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人类的思想。思想不仅是行动的指南，为掌握学科新知识、了解其中的重要关系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思想是理论的灵魂和核心。没有思想的理论是干瘪无力的，犹如僵死的木乃伊。只有调动心灵力量，焕发内心热忱，大胆追求全新的思路和视角，才能提出思想活跃、思想澄明、思想闪耀火花的原创性理论，才能真正称得上原创性的理论创新。敏锐活跃的思想才能开发出有价值的理论。大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阐述了研究哲学史的理由，对我们研究世界管理思想史也同样适用：

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内，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我们现在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地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一如外在生活的技术、技巧与发明的积累，社会团结和政治生活的组织与习惯，乃是思想、发明、需要、困难、不幸、聪明、意志的成果和过去历史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先驱者所创获的成果，所以同样在科学里，特别在哲学里，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这传统有如赫尔德所说，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6]

美国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在《经济分析史》第1卷的导论中，也对研究思想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受。^[7]

黑格尔和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和见解并非仅仅是针对哲学史或者经济思想史等特定学科而言的，而是具有一般的、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不管何种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着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时代留下的创痕。当前的问题和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与方法作出尝试性的反应。……科学分析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持续对话。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8]

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更显重要。自然科学具有明显的累积性和进步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新的理论不断建立，而原有的正确理论会被保留起来。因此，一门自然科学所积累的正确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譬如物理学，牛顿定理能够解释宏观物体的运行，却不能对原子核内部的粒子运动进行解释和加以论证，所以后来物理学的进展在保留牛顿力学以外又增添了原子理论，从而使物理学在解释宏观物体运行之外还能对原子内部运动情况加以解释，再后来又产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的范围就更广了。因此，自然科学随着时间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积累的正确知识会越来越多。所以，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兴趣总是优先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物理学的研究者不再欣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甚至连经典的牛顿力学也只是作为对初学者的普及来传授。

然而，社会科学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社会科学的历史并不是按时间的序列发展的。社会科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很难分辨出“新”“旧”“对”“错”的差别，因为每一种社会科学思想都有其古远的历史渊源，同时每一种社会科学思想都很难使所有的人认同、信服。譬如，“经济学家们从来都很难具有相同的见解或者完全同意某一个见解。对经济学家的一个有把握的预测是：在他们之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意见。”^[9]一种新的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必须梳理清楚历史上那层峦叠嶂的思想丛林，然后从中吸取营养。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更重要的特点是，社会科学的新旧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补充，而是相互排斥。这一点尤其在经济学、管理学方面显得特别明显。例如，边际效用理论的出现完全排斥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1936年出现的凯恩斯定律压倒了原有的萨伊定律，今天的社会又倒过头来，凯恩斯定律又排斥了萨伊定律。因此，如果存在正确的理论的话，不能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被积累起来得以增加数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说过，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世界管理思想的研究和开发，是众多的先贤哲人百折不挠、筚路蓝缕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因此，要学习、理解世界管理理论，必须首先对管理思想发展脉络有个清晰的了解和掌握。我们不能不读前辈思想家的著作，不能不吸纳巨人的气息。如果我们对管理学的思想遗产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恐怕很难在管理领域有大的作为，我们的视野和思想深度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有可能犯本可以避免的或低级的错误，就有可能忽视最吸引管理研究者注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管理领域最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就会变得孤陋寡闻，甚至出现自认为是新的观点而实际上早已为前人所提出的难堪。

对于任何一门思想史，其最高要求就是它能向人们展示气象万千的人类思维方法。研究世界管理思想史，可以训练管理学者学会理解、欣赏和公正评价与己不同的各种思维取向。前人思想家和他们过去的著作为我们保留了各种看问题的方法，前人依据这些方法看待各种政治、经济、管理和社会问题，从而开阔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和经济、行政管理视野。与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们对话，有助于培养我们多元开放的胸襟，发展理性的怀疑精神，戒除囿于一见的偏见。

1.4　世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管理的研究如同对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一样，是一个展开的故事，讲述了对于工作实质、人类实质以及组织职能的不断变化的认识”。^[10]世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法、综合法、历史法、实证法等。

所谓分析法，就是对那些在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在回顾他们的贡献、背景、理念以及影响时，在保持其观点、见解和理论原貌的情况下，结合时代特点和他人的评价，进行细细的挖掘和阐析，找出其中的精华和对管理思想发展的贡献。

所谓综合法，主要应用于理解单个思想家的思想，以及理解他们解决管理问题所采用的途径，同时对于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运动变化即环境因素的分析和阐析时，通常需要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包括经济史、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将管理思想的发展放到文化环境的框架里，使人们不仅理解管理思想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而且理解这些管理思想为什么能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

管理思想史本身就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管理思想的演变进行研究，能够向我们展现各种理念和方法的起源，使我们追溯它们的发展历程，给我们提供文化环境方面的观察视角，有利于形成一幅更加合理的、与当代相符合的完整图像。“如果缺乏历史的相关知识，我们就只能以自己有限的经验作为思想和行为的基础”^[11]。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历史是一种普遍性经验——毫无疑问，它比任何个人的经验要更长、更宽，也更多彩。”^[12]因此，在构建决策模型时，历史为目光敏锐的人提供了其他备选方案。历史研究的方法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视角，其目标是“塑造个体对当前而不是对过去的洞察力……他推动人们去思考对现象的其他可能解释，帮助识别和确定一些稳定程度不等的概念，通过提出研究老问题的新方法的建议来拓展研究视野”^[13]。二是历史研究，其目标就是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挖掘和考证，寻找出管理思想发展的规律性脉络。管理思想的经验研究一般采用历史地纵向演进、追溯和比较的方法，横向交叉联系与比较的方法，以及管理思想与管理的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和对照的分析方法。管理思想史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知识形式，通过回顾睿智的管理前辈对生活和劳动的管理，可以扩展我们今天的知识，获得新的洞察力。管理理论是以管理学内容中各种个人的思想为基础的。追溯现代管理概念的起源和发展，能使我们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该领域中的分析工具和概念工具。当我们对大型公司的成长和壮大、科技动态发展、各种文化价值观的兴衰、关于人类本质的不断变化的假设有了清晰的理解，就能更好地为年轻人提供装备，帮助他们准备好未来承担责任所需要的技能和态度。

至于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管理思想史中的运用，虽然并不那么普遍，但也是很重要的方法之一。这一方法主要是通过系统的收集、分析关于管理问题的研究资料，并用语言文字或数字数量来描述、阐述以及探索事件、现象和问题，提出理论假说，最终在管理实践活动中验证假说的合理性。

一个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世界管理思想的文献和资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进程，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造成了不同的管理实践，出现的问题也千差万别，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和众多学者分析、观察、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和思路。因为这些，就足以使我们更加注意世界管理思想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

“今天不同于以往，明天也不会等同于今天；然而，今天是我们所有昨天的一种合力结果，而且明天也将会一样。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可能重复自己，但有时候它有一种律动。”^[14]

【注释】

[1]雷恩.管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559.

[2]雷恩.管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28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4.

[5]Dubin.Theory Building［M］.New York：Free Press，1969.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8.

[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7.

[8]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

[9]格林沃尔德.西方经济学百科全书［M］.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2：323.

[10]雷恩.管理思想史［M］.5版.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

[11]雷恩.管理思想史［M］.5版.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

[12]B.H.Liddell Hart.Why Don’t We Learn History［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iwin，1972：15.

[13]Barbara S.Lawrence.Historical Perspective：Using the Past to Study the Pres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307，311.

[14]雷恩.管理思想史［M］.5版.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