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管理思想

（1）秦始皇的管理思想

在中国封建帝王中，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奠基者秦始皇。秦始皇^[6]是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秦朝作为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及以前所未有的实践活动，开创新的社会发展史，因此新的管理思想就在制度的建立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得到积蓄和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后，首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系统的适应农业经济时代封建政权的行政管理制度，包括：建立皇帝制度，使皇帝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独裁。建立中央政府三公九卿制，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作为最高文官，辅佐皇帝处理国政；太尉作为最高武官，掌管军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掌管文书。首次在地方机构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将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这一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置，影响着以后中国几千年。

秦始皇在管理思想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建立起了完整的规范和标准。第一次制定和推行了完整的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政策；第一次统一了全国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以铜钱为下币，即半两钱，并废除原在秦以外流通的其他货币，从此，中国重要货币以铜币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行了2 000多年；第一次统一了度量衡，颁发了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书，明令废除战国时期流行于各地的名称不同、单位各异的各种旧制，一律以秦国在商鞅时期所制定的“斗桶”“权衡”“丈尺”为全国通用的计量单位，并规定以后使用的各种量具必须由政府监造或检验合格；第一次实行车同轨，修筑以京都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行车大道“驰道”；统一了文字，为促进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有效推行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统一和简化文字。

（2）汉武帝刘彻^[7]的管理思想

汉武帝刘彻具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

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约70余年，西汉政府基本上执行的是“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和措施，促进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新的社会危机与矛盾即兼并势力，使得诸侯王借自由放任之机，加紧兼并以扩权，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武帝刘彻实现了管理思想从“无为而治”到“有为而治”的转变。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首创“举贤良方正”的人才选拔制度，对那些“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不分资历深浅、出身贵贱，委以重任，出现了董仲书、韩安国、卫青、霍去病等一批能人将士，在汉朝经济建设、国政管理与对匈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武帝提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思想，促成“中外朝”的形成，直接控制百官，并建立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和考核，使全国各地官僚机构紧紧地控制在皇帝手中。通过分散削弱诸侯王的权利以加强中央集权，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自己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这些举措使中央领导集团的权威得以大大强化，成为后面一系列政策实施的有力保障。

汉武帝还提出了控制财政、统制经济、“有为而治”的思想，实行国家垄断铸币，将铸币权完全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实行盐铁官营，任用桑弘羊等人为理财官，严禁民间私自冶铁、煮盐；推行均输、平准，调剂运输，平衡物价。这一系列“有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打击了兼并势力，抗击了匈奴侵犯，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巩固了封建政权。

（3）唐太宗^[8]的管理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帝王，在中国理政的过程中，虚心纳谏，学习文治天下，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并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他指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纳谏的气氛，把大臣之间的互动交流，提升到“国家兴旺，社稷安危”的高度来认识，并深知基层民众的重要性，所以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力争为百姓做事，在太宗和他的贤臣集团的努力下，唐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君臣相得，人民安居乐业，不仅国家的统治力和影响力空前强大，而且社会经济也发展迅速。

唐太宗以儒家“爱民”“平天下”“三省”等思想为基调，从现实统治需要出发，形成了独特的治国安邦的行政管理思想。他改革行政机构，将全国的行政区划改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9]每个道分领10～40个州，对多余的州县实行省并，剩下279个州，这样就使行政区划明朗化。他在精简行政机构的同时，还大幅度精简官员，中央政府文武官员编制643人，官少事简，政令畅通，大大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在政治体制上，唐太宗建立了一个分权性的全新的宰相制度，建立了全新的议事制度，初步建立起了依法行政的国家管理体系。

唐太宗的经济管理思想也很有特色，主张宽减刑法、去奢省费，轻摇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他从儒家的“民为邦本”的传统政治说教出发，提出“凡事皆须务本”的主张，重视“民本”和“农本”两位一体的“务本”思想，从隋亡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了“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结论，切实认识到了百姓的存亡对国家安危、王朝兴替的巨大影响。再三强调“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民”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唐太宗还实施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认识到安抚人民的根本方法是使人民普遍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轻徭薄赋以养生息，要求地方官吏不要在农忙季节征发徭役，要保证农民的耕作时间。

唐太宗的人才管理思想也很突出，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博大胸怀和气魄，卓越的识见和胆略，广求贤才，知人善任，不拘一格，广开才路，选拔并破格录用各类人才。他深知“治乱所系，尤须得人”的道理，总结历史经验，探寻长治久安之策，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指出只有选择、任用天下的贤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4）康熙^[10]的管理思想

康熙8岁登基，在位61年，是开创“康乾盛世”的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是与秦皇、汉武、唐太宗等相比肩的又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可谓中国古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之一。康熙执政时期，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卓有政绩，其管理思想也颇具特色。

首先，康熙实施尊孔崇儒，缓和民族矛盾。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康熙皇帝自小便对汉族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自登基以来，康熙帝从治理国家需要的实际出发，几度参拜孔子，并且恢复明代的八股文，迁就汉族士大夫的要求，对儒学研究废寝忘食，经筵日讲。

其次，康熙实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强调治国安邦以民为本，与民休养生息，认为“帝王治天下，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百姓是国家之本，没民就无国；得民贵在得民心，民心向背关系着政权的安危。

