马克学校或圣保罗中学、乔特中学或格罗顿学校、安多福中学或劳伦斯威尔中学、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或霍奇科斯学校等。随后，他将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或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达特茅斯学院，并且很可能毕业于这些名校的法学院。

这种教育模式的每个阶段对上流阶层男性或女性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它是美国所有主要城市中上层阶级普遍采用的一种教育顺序。实际上，来自所有这些城市的孩子都强烈渴望进入新英格兰的某个知名的寄宿制学校或预备学校就读，在这些学校里能很容易找到来自美国几十个州以及来自国外的学生。基于家族血统的身份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所以在社交重要性方面，选择合适的学校就胜过了家族血统。因此，如果人们不得不选择某条线索来对当今美国上层社会阶层的一致性进行追根溯源的话，那么最好就是先去观察面向女孩的真正专享的寄宿制学校以及面向男孩的预备学校。

私立学校界的很多教育者都觉得，经济变迁给顶层社会补充了新鲜的血液，某些新兴阶层的孩子虽然没有恰当家庭背景和良好的谈吐，那么私立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学校会教好他们这些，做好让他们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充分准备。不管学校校长是否认可这一点，这似乎都是一个事实。就像面向父辈的俱乐部等级制度一样，不过这是以一种更加重要和深入的方式。私立学校的确履行了他们培养一个国家上层社会新成员的责任，以及对处于顶层的家族的子女维持更高标准的任务。在私立学校中，正是在“下一代人中”，新旧上流阶层之间的冲突得到了缓解甚至基本得到了解决。这种方式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使新旧家族成为一个自发的上流阶层的成员。

作为新旧上流阶层的培训场所，私立学校具有一种整合的功能。传统家族在道德和文化特质的传播方面变得越不重要，私立学校的重要性就得到越大的体现。学校而不是上流阶层家庭是传递上流阶层的传统，以及确立新富豪和天才进入的最重要的机构。这是上流阶层经验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在什么地方，在顶级的15所至20所此类学校中，人们都能找到通往这个国家上流阶层的大道，因为在这些针对青少年的私立学校中，融合了上流阶层的宗教、家族和教育任务，而其中围绕支撑这些阶层中盛行的那些标准的主要的任务也由学校实施了。

这些学校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并且在政策上是自主的，而其中大部分都是非营利机构。它们并不是“教会学校”，它们并不受宗教团体的管理，但它们的确要求学生参加宗教服务，并且虽然它们并不是宗派的，但它们中间却渗透着受到宗教启发的原则。现在仍在使用的格罗顿学校的创始人的宣言就包含这个基本的目标：“要尽全力培养男子汉气概、基督教品性，并考虑到道德、身体和智力发展。学校的校长将是圣公会的一名牧师。”

“预备学校的侧重点并不在课程设置，而在很多其他地方，其中有一些的确让人感到惊奇。比如，男孩们与能力之间的关系；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哥特式小教堂或是耀眼的新健身房；他们生活的建筑物类型以及他们在晚饭后的活动；最重要的是校长的人选。”学校应该是家庭的一种有机的延伸，才是蕴含其中的潜在教育理想。学校应该是一个大家庭，那些来自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的孩子们一起学习行为规范。家庭的理想学校往往被共同的宗教实践（往往是圣公会的实践）所强化，被某些上流阶层家族将自己所有的后代都送到父辈甚至祖父辈曾经上过的同一所学校的趋势所强化。他们通过校友会的捐助以及社交和联谊活动来强化这种感情。例如，乔特中学的潜在目的就是证明家庭和学校可以有效地结合，从而让男孩们在获得学校提供的好处，尤其是“精神领导力”和“胸怀大志”的同时，还需要具备建立未来家庭所需的亲和力。

贵族学校的日常生活通常是相当简单的，甚至是斯巴达式的。在学校朴素的氛围中，存在一种身份地位的民主和平等。每个人都遵循或多或少相同的轨迹，没有任何获得官方认可性质的机会让你卖弄或摆架子。

