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调查研究综述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调查研究综述

中国内地自1979年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以来，走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20多年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社会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伴随着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作为一门经验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社会学的学科也蓬勃发展。一方面，社会学研究者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研究和分析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和学科又不断对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主题、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看法。在这20多年来，社会学的方法不断改进演化，总结与概括起来可以把这20年国内社会学研究按照社会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社会学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979—1985年);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1986—1992年);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1993—2004年);

第四个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2004年至今)。

作为社会调查研究的第一阶段(社会学恢复的初期)，中国社会学界的首要任务就是抓紧时间补课。在这门学科刚刚恢复重建的时期，对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注和引进成为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完成了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历程。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我们要建设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社会学，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既然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不可取，那么我们不能全盘接受，但西方的社会学方法是先进的，方法本身不具有阶级性，因此，积极借鉴学习西方社会学中先进的研究方法成为学习社会学的重点。这一点，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引进、借鉴美国社会学的初期，我们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方法兴趣而非理论兴趣”(张宛丽，1989);“学习美国社会学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是中美社会学初期交流主要内容”(邓方，1989);“其中有关实证研究的技术，尤其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统计学，曾引起了中国社会学新一代的普遍重视和欢迎。他们认识到这些定量分析方法对于偏重定性分析的中国传统研究方法，将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平衡”(戴建中，1989)。在这为期将近六年的补课时间，中国社会学为封闭将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走出了第一步，也奠定了一定基础，人们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的视野，尤其是社会学的方法，慢慢地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正轨。

邓小平同志接见费孝通教授时合影

社会调查研究的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1986年3月，费孝通在《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一文中说:“目前，初建的第一阶段可告结束，我国社会学开始进入第二阶段”。1986年11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首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正式标志着这一领域中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在拥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之后，社会学者们从事经验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尝试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和其他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这一时期，使用问卷方法来收集资料的经验研究十分普遍。根据对《社会学研究》1986—1992年所发表的调查报告的统计，在总共86项研究中，采用问卷方法收集资料占了56%。学者们逐渐开始运用“抽样”、“问卷”、“统计分析”等西方社会调查方法，从事实践的社会学研究。可以说，这一阶段正是从理论的象牙塔落实到实践的土地上的时期。

1992年12月15日至17日，“中国社会学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则可以看作是对第二阶段社会调查实践的一个小结和回顾。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理事们参加了大会。大会由社会调查研究专业委员会筹备组组长苏驼教授、筹备组成员范伟达、王汉生同志分别主持。袁方教授和王庆基副所长分别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向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作了报告。袁方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成立社会调查研究专业委员会，对于更好地发挥社会学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作用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社会学的学科结构由理论、方法、应用三部分组成，而方法正是从理论过渡到实际应用的桥梁、媒介和中间环节。……特别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过程中，对于正确全面地了解国情，是理论和实践结合，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来说，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曾做过许多有价值的社会调查研究，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和应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既然有了专业委员会这样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学术群体，就要发挥团体的作用。”^[1]中国社会学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学研究方法领域中开始逐步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为社会调查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是社会调查的发展和壮大阶段。正如部分研究者所指出的，80年代社会学重建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出“实用性格、经验取向、政策取向和问题取向，以及学科制度化、专业化程度较低;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缺乏理论性和学术性”(林彬/王文韬，2000)。但是，这样的评论并不包括一些特殊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90年代初期，学科意识在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和研究者群体当中已逐渐形成，在研究论文和研究方法上开始学者们也渐渐开始注重学术性和规范性，这为9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打下了基础。90年代以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问卷调查、社区研究、个案研究、参与观察、统计资料分析、焦点小组访问、内容分析、社会网分析等各种方法被广泛运用到社会调查研究当中。而总的来说，社会学者最常用的方法仍然是问卷调查和社区研究。

