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衰落

　　 政治发展范式的兴起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的酝酿阶段； 60 ～ 70 年代是政治发展理论的活跃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70 年代之后政治发展理论进入衰落期。要理解为什么政治发展范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进入衰落期，必须首先了解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地区出现了大量新独立国家，这些新独立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现代国家。同时，在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是美苏之间重要的争夺对象。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西方国家迫切需要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区域发展研究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迅速走红。最早介入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是经济学家，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罗斯托（ Rostow ）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毋庸讳言，发展理论具有强烈的“经济中心主义”色彩。后来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介入到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代表性的学者是米德、福特基金会的萨顿（ Donald S.Sutton ）以及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发展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建构了一套宏观的理论架构，为政治学家介入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论资源。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资源造就了政治发展范式天生的混血特质。这不仅体现在理论框架上，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从政治发展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伊斯顿（ David Easton ）、阿尔蒙德（ Almond ）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上述理论特质。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早期的发展理论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民主化，后期的发展理论家认为民主化只是政治发展的众多面向之一。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研究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尚没有取得共识。阿尔蒙德强调政治角色分化、次级体系的自主性和政治文化世俗化，路辛·派伊则从十个方面强调政治发展诸面向。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比政治民主化具有更高的价值。作为政治发展理论阵营中最具自我反思性的学者，亨廷顿曾对政治发展范式的假设提出严厉的批评，但这种批评没有彻底破坏政治发展范式的理论“硬核”，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发展理论范式进行了修复。从此，后来的研究者一部分在政治发展的理路上继续前进，一部分转向了政治转型理论。

　　 政治发展范式的基本假设主要有三个。一是“分类假设”，政治发展范式将全世界的国家与地区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指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则指刚刚取得独立的欠发达的亚非拉国家。二是“条件假设”，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经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李普塞特（ Lipset ）认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三是“单线进化假设”，进化假设最早可以溯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社会学家斯宾塞等人将这个理论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中。在社会学家看来，人类社会存在传统与法学与政治现代之分。当这个框架被移植到政治发展范式之后，政治学家们也普遍认为政治发展的层次同样存在“传统 / 现代”的二元之分，政治发展就是伴随着都市化、教育水平提高、大众传媒的发达、社会阶层分化、政治体系分化而导致传统社会逐渐消逝的过程。简言之，社会就是不断地从“传统”向“现代”单线演进。为此，政治发展的理论家们构建了政治发展“单线进化”的理想演进路径。阿尔蒙德认为，任何政治体系都具备政治社会化、利益表达、利益凝聚和政治交往四个方面的功能；借鉴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资源，阿尔蒙德发展出比较政治的分析框架。发展理论认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是欠发达国家的最终归宿。

　　 政治发展首先是一个区域性范畴，其特指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但问题在于，这种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全球进行三个世界划分的分类方法并不准确。美国学者威亚尔达（ Howard J. Wiarda ）对这种分类方法提出了质疑，在《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一书中，他认为，文莱、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经济非常富裕，但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却非常滞后。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如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按照这个标准又能否划入第一世界？而中亚五国、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事实上和第三世界的国家并无多大区别。显然，按照原来的划分标准无法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号入座”。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政治层面的“三个世界”不等于经济层面的“三个世界”。更本质地说，这个粗糙的分类假设的提出是其与政治发展范式的另一假设——“条件假设”相嵌套的结果。

　　 政治发展范式的“条件假设”认为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民主化进程同步推进，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现实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事实上，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民主与经济的关系先是被修正为：民主不一定促进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可能促进民主的发展。“只要人民富足起来，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一。”后来又有学者认为，“关于经济对于民主化过程的影响，常常难以或者不可能提出系统性的论断。”亨廷顿的研究结论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研究表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带来的往往不是稳定和民主，社会的现代化使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增加了，但是实际的生活水平却不能适时满足这种渴望，这引发社会颓丧不满；同时，发展中国家社会流动水平偏低，政治制度化水平有限，其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的政治动乱。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忠实捍卫者，亨廷顿在《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提出了“政治过渡带”理论，试图对已经破损的政治发展理论“硬核”进行修复。然而，以实证与规范交互研究见长的普沃斯基（ Przeworski ）通过对 141 个国家从 1950 年到 1990 年的经济数据分析证明，经济现代化并不是民主化的原因。他认为，“我们只能说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似是而非。”西方学者发现，来自当代中国的经验同样不支持经济发展是民主政治决定性因素的假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幕珍（ JeanOi ）在中国农村的调查中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村民自治的实施有一种反比关系；而欧博文（ O ’ Brien ）却发现，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比较容易提倡村民自治；苏珊（ Susan Lawrence ）则注意到，比较贫穷的地方反而能更好地实行村民自治。这说明具有强烈的条件决定论色彩的政治发展范式，其最为基本的“条件假设”通不过经验事实的检验。