这些学校通常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实际目标。诚然，男校的确是一直在为大学做准备，而女校则提供一种大学预备课程，以及为考虑早点结婚的女生提供一种专门的科目。在这里，一般都缺乏一种中产阶级的竞争意识。学校似乎在说，人们不应把自己个人的生活和活动与自己身边的男孩或女孩进行比较，而是要与你自己和你的老师认为最好的一个进行对比。此外，如果你对此太感兴趣，那么你就会变得不讨人喜欢。

学生之间的地位竞争当然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在允许使用零花钱的范围内，他们通常会被控制在适度的水平上，并且男孩们的趋势是根本不花任何钱。在学校，男孩们穿学校统一定制的西服，女孩们穿制服外套或衬衫、裙子和毛衣等统一校服，并且女孩们不管多么富有，通常都不会被允许拥有自己的马匹。

学校中，高年级学生通常是年龄更大的孩子，他们成了年龄更低孩子追求的榜样。对于八岁和九岁的小男孩来说，这里有精心挑选的女舍监；在12岁到14岁期间，他们与女性隔绝，只用男教师，但教师的妻子通常会与自己的丈夫一起住在男孩们宿舍中的公寓里，并且继续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教师会照顾男孩们的自尊心不受伤害，不能出现像粗暴的家长那样可能出现的错误。餐桌上气氛会很融洽，没有家长和其他人那种权威感。

此后，即便他们有时会感到困惑，但人们将始终知道如何面对人生。在碰到那些过于讲究，尤其是那些太过挑剔的人时，他们也知道如何敷衍。他们直率而略微带有权威，这种气质源自于个人内在的自信。这种人不会被这个世界排除、忽略、冷落或炒鱿鱼。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成为年轻的银行家、高管等，他们给人随性和蔼、平易近人和善于交际的感觉。他们会对年长的人有适度的尊重，即使他们是自己俱乐部的成员，他们的智力和热情都恰到好处，因为他们的风格是始终凡事有度的校训的体现。

单单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是不足够的。那些真正独享的预备学校才最具有价值，因为正是它们决定了“两种哈佛人”中的哪一种能够入流。大学的俱乐部和小团体通常由两种人组成：协会的遗老遗少和预备学校的少年得志者。哈佛时代的好朋友，也是在预备学校交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上流阶层的成员，不一定都来自常春藤联盟高校。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关键并不在于你是不是哈佛大学毕业，而在于你是哪一类哈佛人？谈到哈佛大学，人们指的是坡斯廉俱乐部、飞行或A．D．等俱乐部；谈到耶鲁大学，人们指的是Zeta Psi兄弟会、剑术俱乐部或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会；谈到普林斯顿大学，人们指的是小屋、老虎吉祥物、方帽长袍或常春藤等俱乐部。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大城市中，经过中学教育，然后进入常春藤联盟高校的适当俱乐部，就足以获得任何大城市俱乐部和团体的标准入场券。这样的学校的赫赫声望，以及学生们的言谈举止和个人素质，使地方荣誉感黯然失色，因为这种经历是通往全国范围内上流社会的主线。

学校自然而然地影响了那些按照相同方式接受教育的人的婚姻。男孩们的预备学校通常位于与相似年龄的女孩寄宿制学校并不太远的距离。来自各自学校的学生们每年都会多次一起参加由家长陪同的活动。此外，活动上还有男孩的姐妹和女孩的兄弟。并且对于那些更高级的男女专门学校的学生，各高校之间通常会安排互访和派队，简言之，就是约会模式。在高校层面，贵族学校成为一个扩大的婚姻市场的组成部分，这让来自全国的上流阶层的子女结合在一起。

