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和怀特之间

被遗忘的分歧：凯恩斯和怀特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汇率管制，国际货币关系里任何合作因素都荡然无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日本、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败局已定，对战后货币体系重建的讨论也提上了日程。

1944年7月，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上召开会议，酝酿和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以及如何稳定和促进战后国际经济的发展，这次会议建立了战后国际金融框架。会议上的讨论主角是英国和美国的财政部，议题主要围绕在创建国际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上。国际基金组织的宪章起草在于为战后货币秩序提供一个宪章，这也就成为后来所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仅仅运行了27年，于1971年8月终止。

其实，1945年会议所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并不是空穴来风，其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936年“三边货币协定”（Tripartite Monetary Agreement）。

1931年世界发生“大萧条”后，英镑和美元都纷纷贬值，这样那些仍和黄金挂钩的货币就变得越来越被高估。这些仍努力和黄金挂钩的国家收支平衡遇到很大困难，国内萧条也变得很严重。尤其是法郎，1936年夏季法郎的远期年利率已经升到37%～38%，人们对法郎的黄金平价能否维持得住越来越不信任。市场上对法郎的投机风潮非常严重，人们纷纷抛售法郎以兑换成黄金，在法郎贬值后，以从中套利（这种投机类似于1931年的英镑危机，以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许多货币所遭受的投机危机）。市场上的投机压力越来越大，法郎在1936年9月被迫贬值30%，接着瑞士法郎和其他的一些“黄金货币”也跟着纷纷贬值。但是几个月之后，已经贬值30%的法郎又遭受到新一轮的投机压力。1936年9月的法郎贬值是在英、美、法三国的共同协商下作出的。1936年英、美、法三国开了一个三边会议，它们共同作出了一个“三边货币协定”。它们认识到汇率问题是大家应该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三边货币协定”中它们承诺一国货币对另两国货币的汇率维持在一个水平上，这个水平如果要改变，一国应该提前24小时通知另两国。它们希望通过这个“三边货币协定”来促进汇率管理合作。之后，比利时、荷兰、瑞士，也纷纷加入了这个“三边货币协定”。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这个“三边货币协定”也就很快瓦解了。

从后来的解释看，1945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实际上是这个“三边货币协定”的一个延续。因此，我们可以把1936年“三边货币协定”看成是1945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先导。［1］

“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战后的国际货币安排，这些安排也就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的条款里。这些条款在这次会议上经过了激烈争论，最终才定下来。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诞生于两个相互竞争的计划版本的折中。对于战后货币重建，英国经济学家、财政部顾问凯恩斯公爵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各准备了一个版本。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的好几年中，英美经济学家们就在酝酿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凯恩斯和怀特之前已通了气，并于1943年4月7日同时发表了各自的方案。

凯恩斯计划主要是一个以英国国内为背景，有利于英国的方案。他的方案实际上是要把各国中央银行结算制度的原理推广到国际上，建立一个类似世界中央银行的国际结算联盟。他主张创立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世界货币Bancor，由世界中央银行的国际结算联盟理事会来规定Bancor和黄金的比价；然后用Bancor来折算国际结算联盟成员国货币的初始汇率，并且各成员国不能擅自更改其汇率，如果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长期失衡需要调整其汇率，调整上下幅度超过5%要经国际结算联盟同意。

国际结算联盟成员国的各中央银行，按照各成员国已经折算好的汇率，通过世界中央银行的国际结算联盟来清偿其国际债权债务。各成员国不需要向国际结算联盟交纳黄金或者现金，只需要在世界中央银行的国际结算联盟里开设一个自己的账户就可以了；这个账户用Bancor来作为计价单位。

如果成员国的国际收入超过支出时，该国账户的借方栏上就出现正额，如果其国际支出超过收入时，该国账户的贷方栏上就出现正额。成员国账户的贷方栏要是为正额，就表示该国国际收支处于逆差状态，国际结算联盟把此视为透支；但是这个透支数额有限，国际结算联盟以成员国的贸易量大小来决定一国的最高透支额度；如果透支太大，世界中央银行有权要求该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改变其状况；这时成员国也可以用黄金兑换、购买Bancor来清算对联盟的债务。

