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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文化到文化工业的分析介绍

时间:2023-10-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大众文化到文化工业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院成立于1923年,其成员主要是在魏玛共和国学有所成的德国犹太哲学家。“大众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知识分子围绕新发现的现代社会展开的热烈讨论。大众文化不只被独裁者利用,它还一刻不停地轰炸个人的闲暇时间,影响人们的判断,让理智昏昏欲睡。

从大众文化到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院(Frankfurt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成立于1923年,其成员主要是在魏玛共和国学有所成的德国犹太哲学家。由于受纳粹迫害,研究院被迫关闭,大多数成员于1933年移居日内瓦,又于1934年移民纽约。阿多尔诺是法兰克福学派当仁不让的掌门人,他和霍克海默共同决定了上个世纪40年代大众文化批评的总体走向。此处所说的“批评”,以及后来常用的“大众文化”[1](普遍被接收的它贬义的一面),专指一类具体的思潮。“大众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知识分子围绕新发现的现代社会展开的热烈讨论。弗洛伊德、勒蓬、斯宾格勒(Spengler)、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艾略特(T. S. Elliot)的著作将大众几乎等同于乌合之众。进步学者和保守学者的观点大体相似,都有怀旧色彩,敌视经济、文化领域的民主化现象,对所谓病态歧途纷纷予以谴责。所有这些,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融入了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思考。

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现代性的特征是技术无处不在、人与人的关系商品化。在职业压力和竞争精神的压迫下,为个人提供生活意义和庇护所的传统社会体制(如家庭)分崩离析。公共领域吞没一切存在,童年和闲暇也不例外,传统的社会体制无力继续保护个体。“摆脱工厂和办公室事务的唯一手段,就是下班后花时间适应这些事情”(《启蒙辩证法》,1947)。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人被迫承受心理苦痛,对意识形态的入侵格外脆弱。50年代初,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这份脆弱也有惊人的表述。阿伦特也是德国移民,她的思想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渊源,但她并不欣赏法兰克福学派。她的极权主义理论不是用社会阶级的观点分析纳粹上台的原因,她认为,在社会翻天覆地、集体标准缺失的时候,绝对专制可能乘虚而入。“大众中人”的主要特点就是身陷孤单、缺少社会关联。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也认为,他们所说的社会原子化现象是现代社会病的源头:人被遗弃给他自己,变成自己的陌生人,“被异化”,被连根拔起,丧失群体归属,所以极易被掌控社会的新生力量操纵,尤其是他们所直面的传媒。吹捧和引诱是操纵的两大途径。领袖的个人魅力(如希特勒)借了工具之力(如用广播疯狂重复他的讲话),也得益于大众对他善于行使的独裁极尽吹捧。阿多尔诺还根据《威权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1950)中提到的方法,拿出了测量个体专横程度的具体尺度。

大众文化(为突出其机械化、自动化的一面,法兰克福学派把它命名为“文化工业”)不只被独裁者利用,它还一刻不停地轰炸个人的闲暇时间,影响人们的判断,让理智昏昏欲睡。自19世纪问世以来,大众文化一点点摧毁了以往的本真民众文化,即所谓“低层艺术”,如口耳相传的传统和烹调艺术,也摧毁了表达形式上追求难度和距离感的“高层艺术”,还摧毁了对文化等级的批评。四处强加的大众文化不是真正的文化而是纯粹的统治,它的权力来自技术的力量,来自广播节目、电影和小说的流水线生产实力,这些产品讲的都是容易让精神满足的廉价易懂的道德。

被当做工业来管理的大众传媒永远诱人,因为它们让人释放,给人梦想和期待。它们承载和传递的类型化表述简化了复杂的世界,以令人宽慰的单调安抚并取悦大众。它们建议的认同模型不过是转移视线,是让人永远自闭在被动状态的手段。虚构的巧合让人以为摆脱困境有捷径可走。西部片宣传个人主义战无不胜(结局总是孤独的主人公大获全胜),实际上一切都是虚幻:这种类型的作品让人以为可以用个人的途径解决社会问题,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资本主义剥削是一种集体剥削,是为那些既掌握媒体也掌握其他经济产业和政治权力的人服务的。伴随着愉快的休闲、时来运转的白日梦以及对遥不可及的明星的艳羡,时间被打发了,一去不返。传媒是迷魂阵,是烟幕弹,大众传播带来了大众沉默。传媒是反启蒙,是现代性的黑太阳。它们愚弄人,让人普遍丧失批判精神,不再尊重真正的文化。

应该指出,批判理论与庸俗的刺激(stimulus)概念无关。它最大的贡献是把意识形态分析引入传媒研究(它分析思想受到的影响,而不是条件反射),打通了历史与传播。它延伸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剥削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虽然很模糊)——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把经济统治和社会统治的概念搬到文化领域。文化不是无辜的娱乐或中立的艺术,而是力量对比的空间。但是,批判理论在文化统治和政治经济统治之间建立的联系是僵硬的联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批判理论认为,大众中人要么被煽动(歇斯底里的大众抽风为保守学者所不齿),要么哀叹(被压迫者的叹息为革命学者所怜悯),这就是精神毒药的两大效果。传媒的作用就如同马克思笔下的宗教,是人民的新的鸦片。“快乐使人顺服,顺服助人遗忘。”(《启蒙辩证法》)。个体有意无意地予以配合,结果则得不偿失:“奴才比主子更看重主子强加给他们的道德,被欺骗的大众比得势者更屈服于成功的迷思。”(“民众对被施加的恶有一种可怕的依恋,这种依恋比威权者的手腕更有效。”《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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