再次，废除“圈田令”，均平赋役。清军进据北京后，清政府为了满足满洲贵族利益，曾在四年间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圈地，结果造成人民破产、逃亡，破坏了生产力，也人为地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有鉴于此，康熙便于公元1669年废除圈地；改革赋役制度，改进地丁银征收办法来均平赋役，减轻人民负担；招民垦荒，增加耕地；发展工业，保护商业，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降低关税，允许与海外进行国际贸易。

最后，重视与选拔人才，开发人力资源。康熙在位61年，对选才用人极其重视，扭转了清初文治不光的局面，一度“廉吏辈出”。康熙用人始终一贯的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在康熙看来，“从来才德难以兼全”，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11]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借鉴古代帝王治国的经验，以“亲察”的方式选人和培养人才。

3.2.3　佛教中体现的管理思想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宗教还承担了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功能。而就某一具体的宗教形态而言，在发展的进程中，其具体的教义还承担着对信徒与经济的管理，因而，经典的宗教教义不但蕴涵着哲学思想，而且具有管理思想，影响深远。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至今已有2 50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广泛流传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19世纪末开始传入欧美、非洲和大洋洲。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有庞大的教团、众多的寺院及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就决定了佛教必然要有相应的组织与管理制度、思想，对其人员、寺院、经济进行组织、协调、控制，以保证佛教内外关系的协调、教团的纯洁、佛教徒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的达成乃至整个佛教的健康发展。佛教的发展史证明，佛教做到了这一点。佛教教团组织体系之严密、管理制度之完善、管理效果之良好，非同时代组织所可比。因此，佛教的发展以及佛教的管理制度、思想、实践经验所包涵的管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仍有现实意义。

佛教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佛教管理的哲学基础（包括对人性、人生价值、世界的认知），佛教的自我管理（包括个人和教团管理）制度（以戒律和清规为核心）及其演变，佛教的个人人生管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思想等方面，其具体内容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人性化管理。佛教管理思想以发挥人性、开拓人力为核心，注重对人性普遍潜能的自觉对人的价值与目标的启发和自我认知。再由此自觉的认知发展出行为规范、制度规范、组织规范作为达到目标的方法。也即确立了一种以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为目标的“目标管理”方式。在目标的达成上，佛教进一步强调了人自身的力量，强调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人自己有力量、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与思想，并可以通过自身的变化，改变其工作、生活的组织与环境。因而佛教更注重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素质培养，通过具体的个人的心的改变，来改变整个的组织环境。

二是管理制度的伦理性。以戒律和清规及各种伦理规约为基本管理制度，在管理中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既把伦理作为管理的手段，更把伦理作为管理的目标，也可以说它是基于伦理以达到管理，基于管理以达到伦理。这是由佛教的宗教特质决定的管理方法。

三是制度性管理。佛教的主要管理制度就是戒律，强调以戒为师。戒律作为佛教三学之首，自然成为佛教最主要的管理制度。另外还有清规（实际上清规也应归入戒律，但为了论述的方便而分之）。从内容上看，佛教戒律清规对人的行为从心到身作了详尽的规范；对教团部的人事组织、行政和经济管理都作了制度性的规范，相当的完善严密。佛教的所有管理也都是依据它们展开的。

四是教育性管理。佛教不仅把管理作为一种控制，更把它作为一种教化或教育。它强调的是人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控制，它试图把通过法治、经济等手段对人的外在的生理控制转化为内在的心理控制。它没有排斥外在控制，但它更注重于外在向内在的转化过程。因而佛教是一种动态管理，其管理的重心落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进一步提升了人的自主意识。

五是圆融性管理。佛教在人行为方式和问题的解决方面，强调的是人的内在悟性和中庸；在具体行为的外在表现上更是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在各种关系的协调上更注重于平等与和谐。它把一切存在物提升到与人同等的地位，从而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发展。因而在其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方面更具全局性，更能统筹兼顾，避免偏颇和极端。释迦牟尼成为启蒙者后，就把所谓的中间路线看作是通往幸福之路。他推崇避免两个极端的中间地带，这两个极瑞，一个极端是沉迷肉欲的生活，另一个极端是严格的禁欲主义或自我禁欲生活，认为这两个极端都会导致生活的失衡，应该避免。^[12]

3.3　中世纪欧洲主要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

公元前5世纪末，古罗马帝国在奴隶、贫民和各族被压迫的人们的不断起义，以及日耳曼“蛮族”入侵的联合打击下灭亡了。欧洲社会从此进入了封建主义时代。从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大约1 000年的时间，是欧洲社会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欧洲的中世纪。在中世纪前后，欧洲国家的经济仍是以农牧业为主体，但后来随着各种探险活动的成功，海外贸易开始出现。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贸易在不断发展。因此，在此阶段欧洲的经济思想开始由传统的重农主义转向重商主义，这一经济活动比东方人早了几百年。公元5—10世纪，是欧洲封建制度产生和形成的时期；公元11—15世纪，是欧洲封建制度发展和兴盛的时期，公元15—17世纪，是欧洲封建制度衰退和瓦解的时期。在欧洲中世纪的管理实践以及对这一阶段管理实践的理论思考中，涌现了一批以阿奎那、帕西奥利、马基雅维利等为代表的杰出思想家。

3.3.1　阿奎那^[13]的管理思想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把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被誉为中世纪西方的“神学泰斗”，其代表作《神学大全》被称为基督教百科全书。

