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之事的分析介绍

“文化大革命”之事

关于国际关系问题，要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谈起。“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作为早稻田大学在外研究员待在北京，回国前，亲眼目睹了当时一切真实的情况。我是看到当时实际情况的极少数人之一。我当时认为中国正在探索一个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为之而感动。在苏联没有取得成果的社会主义不正在中国新生吗?而且犹如生态学所出现的那种、我们近代社会所面临的矛盾正朝着解决的方向迈进。或许这些想法寄托着我个人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深思之情。总之，我至今都坚信，“文革”初期所展现的状况是令人激动的，而这种激动是真实的。不仅是我，我周遭的很多中国朋友也同样如此，我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受某人所操纵，民众呼声一片应当有其社会原因。

本来社会主义体制解放了人，而现实使它在官僚主义的统治下，陷于难以运行的停滞状态，人们自然自己起来解除这样的束缚，以求自我解放。这场运动不正在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的状态吗?我抱着这样一个期望。积极投入运动中的人们难道不是这样想的吗?我当时是将“文化大革命”作为民众对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封闭状态提出异议的运动来理解的。因此，我回国后，试图从理论上阐释“文化大革命”，发表了许多文章。如批判干部的问题，我当时想运用若干理论来解释。然而，其“文化大革命”现在定性为“十年浩劫”或“十年动乱”。多年来，我自身一直在论述日本人对中国有偏见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我判断错了。这场运动确实如今天所证实的那样，混乱和极“左”路线给中国酿成了重大悲剧。可是，我还是难以忘却自己所体验到的“文革”初期的民众那种持有不同见解的激情。我总想将自己的意见公布于众，但它或许与中国现在的公式化结论所不一样。

“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归于失败。可是，思考中国社会状况时，会提出很多的问题，而且对社会主义也会提出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当然首先要考虑“四人帮”等在政治上的问题，还要思考滋生它的中国社会及文化状况。我认为，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应该从全球的观点来把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变质为资本主义社会，而采取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对应方式。而且，应该将“文化大革命”放在1960年以后资本主义的重组和技术革命的关系中来把握。总而言之，把“文化大革命”放在中国问题和世界关系中来审视，是否会更加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