在美国内战前变得富有的人成为美国大部分古老家族的建立者，并且从那时起开始变富有的新贵也开始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这些人构成的大都会上流阶层还不是并且现在也不是一个拥有固定成员的血统制的社会。虽然如此，这个阶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获得全国承认的拥有很多同质特征和强烈团结意识的上流阶层。如果新兴家族加入到这个阶级中，那么加入的永远是富裕的家族，而且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家族，他们的子女都会进入同样的高级学校读书，并往往会彼此联姻。他们在常春藤联盟高校参加同样的社团，同时通过大都会俱乐部的大城市网络来保持社交和商业接触。在美国的每个主要城市中，他们都彼此熟悉，就像那些有很多共同点的人一样，尽管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伙伴。在彼此的个人经历中，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经历；在经纪公司、银行和企业的财务位置中，他们找到了他们都服务的利益方。从企业变得真正全国性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流阶层的经济角色也已经变得真正具有全国性，而上流阶层的政治观点和活动也变得统一。所有这些力量都将地方联盟和不断扩张的公司转变成一个企业国家，并且还会使大都会400家族实现一致的利益、功能和同盟。

上流阶层已经包含了涉及权力关系网的各种不同的相关成员，他们分享了俱乐部成员、家族血缘、公司企业和律师事务所的几乎所有人员的指标。权力是餐桌前谈论的话题，家庭成员和俱乐部同伴常常会在餐桌这种非正式的场合讨论一些重大问题。这些成员一起长大，信任彼此，他们的亲密关系发展为尊重每个成员的特长，把他看作一个上等人，一个在自己特定权力和决策领域内的决策者。

他们分散于权力制度的各个指挥圈子中。家族里一个前途无量的孩子可能担任高级政府职务（或许是美国国务院的职务）；他的堂兄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被提拔到一家企业总部的高管位置；他的叔叔可能已经晋升为海军司令；而他堂兄的一个弟弟可能要成为一所顶尖大学的校长。当然，可能还有一家家族的律师事务所，其中的合伙人就他们面对的问题与远房家庭成员保持密切联系，进行接触。

因此，在上流阶层的内部圈子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制度中最非个人的问题与封闭的小群体的情绪和担忧融合在一起。这对于上流阶层家族和上流阶层学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背景”是建立在紧密联系的基础上，上流阶层保持默契的一种方式。它之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还因为在这类圈子中，未成年的男孩和女孩会在决策者们的餐桌前，从而被灌输了决策者的非正式技巧和托词。总之，他们吸收了被称为是“判断”的东西。在没有进行有意识的努力的情况下，决心成为决策者。

在上流阶层家族以及他们的企业和办公室的内部以及彼此之间，存在着中学校友、预备学校的同学和大学中建立的同学友情，以及在后来的重要社交和政治俱乐部中建立的友谊。在所有这些机构和组织中，有人在时机合适时会成为现代社会的高层圈子中掌权的人。

上流阶层的贵族学校、俱乐部等手段没有什么高明之处，而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个阶层是势力的。在塑造上流阶层的特性方面，这些场所和机构发挥了真正的作用，并且除此之外，他们自然而然形成的某种联系有助于将一个高层圈子与另一个圈子连接到一起。

所以，杰出的法学院毕业生会在预备学校和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成为高等法院法官的“文员”，之后进入外交部门，然后是进入律师事务所。在其中的每个环境中，他们都会碰到并结交志同道合者。家族世交、中学密友、俱乐部的各种晚宴、每年都会去的某个度假胜地，会成为圈内生活的相关的元素。在他们进入的这些圈子中，他们都能获得和展现对自己判断、决策能力的信心，而为这种信心提供支持的是他们已经获得的他们的社交同伴以及在公共生活的每个重要机构和领域中的决策者所具有的经验和识别力。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拒绝一个被这类圈子接纳的人。在美国的整个顶层社会中，他们的外表就是社会地位的证明；他们的言谈举止是良好教养的体现；他们的同伴则直接证明了他们的被接纳的范围以及他们老到的辨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