阿奎那认为法律是行为的准则，是支配宇宙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法律维护整个人类共同的利益。他把法律分为四类：一是永恒法，是神学的理性的体现，是上帝统治整个宇宙、支配宇宙的大法。各种法律都来源于永恒法，它是宇宙最高的法律。二是自然法，是永恒法的合理化，也是永恒法对理性动物的关系。自然法是上帝用来统治人类的法律，是永恒法的一个部分。三是人法，是根据自然法（最终是根据永恒法）制定的，是反映人类理性的法律；它是靠推理的力量得出的一种特殊行为准则的安排。四是神法，是一切法律的源泉，是主宰人类的法律。《圣经》就是神法的化身。

阿奎那认为，人法的本质在于它具有强制性，人法的实施是通过人们恐惧惩罚的心理实现的。因此，人法只能控制人们的外在行为，无法规范人们的内心活动。而神法则不然，它可以判断和驾驭人们的“意志的内心活动”。所以，人们的行为动机是否符合道德只能由神法来支配。

阿奎那认为宇宙秩序是按等级的阶梯来安排的，即从非生物体开始，逐渐上升到人、圣徒、天使、上帝。每一个较低的等级都有高一级的目的，并力图达到这个目的，整个体系又都倾向于上帝，上帝是整个系统的最终目的，整个系统是在按上帝的旨意来运转的。他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认为是社会等级划分的基础，要求农奴安分守己。

阿奎那十分重视公平交易与公平价格问题。他主张由封建君主、地方当局或某些团体去规定公平价格，以防止贱买贵卖的行为，保证买卖双方都不吃亏。他认为公平价格不仅由耗费劳动来决定，而且也受供求关系影响，有时某一商品卖的钱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只要买卖双方自愿达成交易，也属于公平价格。他认为公平价格不仅要根据所卖出的物品而确定，而且还要由出卖给买主带来的损失决定。

3.3.2　帕西奥利^[14]的管理思想

卢卡·帕西奥利（Luca Pacioli）是世界上最早阐述和介绍复式记账法的人，其著作《数学大全》的出版，使得复式簿记方法得以在欧洲和全世界推广，由此开创了近代会计的历史。帕西奥利在《数学大全》中对以“威尼斯式簿记”为代表的复式簿记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成功、系统的总结、概括与提炼，主要贡献体现在会计实务与会计理论方面。

帕西奥利不是复式簿记的创造者，但是，他却是复式簿记的第一位总结者。他的总结是建立在优选法则基础之上的，正像他本人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在这里采用了流行于威尼斯的记账方式，它显然优于其他的记账方式因而最值得推荐。掌握了这种方式，商人们就能理解任何其他方式”^[15]。

帕西奥利对会计实务的描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财产盘查与财产目录的编制；②关于借贷记账法的记账符号与使用；③关于主要账簿的设置与登记；④关于会计科目的设置与总账中的分户核算；⑤关于记账的验证与试算表的编制；⑥关于账户摘要书与损益计算书的编制；⑦关于旅行会计核算和银行会计；⑧关于错账与舞弊问题及对付措施，若本应记入贷方的分录记入了借方，则在错误分录之前打上交叉号或其他符号，在编制账户说明时就会将其剔除并将校正分录填入贷方栏；⑨对会计人员素质和水平的要求；⑩具体记账的规则和方法：所有贷项必须写在分类账户的右边，所有借项必须写在左边；所有分录必须由两个账项组成一个借项和一个贷项；每一借项和贷项均须包括三项内容日期、金额及入账原因；借方账项和贷方账项应同日过账；应编制分类账簿的试算表，试算表必须平衡，即借方总额必须等于贷方总额，否则，分类账中一定是出了差错；“现金”账户的余额应在借方，或者没有余额，不可能在贷方；分类账簿中的记录，必须使用同一种货币计算其价值；当旧分类账簿已经用完或者需要启用新分类账簿时，要将账户余额转到新分类账簿中去。

帕西奥利对会计的重要性、平衡观念与恒等式、收益与资本在会计工作中的地位、内部控制、货币计量等会计理论方面还有收入的分析，认为商人经营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所有商业事务必须采取有条不紊的方式使用借贷记账法加以记录，使商人能一目了然地了解自己的经营活动。他还构建了试算表，引入了现代会计恒等式，强调利润的取得及计量，并对企业获取利润或发生的亏损专门设置“损益”账户予以反映。“损益”账户的单独设置及其记账为损益计量理论奠定了基础。

3.3.3　威尼斯商人及威尼斯工厂的管理思想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位于亚得里亚群岛的顶部，是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西北岸的重要港口。威尼斯由一系列的战略据点、停泊港口、岛屿和城市商业区组成，“从来没有一个像那样完全依靠海洋的国家”^[16]。正是因为有这种与海洋的天然联系，威尼斯专事海上贸易并从利凡特进口大量奢侈品，海上贸易非常发达。威尼斯为保护它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在1436年建立了政府的造船厂（即兵工厂），以改变依靠私人造船厂的情况。到16世纪时，威尼斯的兵工厂成为当时最大的工厂，占地60英亩（1英亩＝40.468 6公亩），雇佣工人达到千人，在管理方面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经验。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所著的《威尼斯商人安德烈亚·巴巴里戈》是一位早期“商人”的传记，描绘了15世纪时威尼斯商业繁荣的景象。莱恩之所以选择巴巴里戈作为一本传记的主角是因为有着他进行商业交易的记录，而且他是一位典型的威尼斯商人。同管理紧密相关的两个管理思想是当时所用的商业组织的类型以及威尼斯人把会计用作一种管理措施。

