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提出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命力及其张力，是构成该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国家要维护的利益，事实上也是包含文化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文化不仅在制定国家政策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对该国人民上至政治精英下至普通民众影响深远，由此国家文化安全命题便成为由其内部文化传统培育出来的、以符合其价值观为终极目标的命题。“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3]全球化浪潮早已席卷全球。无论是作为新世纪福音的全球化，还是“一个反面的乌托邦”^[4]的全球化，都促使全球化被赋予了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意义，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文化意义的全球化。在此意义上，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早在2000年就于《全球社会学》中声明：“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也是一种联结，图像、思想、旅行者、移民、价值观、时尚和音乐等都沿着全球化的道路不断流动着。”^[5]

以全新面貌出现的文化全球化，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争夺文化资源、划分文化势力范围的“无声斗争”，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直接威胁到了民族国家文化形态的存在和发展，进而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作为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系统，国家文化安全就其内部目标而言即经由现代文化传播途径制定出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从而维护和保证国家文化目标的合法性和可实现性，确保国家意志在文化领域的实现；就其外部目标而言，由于国家的文化安全系数和这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化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各国大力发展本国文化产业，即以文化产业的具体存在和发展形态为载体实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的传播与建设从而确保本国文化固有形态不被威胁和破坏，由此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竞争力大小及与不同文化的兼容性就成为一国文化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在此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化必然使得文化流的方向是由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流向弱势文化地区；并且其数量和内容的控制权掌握在强势文化一方，在开拓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与管理视角的同时更多地凸显内在不公平，加剧了异质文化的冲突，彰显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6]。

冷战后世界各国纷纷调整文化战略，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格局。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仅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并且在与他国交往中无一不以维护本国文化独立性为重要目的，更在可能情况下以传递和输出本国文化价值观为目标。一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必须首先维护本国核心价值观，维护使其区别于别国的重要特征所在。而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在长期的传承中演变流传，生发于个体但又超越于个体，遵循其民族自有脉络绵延不绝，使得“中国人的意识，法国人、祖鲁人或科曼契人的意识等，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特殊结构，只能从文化上得到解释，而不能从生物学上获得说明”^[7]。因此，强势的文化产品及其价值观的输出与蔓延，不仅会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会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等方面也产生深刻影响。以美国为例，围绕其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美国式”价值观的对外战略，文化安全战略对外的主要手段是提供文化产品的输出和文化服务，对内则以颁布涉及国家安全各项法案为主，维护本国文化之自由发展，以实现“在国外与在国内一样，国家政策应该符合美国对自由、公正、放任主义、民主和其他所珍惜的概念的信仰”^[8]。布热津斯基曾说过，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一般而言，前者归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后者归属于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的领域，而文化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与艺术和文化相关的政策制定部门的政府活动领域。^[9]正是这样的“双驾马车”构成了美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实体内容，在全球范围内不仅保持着美国文化产业的强势地位（美国没有全世界通用的文化产业概念，一般称为娱乐业或版权业），也保证了美国国家文化安全利益的不可撼动。

本章试以此为框架，从各国文化传统出发，梳理各主要国家文化政策，把握其文化发展战略演变脉络，厘清各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以资借鉴。在样本选取中，按照国内学界一般界定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市场驱动型模式、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资源驱动型模式、以日韩为代表的政策驱动型东亚模式^[10]选择了上述五国，并增加了从“前苏联模式转向以欧盟的框架性文件为基本依据制定其文化和文化产业政策”的俄罗斯以了解其转型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七个国家进行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