　　 政治发展范式的“单线进化假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对“单线进化假设”中“传统 / 现代”二元划分最严厉的批评者认为，“传统 / 现代”划分方法过于极端化。在经验世界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发展理论家所认为的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并没有逐渐消逝。在现代化舞台上，传统社会各种非正式制度，如裙带关系、庇护制等并没有被瓦解与被破坏，只不过是改头换面，潜藏在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底部。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于拉美国家的苏丹化。我国学者萧功秦也认为，在中国地方政府中也存在庇护网政治。在经验层面，更多的国家处在“传统 / 现代”的中间状态，现代与传统的元素相互并存。从传统观念向更加现代化观念的转变并不是普适的和必然的。另一方面，“单线进化假设”所认为的制度普适性事实上也并不存在。政治发展范式的“单线进化假设”让一部分学者相信，亚非拉地区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这导致政治发展理论家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勇敢地承担起民主布道者的角色，向亚非拉地区输出西方民主。事实上，他们向亚非拉地区输出的民主是一种西方已经摒弃的民主形式——以多数人名义的精英统治，同时他们输出的经济制度也是西方业已摒弃的市场形式——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如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所言：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野。市场和民主的输入，并没有给这些国家与地区带来福祉，“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场和民主在全球扩展是集体仇恨与种族暴乱的一个首要的，使之恶化的原因。”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提出，以进化论为理论底色的现代化理论旧枝新发，重获新生。这恰恰表明理论家开始反思单线进化假设：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是否能为全球社会所复制？现代化是否只能以西方国家为参照？人类迈向现代化是否只能单线式推进？现代化是否等于现代性？这些反思同时也证明了进化假设越来越站不住脚，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性都有多种可能性。

　　 政治发展范式的衰落跟它的理论预见能力枯竭有关。亨廷顿认为，自 19 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三次民主化浪潮，其中，对政治发展范式的衰落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这场席卷南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不但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政治格局，而且也对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遗憾的是，政治发展理论不但没有预测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且也不能准确地预测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是否会紧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后尘。面对突变的现实世界，政治发展范式解释能力与预测能力的苍白性显露无遗。理论的困窘促使研究者对原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反思。有人认为，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会崩溃，主要原因是其理论本身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单线发展理论和狭隘经验主义等内在局限性；还有人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渊源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冲突所致。然而，政治发展理论范式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被普遍接受是因为有来自于逻辑与经验两方面的支撑。为什么这套有自己的逻辑与经验支撑的理论范式会走向衰落？是否它建构的逻辑同它所依赖的经验发生了内在冲突？以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为支撑的政治发展范式一直追求科学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备了相当多的科学成分。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强调，“为了可靠，一项认识应当由经验反复检验过的观点组成，所有的证据都必须以观察为基础，”即运用经验事实和数据对特定的逻辑进行实证。然而，它却无法穷尽所有的经验事实，只要发现相反的经验事实，被证实的逻辑可能会遭遇被相反的经验事实证伪的困境。政治发展范式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无法避免经验对逻辑的证伪，这一先天性缺陷决定了它的理论寿命不可能长久。

　　 政治发展范式不但在基本假设方面受到了经验的否定，而且由于其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难以有力地解释不断涌现的鲜活政治现象。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在亚非拉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出现了威权主义以及与其相伴随的国家主义和统合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的兴起使得民主的前途变得黯淡。这些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如巴西、新加坡、墨西哥、台湾在经济上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这些“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与地区既不属于完全的民主政体，也不属于经典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而是一种有可能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渡型政体。为什么这些国家与地区在经济上发展起来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如政治发展理论所期待的一样实现民主化？这些国家与地区是否会走向民主化？如果会，又是怎样一种进程？军事威权主义是否是现代化的另一种途径？军事威权主义、统合主义会长期存在吗？对于这些问题，政治发展范式既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也无法对未来的政治变迁提出有效的预测，更无法开出丰富的“处方”。随后，全球化浪潮以及恐怖主义的出现（尤其是 911 事件），使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化浪潮以及超国家（ supranational ）与次国家（ sub-national ）治理层次的出现开始挑战政治发展范式中原有的区域性概念。正如甘布尔所言：“民族国家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而恐怖主义的出现也使西方社会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总之，在上述的背景之下，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过渡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政治转型，更为关注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问题。伴随着政治发展范式日渐衰落，新的范式正在蛹变，其中，政治转型理论首先破茧而出。

　　 尽管政治发展范式的颓局已现，但在当代政治学的理论建设中，它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美国圣母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哈葛扁（ Frances Hagopian ）在《重访发展政治学》一文中，对发展政治学（即政治发展理论）的学术贡献做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她认为，发展政治学所建立的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结构与功能、政治腐败、政治秩序等分析概念为当代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为战后新兴国家的民主化建设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视野。同时，哈葛扁也承认， 1960 年代建立的发展政治学今天看来的确是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可能跟这个理论范式所依赖的现代化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以及有目的的政治进化论的局限有关，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年轻一辈的政治学者没有着力去推动这一范式的发展。因此，只要扩大这一理论的研究对象，拓展它的研究主题，确立新的研究重点，这一理论范式的复兴是大有希望的，“发展政治学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并非已经过去，而是尚未真正到来”。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哈葛扁在展望发展政治学复兴前景的时候，所列举的一些可能开创这一理论范式新局面的代表人物，例如林茨（ Juan J Linz ）、普沃斯基（ AdamPrzeworski ）、海哥德（ Stephen haggard ）、考夫曼（ Robert R.Kaufman ）、李普哈特（ Lijphart ）等，与其说是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继承人与创新者，不如说是政治发展范式的叛逆者与政治转型理论范式的奠基人。哈葛扁的观点在为政治发展理论范式树碑立传的同时，也变相地贬低了这一理论范式过去近 40 年的学术贡献。她一方面认为政治发展理论失败的关键原因是年轻一代政治学者没有推动这一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列举众多早已不属于政治发展理论阵营的重量级新生代政治学者在民主化进程研究领域所做的探索与创新；一方面承认 20 世纪 60 年代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全盛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这一理论已经日薄西山，另一方面又预言这一理论“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尚未真正到来”，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本身就暴露了复兴政治发展理论的底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