当时的企业组织有合伙企业和合资企业两种类型。合伙企业主要用于工商业公司；合资企业则用于一次性交易、矿藏勘探或冒险事业。合伙企业通常由一个拥有大量资本的人同一个拥有较少资本的人合伙组成，在合伙契约中详细载明合伙期限。通常的合伙期限为3～5年，但一般会重新延长。合资企业由两个以上的所有主组成，其中每个所有主只负有限责任。合资企业向政府申请，经批准后获得营业执照。合资企业中的每个股东按资本份额分摊企业的费用和利润。

威尼斯商人所从事的商业和财务活动必然地导致一种提供文件和记录的制度。在安德烈亚·巴巴里戈的时期（15世纪早期），威尼斯开始应用复式簿记。复式簿记的实质在于应用分类账，日记账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分类账的依据。威尼斯商人先把所有的交易记在流水账上，再记入日记账，然后再过到分类账上去。这样，如果由于被盗、失火、船舶失事等意外事故而遗失分类账，仍可利用日记账补上丢失的分类账项目。在有些账簿中，还可以找到有关成本会计的资料，详细地记载着纺工、织工和染工的工资。

由于威尼斯的贸易和影响日益扩大，随之而来保卫的必要性也日益增长，该城市在1436年建立了政府的造船厂，即兵工厂。威尼斯的兵工厂后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占有陆地和水面面积60英亩，雇用一两千个工人。许多由于规模庞大而产生的问题（会计、材料排列、工人的纪律等）都有效地解决了。因此，威尼斯工厂的实践管理工作体现了丰富的管理思想。

威尼斯工厂设立了类似于现代工厂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兵工厂设有一位正厂长和两位副厂长。威尼斯元老院除了有时直接过问兵工厂的事物以外，还派了一位特派员作为与兵工厂的联系者。兵工厂内部分成各个巨大的作业部门，由工长和技术人员领导。正副厂长和特派员主要负责财务管理、采购等职能，生产和技术问题则由各作业部门的工长和技术人员负责。在兵工厂的管理工作中，较好地体现了互相协作和制约的原则。

兵工厂在安装舰船时采用了类似于现代装配线生产的方式，各种部件和备品仓库都安排在运河的两岸，并按舰船的安装顺序排列。当舰船在运河中被拖引着经过各个仓库时，各种部件和武器等从各个仓库的窗口被传出来进行组装。兵工厂中的职员也是按部件和装备的种类安排在各个部门的。如一个工长负责木器，另一个工长负责桅杆，第三个工长负责捻船缝，第四个工长负责船浆，等等。1570年1月28日，当得知土耳其人准备进攻塞浦路斯岛时，威尼斯元老院命令在3月中旬安装好100只舰船，结果在3月初就完成了，装配线的生产效率相当高。

兵工厂的任务不只是造船，而是有着三重任务：制造军舰和武器装备；储存装备，以备应用；装备和整修储备中的船只。为了接到通知后立即可以安装舰船，兵工厂不仅要有船只，还必须储存必需的船具和索具。如仓库中必须常备有以下部件：5 000块坐板，100个舵，100根桅杆，200根圆材，5 000副足带，5 000根到15 000根浆，再加上相应的索具支架、沥青、铁制品等，把这些部件都编上号码并储存在指定的地方，这样有助于实行装配线作业和精确计算存货，节省时间和劳力，加快了安装舰只的速度。为了提高效率，后来连木料的储存也加以分类并有次序地存放。

兵工厂当时已经认识到部件标准化在装配和操作舰船方面的好处：既能提高生产速度和降低成本，并能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速度和灵敏程度来操纵，使得舰队中的各个船只能相互配合。这反映在兵工厂计划委员会发布的政策中。它指出：所有的弓都应制造得使所有的箭都能适用；所有的船尾柱应按同一设计建造，以便每一个舵无需特别改装即可适合船尾柱；所有的索具和甲板用具应该统一。

兵工厂有着严密的人事管理制度，严格规定上下工和工间休息的时间。按照工作的性质，工人分别按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付给报酬。制造装备的技术工人在特别的手艺作坊中工作，由具有手艺的工长领导。工长主要负责技术工作，如计算工时、维持纪律等，其他工作由其助手处理。兵工厂中设有一个委员会，每年3月和9月开会评定每个工人师傅的成绩并决定是否提升工资，学徒是否晋升为师傅等。

威尼斯兵工厂中所用的会计和簿记制度同威尼斯工商企业中所用的会计和簿记制度有同样的重要性，但在使用上有所不同，兵工厂把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控制的手段，对入厂和出厂的每件事物都有着细致的记录和账目，其中包括从公开市场上购买的产品，按合同用材料和工资向手工工人换取的产品，所用的金钱、材料和人工等。兵工厂规定所有账目合并为两本日记账和一本分类账。其中一本日记账由负责保管现金的厂长保存，另一本日记账由会计把账户过到分类账中去，然后由另一位会计保管。兵工厂中的这两位负责人每隔几个月就在一起核对日记账和分类账，每年的9月结算分类账。兵工厂把所有的费用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固定费用；第二类是金额不定的费用；第三类是额外的费用。收入则按不同用途而划分成几种资金。兵工厂的这种会计制度使它能追踪并评价所有的费用，进行管理控制。