成员国账户的借方栏上要是为正额，就表示该国国际收支处于顺差状态，但是该国不得把这里盈余的Bancor兑换成黄金，但可以用该项来购买其他成员国的商品或进行投资；当成员国的账户盈余太多时，世界中央银行的国际结算联盟有权建议该国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增加国际开发贷款等来扩大国内需求，或者提高该国货币和Bancor的汇率来降低出口，最后恢复其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结算联盟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并以此数额来分发各国的透支定额；国际结算联盟理事会由各国政府派出的代表理事组成，各个理事的投票权和其国家的透支定额成正比例。［2］

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实际上要力图摆脱黄金本位的束缚（他一直把黄金称为“The Barbarous Relic／野蛮的历史痕迹”）。仔细推敲，他的计划实际是要倾向于英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贸易额占到世界的15%，再加上英联邦内部贸易更是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1／3，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几乎占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0%，英国仅有100万美元左右的黄金储备。所以凯恩斯的设计方案里，这个“世界中央银行”的国际结算联盟真正运行和黄金关系不大，因为对收支逆差国出现透支太多时可以拿黄金兑换Bancor来清算债务，但是对顺差国节余下来的Bancor却不可以兑换成黄金；并且各成员国可以向“世界中央银行”透支，各国透支总额高达300亿美元。

这些设计完全可以让英国错开美国的优势、避开英国自己的劣势。

美国财政部顾问怀特却是要力图回归黄金本位的基本原则，他的方案设计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利益。

“怀特计划”是建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通过这个国际货币基金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稳定措施，并辅之一个世界银行来为世界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的各成员国，按照其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国民收入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情况等，来向国际货币基金交纳份额；国际货币基金总额起初定位50亿美元；各国交纳份额形式包括黄金或者可兑换成黄金的外汇（要占25%）、各国货币以及政府债券；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里的投票权由其交纳份额来设定。国际货币基金发行一种新世界货币单位Unita。货币计价单位Unita能够兑换黄金，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转让，并且和各国货币保持固定汇率。

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发了横财，战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黄金储备国，其进出口贸易也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1／3。美国也是欧洲各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英法等盟国提供了价值超过470亿美元的战备物资，这些欧洲债务都是要偿还的。所以可以看出，怀特计划反映了美国凭借其战后地位、黄金储备优势，企图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意图。怀特方案反映了美国利益。［3］

今天来回顾，我们会发现，凯恩斯的世界中央银行意在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也就类似于各国国内商业银行的银行。这样世界中央银行也就成了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它可以对各成员中央银行的债权债务（这里指各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最终清算，并且可以提供最后的流动性，对世界货币体系里的货币总量进行创造。

凯恩斯所说的Bancor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货币（只不过在当时的设想主要还是一种政府间使用的货币，如果推广可以成为各国私人使用的货币），Bancor成为类似于一种各国中央银行在国内创造的基础货币的东西，也就是充当世界基础货币的角色，这样就用Bancor替代了黄金的角色。有了世界中央银行之后，各国间收支平衡就可以通过这种集体性的平台得到政治上的协商解决，而且国际货币体系中产生的世界铸币税不会再集中在哪一种或哪几种霸权货币上，而是可以集中在Bancor头上、合理地按份额分配给各国。

而在怀特方案里，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看起来也很像世界中央银行，Unita看起来也是一种世界货币，但是把黄金纳入进来后，就赋予了美元最大的特权。美元实际上变成了世界货币，从而整个世界铸币税也就最大限度地给予了美元。这种方案本身从政治上看就是很不平衡的，也最终会像当年英镑危机一样，带来美元危机。

战后整个世界的霸权力量都集中在美国头上，英、美两国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反复争论和磋商，最后英国代表团不得不作出让步，基本接受了美方的“怀特方案”（有人说凯恩斯在一年后就病逝跟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失利有关系）。1944年，44个与会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通过了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议》。其实，凯恩斯与“怀特计划”的差异和分歧是非常大的。但今天重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起源时，它们的相似比差异似乎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