林彬通过对1989—1993年所发表的经验研究报告的分析，列举了几项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开拓意义或启发意义的研究。比如林南、卢汉龙、潘允康、卢淑华等人运用抽样问卷调查方法，对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市民生活质量的研究;阮丹青、周路、布劳等人运用社会网的方法，对天津居民社会网的研究;朱庆芳、王永平等人对社会发展指标及小康社会指标的研究;时宪民运用参与观察和个案调查的方法，对北京市个体户进行的研究，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调查研究在方法上相对来说变得更为规范，也更为成熟了。经验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这其中包括刘达临、潘绥铭等人关于中国人的性观念的研究，李银河关于婚姻家庭的系列研究，徐安琪等人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全国妇联关于妇女地位的研究，沈崇麟、杨善华等人关于城乡家庭的研究，风笑天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等等。

林彬在分类定义的基础上，对经验研究论文的发表年份、研究者单位、研究主题、研究目的、研究程序，以及主要的研究方式、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等9个变量进行的归类和编码，见下表。

变量的分类

续表

通过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学调查，不仅在学术上向规范化靠拢，调查手段和方法也更趋于多样化和规范化。实际上，进入了21世纪后，社会调查在具体的调查技术上，更是充分利用了现代社会的高科技成果，如网上调查、电话调查等。这给社会调查带来新的飞跃和进步。

社会调查研究的第四阶段，则以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为其标志。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于2004年7月7日—11日在中国北京举行。大会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这次国际社会学大会充分展示了我国社会调查研究及其方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所体现的新的特点和未来走向。

首先，社会调查研究进一步与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着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并就调查研究的近期努力方向作了针对性的部署，即要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和谐社会建设有关情况和工作的调查研究，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要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要加强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调查研究。由“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所撰写、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就是一部代表作。调查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密切结合，昭示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春天到来。

其次，社会调查研究更重视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同时将横贯研究与纵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近百个论坛中，复旦大学主办了“全球化与浦东社会变迁”主题论坛，向国内外与会者展示了中国内地首例十年追踪调查权威报告。该项纵贯研究通过透视微观家庭来纵览宏观社会，通过个体的价值、意向和行为的变迁来衡量社会变迁的程度，同时通过了解民意来促进政府工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调查采用户卷抽样调查和个案深度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区的社会发展、社情民意进行一项追踪调查。

复旦大学与会者在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论坛上留影(前排左一为本书作者之一范伟达教授，后排左一为本书作者之一王竞硕士)

同时，社会调查研究更注重现实社会问题，特别是和谐社会建设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本世纪初，《世纪图景——21世纪国人生活权威调查》^[2]一书曾以叩响新世纪的大门为总论，展开了对国人心声、阶层呼声、地区差异全方位的研究，涉及世纪话题中的发展与进步、科教、环保、户籍、经济图景、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的现实社会问题。在2006年和2007年的方法专题论坛中，专家学者也围绕社区建设、公众参与、社会幸福感、国企改制、精英流动、新农村建设、社会和谐治理等一系列热点问题进行了报告和讨论。

再次，社会调查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上有了深层次的推进和发展。为了总结、积累我国学术界和高教界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经验，教育部制定了“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其中复旦大学范伟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江苏省社科院宋林飞《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江苏教育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张彦《社会统计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教授编著的教材被列为“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教材建设是推进研究方法深入的有效手段，学术团体各种学会也是进行方法研究探讨的重要平台。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近两年在太原和长沙全国社会学年会上分别主办了“民意调查:反映还是塑造民意”和“调查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专题论坛(参见下列论坛日程)。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相关省、市也开始建立调查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如上海市社会学会于2007年7月10日成立了“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由范伟达(复旦大学)任主任，刘欣(复旦大学)、张文宏(上海大学)、将逸民(华东师范大学)、李煜(上海社科院)任副主任，刘欣兼秘书长，冯艾(复旦大学)、张彦(上海财经大学)、纪晓岚(华东理工大学)任副秘书长，旨在进一步推动社会调查研究在学术领域的发展。

本书作者之一范伟达教授在全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发言

附:中国社会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坛日程

(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主办)

论坛名称:调查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坛负责人:范伟达、白红光

论坛时间: 2007年7月21日

续表

续表

总的来说，在社会学学科建立的20多年来，国内社会学调查方法研究实现了从传统的以定性为特征的调查方法，到以西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为主的转变，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也占有一定比例。而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方式开始突破单一与简单的局面，出现了定量方式与西方人类学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究尝试。进入了21世纪后，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方法、具体技术和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扩展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