兵工厂还利用成本控制和计量方法来帮助作出管理决策。例如，通过成本研究发现，早期由于木料堆放没有次序，寻找一块木料所花的成本相当于木料价值的3倍。船只下水时清理木料也要浪费很多劳动。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木料场，有次序地堆放各种木料，既节省了寻找木料的时间和劳动，又能确切知道库存木料的价值。

威尼斯兵工厂必须储存相当的舰船以供急需。在14世纪时，只要有6只船的储备就够了，以后增加到50只，16世纪时又增加到100只。兵工厂对此进行严格的控制。在武器方面，兵工厂中的武器管理员有着存货控制方面的详细记录：什么武器在何时发送出去，不管由谁命令发货的，都有记录；出厂成品由门卫负责检查，凡未经厂长签字放行的都不准出去；入厂材料由检查员负责检查并由专人记录。

3.3.4　自由伦理下的政府管理思想

成就需求以及对个人的世俗努力进行奖赏的先决条件是政治体制必须有助于个人自由。君权神授、庄园主贵族统治、教会对世俗权力的行使，扼杀了自由的人性，无法建设工业化社会。一些政治理论家开始为结束这种统治而进行理论上的探索。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7]（Niccolò Machiavelli）主张结束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被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1512年他开始集中精力进行写作，1513年12月，他的惊世之作《君主论》问世。书中强调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较好的关系，必须重视军事，必须通权达变，灵活机动，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并要真正了解国情，注意避开谄媚者。这些原则后来成为重要的治国原则，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把《君主论》作为案头书。马基雅维利是最早提出提高领导效能应注意提高领导者素质的人。他提出的统治者管理国家、更好地运用权威的“管理四原则”，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基雅维利认为，统治者到达权力顶峰有3种方法：运气、能力以及邪恶。通过好运气到达巅峰，但维持这种好运气却很困难；通过能力达到顶峰困难重重，但一经达到，能够比较容易地维持这一地位；而通过邪恶可能获得权力，但皇冠总是不那么牢靠，因为总会有下一次的恶行或反叛到来。^[18]因此，要有效地维持统治，必须采用“管理四原则”：一是群众认可原则。马基雅维利经常重申这样的观点，即所有的政府，不论是君主制的、贵族制的或民主制的，其权威和能持续存在都依赖于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二是组织内聚力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组织要能够长期存在，就要有内聚力，这项原则是使国家持续存在的关键，而维持组织内聚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仔细地关心和抚慰下属，并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即人民确实知道他们可以指望自己的君主，以及君主期望于他们的是什么——责任明确性原则。一个君主如果没有法律而只有多变的政策，很快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人民应该确切知道，如果犯了罪，会受到什么刑罚；如果做了其他错事，无法逃避惩罚。一个犯了罪的人，无论过去有什么功劳，也应予以惩罚。三是领导能力原则。领导掌权之后要能够维持下去，就必须具备超常的领导能力。这种高超的能力，包括决策能力、用人能力和应变能力，而且领导者还应有高超的权术。四是生存原则。马基雅维利指出，任何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自己生存下去。政府机构、宗教团体、公司等，都会努力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要生存下去，就是要“居安思危”。

另一个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人士托马斯·霍布斯^[19]（Thomas Hobbes），他的著作《利维坦》主张强化中央权力，树立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的权威，为混乱带来秩序。

在人类自由主义历史上，约翰·洛克^[20]（John Locke）的《政府论》是对政治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他猛烈抨击君权神授制度，其思想为美国1776年的革命和随后爆发的法国革命奠定了基础，使得《独立宣言》的作者们深受鼓舞和启发，其观点在《独立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支持：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同意而产生的。”

洛克认为，人们受理性的自然法则支配，而不是被传统的专断或某个中央独裁人物的荒诞念头支配；公民社会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自然和理性法则规定人们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由于人们拥有天赋的财产权，因此国家不能剥夺人们的财产，必须保护人们拥有财产的权利。

洛克的思想为自由伦理下政府管理确定了基本原则，影响了亚当·斯密的思想和卢梭的著作，提出了一种新的公民秩序：基于理性而不是独裁命令的法律；政府的权力来自被治理者；追求个人目标的自由，是一种天赋权利；私有财产以及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对它的使用，是一种天赋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这四种原则为工业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而这种政治基础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和对个人报酬的追求，保护财产权，保护契约，并为人们提供一种公正的制度。

3.3.5　莫尔^[21]的管理思想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是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者和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其代表作《乌托邦》一书采用对话体裁写成，由一位名叫拉菲尔·希施拉德的葡萄牙水手讲述他在航海中到达乌托邦岛的所见所闻。该书文笔生动，引人入胜，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莫尔正是用这种形式和海外奇闻的题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抒发了他对消除人剥削人的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之情。其管理思想主要是通过他对英国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体现出来。

首先，莫尔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莫尔根据英国当时的情况把社会分为两种人：食利者和生产者。他认为这种分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只要私有制存在，这种贫富不均和少数人掌握巨大财富而多数人遭受苦难和重压的状况就会存在，而“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有福利。”

其次，莫尔注意生产的布局和生产的组织。他的乌托邦分为54个城市，每个城分4个区，城市的周围环绕着农场和田野。人们都是错落有致的城市的居民，并在城市中从事某一职业，而农场的生产劳动则由人们轮换地完成。乌托邦中已有专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非体力劳动者，比如极少数学者和行政长官。乌托邦中的城市，由若干个以户为单元的工场作坊组成，每一个户由10～16个成年人组成，从事某一项手工业产品制作。每个生产出来的产品交公共仓库保管，以供统一分配。在岛中每人每天只需要劳动6小时，其余的时间则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

