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种理论与实践诉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和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的大众化宣传、普及诉求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宣传、普及任务，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自觉承担；从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来看，也离不开在担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传播的历史使命中，接受哲学的滋养，增强自身的能力，壮大自己的队伍。它们之间构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大众化传播需要大众传媒的推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哲学走进人民群众精神世界，形成科学世界观的方法论和核心价值观以提升大众实践、改善大众生存的过程。大众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不一而足的、大众能够广泛接触的传播媒体即大众传媒，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用大众化的语言体系加以广泛传播，使其在更大范围的大众中得到宣传和普及，从而服务群众。思想理论的大众传播，必须要经过一定的信息载体与通道，充分运用现代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及其终端设备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应用的最新成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然要求。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主要的信息载体和传递通道，用好这些载体，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宣传、教育和普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传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影响深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众中的普及教育，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报刊、书籍，兴办讲习班、扫盲班等传统介质来传播、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从建党前后的《新青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湘江论坛》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华日报》、解放区兴办发行的各种报刊，电台，派工作人员宣讲、办识字班等；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撰写出版著作等等。如艾思奇为《读书生活》杂志撰写的系列论文，后来集结以《哲学讲话》为名出版，再更名《大众哲学》一版再版，影响巨大。这些多种方式的传播和创造，在当时为大众学习接受、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中国命运，争取民族解放，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和精神鼓舞作用，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

毛泽东历来对思想理论工作、对报纸等传播媒介及宣传工作十分重视。曾经把“笔杆子”同战争年代的“枪杆子”的作用同等看待，当作革命胜利的重要依靠，同时对报纸的传媒作用十分看重，他指出：“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9]越是在物资匮乏、斗争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越是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和精神的力量，认为不仅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从而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困难和敌人所压倒、所战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快速发展，我国思想理论活动不断繁荣，现代传媒技术和手段快速兴起，并迅速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进一步宣传、教育和普及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与平台，为加强和改进理论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强大手段，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

大众传媒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及复杂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大众传媒担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的强大载体与平台，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提供更加快捷、强大的现代手段，同时也因为大众传媒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人、任何信息都可以传播而形成对主流信息的干扰甚至掩盖。所谓载体与平台，就是承载和展示信息、传递和获取信息的中介。大众传媒借助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通道，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存储、呈现、实时上传和下载等功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可资利用的强大手段。运用它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中国的运用成效，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传播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谋略，传播人民群众实践中的新创造、新智慧，联通理论工作者与广大受众、联通党中央与全国人民，直观快捷，互动及时，鲜活全面。无论是经典著作、学术专著、论文成果等相对专业的学术研究理论内容，还是应用性研究、通俗读物、教育教学资源、学习收获体会，以及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等等不同层次的内容，不同形式的表达，或文字文档、图像画面，或语音、视频、场景互动等等形式，都可以交相辉映、雅俗共赏、讨论争辩、共享共鸣，极大地突破了传统载体的有限性、单向性传递的时空限制。然而，大众传媒的开放性、自媒体性，使得上传的信息鱼龙混杂，良莠难辨，甚至会有恶意、虚假信息造谣蛊惑，严重干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如何发挥好其积极作用，抗击和排除恶意干扰信息，是大众传媒运用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2）大众传媒对主流社会出现的不正之风、不法行为具有批评监督作用，同时也可能引发过激的攻击性、破坏性言论与行为。与上述问题较为密切又比较复杂的是，大众传媒对主流社会即党和政府某个具体的、个别的不法言行，可能会做出及时、尖锐的批评曝光，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践中出现的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共产党执政宗旨的某个具体的言论和行为，能及时发现，快速反应，发挥有效的舆论监督、大众监督的作用。如一旦发现某个机构、某个官员、某些公职人员出现不当言行，人们立刻可以通过网络加以曝光批评，促使问题得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对社会各行业进行批评监督，抒发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诉求，促使社会风气得以好转。相对于其他监督手段，大众传媒的监督具有更强的时效性，能在较短时间内将信息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公共合力，揭露和批评各种偏离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行为。

大众传媒在形成批评监督不良言行、扭转社会不良风气的有效力量的同时，也可能引发民众形成反主流社会的舆论倾向，引发与主流舆论相对立的情绪和心理，在特定情况下，也易引发局部混乱以至矛盾冲突。如何引导大众舆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批评监督中保持一份理性、客观和全面，真正成为民主政治和文化的促进器，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以及法律法规的引导和规制。

（二）大众传媒需要哲学和法律的引领与规范

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和活跃繁荣，也带来了同主流文化即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文化能够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的控制权、大方向，掌控几乎全部的思想文化资源和传播媒介，主导社会舆论的导向甚至全部面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就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与遮蔽。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兴起的现代大众传媒，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凡事皆具有两面性。传统传媒时代主流文化的强势，伴随的是政治文化的强势，自然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的相对薄弱，亦不是合理和谐的精神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大众传媒伴随精神文化全面活跃的同时，又出现对主流文化的不负责任的冲击、遮蔽甚至不怀好意的质疑声音，亦不能称作精神文化的合理和谐的繁荣发展和昌盛状态。在看到大众传媒有利的一面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不利的一面，即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一面。例如，恣意歪曲、虚构事实的虚假报道，恶意发布造谣、污蔑等蛊惑性、煽动性信息以引发社会恐慌和混乱；制造和传播淫秽色情、血腥暴力视频以污染视听；盲目追求商业利益而违背社会伦理道德、损害他人利益；蓄意实施网络欺诈、出卖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等等问题，都借助大众传媒而泛滥不止，造成许多不良影响，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传播媒介的发展与运用需要予以正确地引导与规范。对于数字和移动技术的大爆发，正如我们知道的，它改变了世界。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也具有政治意义。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和暴力恐怖袭击，往往也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我国发生的法轮功邪教事件以及境内外有组织的反党反政府事件，也是借助互联网手段秘密串联。

大众传媒的发展和运用，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产物，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也可能成为不法分子进行违法犯罪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对大众传媒的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引领和法律法规的规范，以保证大众传媒的运用和发展，既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成为大众获取积极有益信息、发布建设性批评监督信息，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养，行使自身民主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健康多样的大众文化的创造和展示平台，成为大众自我发展、自我丰富、自我实现的重要平台，成为大众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的重要平台，成为抵制、打击不法言行的重要平台和促进社会风清气正的重要平台，进而促进大众传媒自身健康永续的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发展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大众传媒的运用与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规范，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也需要大众传媒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传播渠道和展示平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与大众传媒不是对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相关、协同推进、共同发展的，二者都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