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人们知道，伴随西方生态运动兴起之后，随之而起的生态主义也发生了分化，出现左、中、右三种思想倾向。右翼生态主义，即“绿绿派”生态主义，推崇“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人是自然的一分子，要求以“自然”为尺度，判断人类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并且提出放弃控制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理念，甚至要求放弃人类文明，退回自然界。中左生态主义，即“红绿派”生态主义，其中生态社会主义最具代表性，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要求人类学会同自然平等相处；左翼生态主义，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学说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反思环境问题，批判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倡导放弃资本主义生存方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建宜于居住的家园。在整体上看，“红绿派”生态主义理论注意到马克思学说对环境问题所作的理论思考，并且肯定了马克思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觉悟；甚至不少学者还运用马克思学说作为反思环境问题和修正生态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比如，德国生态学家萨克塞就曾指认过马克思是最早的生态哲学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曾指认过马克思关于环境问题的理论是最早的真正意义的生态学，而一些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则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解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并非关于马克思是不是真正的生态哲学家，而是关于马克思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觉悟的“原码”思想。

在他们的理解中，这种“原码”思想是复杂的。某些理论认为，马克思学说属于人类中心论^[1]；而另一些理论则认为，它是生态中心论^[2]的。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人类生态学的指认。实际上，马克思既不可能是人类中心论者，也不可能是生物中心论^[3]者，那么会不会是人类生态学的呢？从表面上看，人类生态学的指认似乎贴近马克思的原码思想，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提出，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人类生态学是“以人类和他们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支”^[4]，或者说是以“在人类的生产过程和自然界的生产过程，或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存在着某些辩证的关系”^[5]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支”。这个定义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人类生态学属于生态学范畴的“知识分支”；其二，它的中心研究对象不是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就第一层意思而言，人类生态学属于生态学的知识分支。不可否认，人类生态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因应生态学研究而产生的，遵从生态学范式，用生态学的理念和方法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它不同于纯粹的生态学。后者属于德国科学家E.海克尔提出的一个知识分支，隶属于自然科学分类。他在1866年提出生态学（Ecology）一词，将它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其实，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生态学被解释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与它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它研究的是具有一个特定栖息地或属于一个特定种类的生物”^[6]。在海克尔之后，生态学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们思考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主导性视野。然而海克尔“生态学”先天地带有浓厚的自然科学性，在客观上对“人”有着某种先天的“忽视”，即它始终把“人”只看作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体——万千生物物种中的普遍一员。我们认为，海克尔生态学具有如下三个理论特征：其一，它虽然强调了人与环境之间的有机协调性和互动性机理，但这种协调性和互动性属于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活动机理，并不根植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其二，他的生态学实质上属于生物学的，也就是说，是关于地球生物种系学说及其系统机理的知识分支之一，而且既不是讨论整体上的生物物种的学说，也不是揭示生物种系的系统内容，而是探索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系统性、互动性、整体协调性、彼此相关性、进化性等；其三，他的研究方法属于纯粹自然科学的，至多是感性直观的。很明显，海克尔生态学的三大特征也出现在人类生态学之中，由此来说，人类生态学具有生态学的特征。然而海克尔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又是不同的。前者研究的是经验的生态，后者研究的是包括经验的和人文的生态；前者从自然科学视野中思考，后者从人文主义视野中思考；前者着眼于生态系统的平衡机制，后者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及化解；前者带有生态中心论倾向，后者则避免了这样的嫌疑。总之，人类生态学是又不是生态学的。

就第二层意思来说，人类生态学虽然关心人的存在，但是这种关心并不意味着它带有人类中心论倾向，恰恰相反，它坚决反对人类中心论。人类生态学对人的关心源于对生态系统平衡的关心。由于海克尔生态学对人的极度忽视，构成了某种阻碍：一方面可能对环境保护运动起到消极的引导，推向极端的边缘；另一方面对社会发展运动起到一定的消极影响，妨碍人们积极地发展社会经济，因而不利于引导人们积极地创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中左翼生态主义理论引用人类生态学来消解海克尔生态学带来的消极影响，克服其经验主义缺陷，重新将“人”安置在生态学研究中，使得人类生态学着眼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尽管如此，人类生态学也无法回避在经验科学的生态学上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它的中心研究对象并不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即生态系统的内在平衡机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生态学虽然超越了极端的生态中心论，但仍然留下了生态中心论的尾巴。难怪某些生态主义理论指责人类生态学是自然主义的生物学，是社会进化主义的人类学。由此来看，人类生态学不是哲学范畴的知识分支，而是生物学范畴的知识分支。

问题在于，人类生态学家们将马克思学说也视为人类生态学的。贾安·艾略尔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系统阐述能源和物质的流变问题”，但是“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上，即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是怎样接纳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只要我们对生产力或生产能力作适当的界定，在人类生存条件问题上的生态学观点是能够很容易地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7]维兰科特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关于生物和人类生态学的现代作者的极大影响”，他们“可能已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力量潜在地把人类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即从不受调节的自然循环和限制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认为，‘资本主义尽管有一定的进步方面，但它……既使人类失去人性，又颠倒了自然界’。他们赞成在自然界中进行积极的和有计划的干预，但不是对它的自我陶醉和从根本上的非理性破坏”^[8]。如果说艾略尔和维兰科特对马克思学说持有某种探讨问题的人类生态学认知，那么大卫·佩珀则在《生态社会主义》中给予我们一个确定性认知，他写道：马克思生态学“持续地传播人类社会依赖于既定的自然物质条件的观点。它也接受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人们在其中改造自然的不同方式，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无可非议地被描述为‘人类生态学’。因此，马克思主义现在必须被重建来克服这种间断”^[9]。由此，我们不禁质疑道，难道要将马克思主义重建为人类生态学吗？在他们看来，这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其一，他们认为，马克思学说不属于海克尔的纯粹生态学，因为马克思学说不是研究经验的生态，而是研究经验的和人文的生态。其二，他们认为，马克思学说不属于生态中心论，当然也不属于人类中心论，因为马克思学说始终抓住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将环境（自然）一方作为中心议题。其三，他们认为，马克思将对人的关心与对自然的关心结合起来，提出关心自然也是关心人自己。由此得出，马克思学说是属于人类生态学的。

上述结论是我们不能认同的。上述分析启示我们，马克思学说在本真意义上应当被理解为生存生态学而不是人类生态学。其一，尽管晚年马克思有个“人类学转向”，但是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是人类生态学的。虽然他也没有“生存生态学”概念，但并不妨碍我们从生存生态学理解他的学说思想。其二，如前所述，人类生态学的本义是生态人类学的，亦是生物学意义的，或者说物种学意义的，因而它是在生物学视界上感性直观地考察人类的生物性、自然性及进化性特征，这与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解放问题是不同的，马克思反对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把握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从人的感性的活动——社会实践上理解，因为前一种理解是直观唯物主义的，而后一种理解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此来看，人类生态学即便包含了某种哲学思考，那也属于直观唯物主义的思考，因而它根本不属于马克思范畴的。其三，生存生态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为的是探索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本质性和演变规律性，是关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四，生存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实践”，其核心价值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其核心原理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生存生态学既不是人类中心论也不是生态中心论，而是消解二者理论困境的有效“解码”。一句话，马克思学说属于生存生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