再次，莫尔强调民主化管理国家。在国家管理上，莫尔主张用民主的方式选举政府官员，按民主的方式治理国家，所有官员都是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乌托邦全岛各区每30户选举一名低级官员摄护格朗特。从每10名摄护格朗特中选一名高一级的官员特朗尼菩。全国的最高机构是元老院，并设民众大会。元老院推选一人任国王，国王是终身制，但如国王虐待人民，亦可撤换。国家政权偶尔组织人民反抗侵略，其余几乎全部职能在于组织社会生产和安排人民生活。官员除调解民事纠纷外，主要的任务也是以身作则参加劳动。

最后，莫尔提出社会经济的公有制思想。在他设想的乌托邦岛国内，财产公有，消灭了私有制，所有东西都尽归公有。在平等基础上实行生产公有和消费公有。在乌托邦岛里“没有穷人、没有乞丐”，“一切为大家所公有”。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论男女，都有参加劳动的义务，因为人人劳动，所以消除了剥削。在分配问题上，莫尔提出“按需分配”的主张，尽管在以手工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剩余产品不多，要实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不过，莫尔大胆地提出了这一原则，意义十分重大。

3.3.6　俄罗斯彼得大帝^[22]的管理实践及管理思想

彼得大帝是后世对沙皇彼得一世的尊称，1682年即位，1689年掌握实权，被认为是俄国最杰出的沙皇，与中国的康熙帝同时，被恩格斯赞叹为“真正的伟人”，他一生推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从1698年开始发起了声势浩大而又严厉无比的改革运动，这场彻底改变俄国国家命运的大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宗教等各个方面。

17—18世纪，西欧早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僻处欧洲最东部的俄国仍在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泥沼中蹒跚。彼得大帝1689年开始执掌国家大权后，在封建农奴制的盛行造成了俄国经济极端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使俄国摆脱落后的状态，断然采取措施，学习西方，毅然决然地推行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军事力量，发展经济和推行学校教育的改革。他建立了正规的陆军和海军，使得落后的俄罗斯一跃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他推行改革，使得落后的农业俄国完成了工业化的大跃进。在彼得大帝的时代，俄国出现了第一张报纸，开办了第一批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有了第一个博物馆和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有了第一批公众剧院和第一批公园，还下达了设立科学院的第一道诏令，从而使得俄罗斯“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

（1）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建立权责分明、办事效率高的政权机构，彼得实施地方行政体制。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彼得除了设立省总督总辖地方行政事务外，还在城市中设立城市行政自治管理机构，促进了俄国商业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防止地方总督割据，彼得还在地方设立参议会进行监督。在中央行政体制改革中，彼得撤消了波雅尔杜马，设立参议院，直接听命于他，加强了集权专制。中央还成立了权责分明、办事效率很高的各个委员会，增强了中央机构的管理职能。

（2）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在经济方面，彼得大力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对一些贸易公司，国家给予贷款和各种特殊优惠条件，鼓励商人向工业投资。允许企业主买进整村的农奴到工厂做工，批准外国人在俄国开办工厂。为消除农奴制对人力资源的束缚，解决发展工业的劳动力缺乏难题，彼得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促使农奴进入工场，使得工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促进了工业发展。18世纪初，由于彼得的扶植，私营手工工场不断增加，1710年俄国的私营冶金业只有两家，从1711年至1725年，俄国创办了10家较大的私营企业。为了鼓励西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他把许多西方技术人员带入俄国，还派遣许多年轻的俄国人到东欧去学习。彼得一世政府通过关税政策，保护本国的民族工商业，力求多出口，少进口，并在西欧各国设立俄领事馆，提供商务上的便利。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彼得首先提高了造币厂的造币能力，大量铸造成色不足的钱币，仅在1701年至1703年，俄国国库收入就增加了近300万卢布。彼得采取的系列经济管理改革措施，为俄国奠定了工业基础。

（3）文化管理方面

彼得一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认为东正教落后，不起作用，下令改组教会，把教育从教会手中夺过来，由国家统一管理，从而改革了宗教垄断教育的局面。为了培养俄国自己的专门人才，他倡导实行义务教育，命令各州设立小学，并建立了各种专业学校，并规定10～15岁的贵族子弟都要学习。彼得重视翻译，鼓励出版学术著作。他积极推行俄国文字改革，废除了教令斯拉夫字体，采用一种简单易懂的字体。在他统治期间，还出版了第一份俄国新闻报刊。

（4）军事管理方面

军事改革是彼得各项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彼得力图通过军事改革，使俄国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他取消了原有的雇佣兵和贵族军队制度，实行征兵制，以保证了士兵的来源。征兵的主要征集对象是农民，先后征兵53次，经过严格训练建成一支20多万人的精锐部队。对于军官的选择，不看门第出身，而是看军事才能和军功，有力提高了军官的素质。彼得一世非常重视海军的建设，专门制定了“海军章程”，确定了海上舰队的编制、战船的等级，海军官员相互之间的关系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可以说耗尽了彼得毕生的精力。他在顿河上游的沃罗涅什建立起造船基地，下令筹集资金，凡拥有农奴1万户的领主和8千户的教堂要缴纳一艘战舰，逾期不交的将没收土地财产，皇室人员也不例外。彼得自己带头捐了9条战船。资金征集到以后，就从欧洲聘请技师主持建船，先后建成能架16门和46门大炮的火攻船24艘，加上其他各种船只，共计2 000余艘。1696年成立了黑海舰队，1703年又在奥洛涅茨造船厂造成43艘大型战舰，成立了波罗的海舰队。

（5）人才选拔和管理制度改革

彼得大帝重视人才选拔和管理，实施“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改革。1722年，彼得颁布了“官秩表”的法令，把全部官员分为14个等级。官秩表破除了门阀观念，不以门第取仕，主张“论功取仕”。根据这个法令，许多出身卑微的人能当上高官，而一些无才的贵族却失去官职，这在以门第论高下的封建贵族社会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些人才，才使得彼得的改革能够顺利持续下去。彼得的得力助手缅什科夫、雅古任斯基等都是通过这种途径选拔上来的。

3.4　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管理思想

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以其雄武之势兼纳了东地中海古文明以及亚洲远地文明，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别是在中世纪的9—11世纪，阿拉伯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一批蜚声世界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学者、文豪、诗人接踵问世。同时，生产力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人类对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和对管理经验的总结也发展到了新的水平。不仅在欧洲和东亚，阿拉伯国家的管理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9世纪近东的著名作家阿尔法拉比、10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格札里等就分别对决策、管理者素质等有过完整的论述。

3.4.1　阿尔法拉比^[23]、格札里^[24]等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

阿尔法拉比（Alfarabi）是公元10世纪时近东的一位哲学家和百科全书著作家。他认为，国家治理应该建立等级统治，在模范国家中，在一个最高首领或亲王的控制下，必须有各种等级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王者是指挥国家这个复杂机构的人，应该具有高深的智慧、出色的记忆力、雄辩、坚定而不虚伪、坚持善行、节制饮食和娱乐、轻视财富的品质。如果不能在一个人身上找到所有这些品质，那就应该寻找下一个，如果有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合起来具有这些必需的品质，就应该由这两个人共同治理这个国家；如果有三个人，就应该由这三个人来共同治理；如果需要更多的人才能合起来具有这些品质，那就应该由更多的人来治理。

格札里（Ghazali），阿拉伯的神学哲学家。他写过许多关于宗教、哲学和供帝王咨询的著作，其主要著作是《关于哲学家、哲学家的倾向和哲学家的垮台的想法》。在这本书中，他对当时阿拉伯的经院哲学提出挑战。他曾在供帝王咨询的书中提出王者的品质和王者不能有的4种缺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管理者必须具有4种品质，即公正、智慧、耐心、谦虚。同时不能有的4种缺陷是嫉妒、傲慢、狭隘和怨恨。

3.4.2　阿拉伯世界传统的宗教管理思想

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传统教义中，鼓励人们积极、公平地参与商品贸易活动，认为贸易分为两大类，今世贸易和后世贸易。今世贸易与作战一样重要，后世贸易能拯救人们脱离痛苦的刑罚。

伊斯兰教义强调对交易中的欺诈、蒙骗、作弊行为进行管理，对那些霸道经营、以谋取高额利润为目的而不体恤人民大众疾苦的商人进行咒骂和唾弃，而赞扬以质论价、公平交易、崇尚商业道德的商人。《古兰经》中认为，诚实的商人后世才能过一种美满的生活。因此，伊斯兰教禁止欺骗，它将欺骗从穆斯林的品德中剔除掉。任何一个穆斯林都不应该骗人，无论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谨守诚实，以诚待人，取信于人，为信仰而诚信比在今世获取任何利益都可贵、都高尚。伊斯兰教义认为，两个生意人原本是无分别的，如果他俩诚实，向顾客说明其商品的质量优劣，那么，他俩在买卖中是吉庆的。假若他俩是不诚实的，隐瞒了其商品品质缺点，那么他俩在其经营中是不吉的。如果明知商品有缺点而不加以说明，故意隐瞒其缺陷的人，是不合教法的，是要受到惩罚的。

伊斯兰教义宣扬对“短斤少两”的行为进行管理，认为做生意只有称量公正，才会获得成功；如若称量不公，就将遭殃，并将承受严厉的刑罚。《古兰经》云：“没有称量不公违抗真主命令者便罢，若要有，五谷将不在此生长，并将持续数年。”“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我只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如果在称量过程中营私舞弊，就是损害公平交易的标准，它侵害了伊斯兰教在今世赋予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伊斯兰教义中还有关于对经纪业，销赃分赃，分用分批销售、制造、使用和倒卖假币等进行管理的思想。

3.4.3　丝绸之路及对外交往中体现的贸易管理思想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丝绸之路的开创是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外贸实践，不但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商贸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在此交往中的一些商业管理思想。

首先，在贸易中突出产品质量，将产品质量看成贸易管理的基础。丝绸之路的商品，以中国丝绸为主要商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殷周之世，劳动人民已织出华美的暗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后又发明罗纱和织锦。汉代制造丝绸技术大为提高，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所保存的精美的丝织品证明了这一点。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身份与富贵的象征。中国除出口大量丝绸之外，还输出铁器、镍、贵重金属、铜器、漆器、杏桃和甘蔗等到中亚、西亚直到罗马。同时，中国从中亚以西输入毛织品、玻璃、宝石、玛瑙、香料和化妆品，特别重要的是从大宛输入汗血马、天马；中亚各国的葡萄、苜蓿、蚕豆、石榴、番红花、芝麻、胡萝卜和黄瓜等植物，都传到中国。从西域和伊朗传入中国的，还有箜篌、琵琶、筚篥等乐器及绘画、雕刻、图案设计等技艺。安息和罗马的毛织品、玻璃也源源东来。由大宛西行的通商使者每年达十余次，他们去粟特、大夏、印度和安息，甚至更向西进。中国丝绸和各国商品的畅销以及由此而来的巨额利润，引起了各方主体的积极参与。可以说，没有中国蚕桑和丝织业的发达，要建立起以丝绸为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是不可能的。丝绸之路的开通虽说得之于偶然，但偶然中亦有必然，如果没有西汉王朝的强盛，以雄厚的经济做后盾，以高质量的产品做基础，要完成这一对外沟通的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丝绸之路的开辟证明，商品质量是贸易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丝绸之路的贸易实践及其繁荣与成功还告诉人们，要想发展对外贸易，必须采取多样化的贸易形式。在张骞探索初期，沿路的商业联系并不紧密，各地交往还不多，主要是朝贡与赏赐之用，商品交易之类也很有限，以后随着中外贸易交往种类的增加，发展成既有贡赐贸易，又有茶马绢马贸易和民间转贩贸易，贸易范围尽管主要是中转分段贸易，但也有长途直达贩运，从而导致中外贸易的繁荣发展。

【注释】

[1]雷恩.管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

[2]Morgen Witzel.Builders and Dreamers：The Marking and Meaning of Management［M］.London：Prentice⁃Hall，2002.

[3]贾思勰（生卒年不详），北朝北魏时人，出生于山东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市西南）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之家，曾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其管理思想体现在代表作《齐民要术》中。

[4]王祯（1271—1368），字伯善，元代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曾任宣州旌德（今安徽旌德）及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令，是中国古代农学和农业机械学家，著成《王祯农书》或《农书》。

[5]卡理斯玛（charisma）：表示非普通人所具有的超凡人格特质，一种神圣或至少是表率的特性。

[6]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秦庄襄王之子，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战国末期秦国君主、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又称秦始皇帝。姓嬴，名政（正）。后世多称之嬴政。

[7]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朝的第7位皇帝。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公元前141—前87），是中国创立年号并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葬于茂陵，谥号“孝武”，庙号世宗。

[8]唐太宗李世民（599—649），陇西成纪人。唐代第二位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贞观之治”的开创者。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9]《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10]康熙（1654—1722），大清圣祖仁皇帝，名玄烨，姓爱新觉罗，满族人，清朝第四位皇帝，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是清代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个皇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为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帝王之一。

[11]《圣祖御制文集》

[12]王永会.佛教管理学成立的依据与特质［J］.世界宗教研究，2003（1）.

[13]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13世纪欧洲神学家、经院哲学家。生于意大利罗卡塞卡的贵族家庭，早年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1256年获硕士学位。1259年至1268年间曾先后担任亚历山大四世、乌尔班四世、克雷芒四世三位罗马教皇教廷的神学教师和路易九世的神学顾问。主要著作有被称为基督教百科全书的《神学大全》。

[14]卢卡·帕西奥利（Luca Pacioli，又译巴其阿勒），1445年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地区的一座名叫博尔戈·圣塞波尔罗的小镇，26岁时离家远游，并在威尼斯找到一份家庭教师职业，一住就是6年。1494年，帕西奥利出版《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著作，即《数学大全》，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介绍复式记账法的著作。

[15]布朗，约翰斯顿.巴其阿勒会计论［C］.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88：72.

[16]波特.剑桥世界近代史［M］.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2.

[17]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出身于佛罗伦萨没落贵族家庭，意大利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君主论》（又译《霸术》）《罗马史论》《佛罗伦萨史》等。

[18]Daniel A.Wren and Ronald G.Greenwood.Management Innvators：The People and Ideas ThatHave Shaped Modern Business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91⁃194.

[19]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做过贵族家庭教师，游历欧洲大陆。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机器人，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20]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与大卫·休谟、乔治·贝克莱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社会契约理论上作出重要贡献。他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不同，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否则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他的理论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

[21]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法官，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后遵父旨去了新法学院研究法律。莫尔早年深受人文思想的影响，毕业后很快就成为伦敦有名的律师。莫尔曾历任国家要职，当过下议院议长，任过大法官。1532年，莫尔因反对国王婚事与拒绝参加婚礼而失宠去职。1534年，国王强迫国会通过“至权法案”，宣布国王（而非教皇）是英国教会领袖，莫尔拒绝宣誓承认，被判处死刑。1535年7月7日被斩首示众，终年57岁。其代表作是1516年用拉丁文撰写并出版的《乌托邦》（全译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岛的既有益而有趣的全书》）。

[22]彼得大帝（1672─1725），原名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之子，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1682─1725），1682年即位，1689年掌握实权。作为罗曼诺夫朝仅有的两位“大帝”之一，彼得大帝被认为是俄国最杰出的沙皇，被恩格斯赞叹为“真正的伟人”。

[23]阿尔法拉比（Alfarabi），公元10世纪时近东的一位哲学家和百科全书著作家。生年不祥，出生于法拉勃，在巴格达就读，后在各地广泛地旅行修学，公元950年死于大马士革。

[24]格札里（Ghazali，1058—1111），阿拉伯的神学哲学家。1091—1095年在巴格达讲授哲学，在大马士革讲学10年，并在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城教过书。代表作有《关于哲学家、哲学家的倾向和哲学家的垮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