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学科与一流研究型大学

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对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按性质进行划分的知识门类。大学中所有的教学、科研活动都是以学科为单位来组织的，各院系也是以学科来划分的，因而，学科也是大学各项实践活动的基本组织单位。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一门门的知识称作‘学科’，而高等教育组织正是围绕这些学科建立起来的。”^[1]学科的发展水平，是科学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一所大学在国内外地位的主要标志。

一、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标志

一流的大学首先是因为它有一流的学科，但凡世界上一流的大学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一流学科。如哈佛大学的商学、政治学、法学和生物学，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电子工程、心理学和教育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物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这些大学都因为拥有世界一流的学科而著称。回顾这些大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通过集中培育一些优势学科，使其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占据某一学科领域的制高点，并以这些学科点为依托带动整个学校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普遍经验。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史，无一不是一部学科发展史，没有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建成一流的大学。美国1999年大学评估中，加州理工学院排在了第一名，超过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其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实验物理和航空技术成为了世界顶尖的学科。正如田长霖先生所说的，“加州理工学院为什么会变成这么著名的大学？它的腾飞就是靠两个教授，一个是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ikan），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使这个学校的实验物理迈进了世界一流；然后是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钱学森先生的老师，他把美国的航空技术带起来了，有了这两个人，加州理工学院就世界知名了。”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中流砥柱。一流大学通常需要具备三个特质：一是卓越的人才培养的能力，二是研究、发展和传播高深学问的能力，三是在文化、科学技术以及文明等方面对社会的回馈能力。这三方面的能力都要依托于学科建设。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元素，一流的学科是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是推动知识创新、推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基地。学科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科学研究的水平，一流的学科才能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才能筑巢引凤吸引一大批学术大师。因此，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石，没有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建设一流的大学。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特色聚焦，一流大学的特色很大部分都体现在其优势学科上。麻省理工学院以工科见长，早在建校之初工科就被定位为学校的支柱学科，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一如既往的坚持，最终发展成美国乃至世界顶尖的工科院校。因而，每当人们谈及该校时都无不在脑海中将其与工科联系起来，一流的工科成为了该校的标志性特征。耶鲁大学的文学和艺术是该校的立校之基，也是其永远的追求，不为时代更迭、世俗洗练所易。为此，耶鲁给世人的印象一贯是“特立独行”，在悠久文化积淀和人文浸染下散发着“古老且高贵”的气质。而斯坦福自创建以来一直将物理学作为重点发展的学科，历经多年积淀，厚积薄发，在建校六十年后多次蝉联诺贝尔物理奖，该校也由此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性大学走向了世界一流大学。因而，物理学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斯坦福的一流之路上。

剑桥大学的前校长阿什比（Eric Ashby）曾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一流学科的发展也同样如此，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从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之路来看，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滋养、顺应时代蓄势而发的历程。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和通信工程学科在二战时敏锐地抓住了战争对军事科技的需求，通过雷达的研制促成了学科的飞速发展。普林斯顿大学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发展的需要建立航空学，后来联邦将国家喷气推进实验室设于该校，自此普林斯顿大学的航空学科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一个个一流学科的建设就像是一级级阶梯，将大学引入世界一流之巅。如果说一流大学是一个光环，那么一流学科则是这光环上的明珠，因它而闪亮。

二、学科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在对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关系进行诸多辨析之后，人们可能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一流学科，它有哪些内涵和特质，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其竞争力何在。下面接着一流学科的话题再来看看何谓一流学科，学科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有哪些。

不管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是竞争与比较的结果。一流的学科，是指与其他大学的同类学科相比，具有科学发现的领先权，占据学科发展的制高点，代表了学科发展的现实最高水平。其内涵包括高水平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以学术大师领头的梯队合理的学术队伍、位于前沿的学科研究方向、充裕的科研经费、高水平的科研实验平台、良好的运行环境和科学的运行机制等。不难看出，一流学科主要是由高水平的科研及其相关资源所构筑的，科研实力是一流学科的王道。然而，科研实力不仅仅是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和有形资源，还包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后劲——源动力和潜在动力，即学科的竞争力。

学科竞争力是学科作为竞争主体，在争取本学科发展的优势地位上所具有的力量。它使学科在整体上或某些特定的战略价值环节上达到该学科领域一流水平，并使学科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这也是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独特创新能力，是学科在教学活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一系列活动过程和决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向、优势核心技术、学术队伍以及由学科文化和机制所决定的巨大知识资本能量和科研实力。在学科竞争力的形成中，一些关键性的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就是学科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如果从投入、运行和产出来看的话，学科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学科发展所需的资源、运用资源的能力，以及资源与能力结合所带来的绩效——教学科研产出。资源、能力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决定学科发展前景和水平的两大要素，而教学科研产出则是学科竞争力的外在表现。

资源是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根据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人、财、物三类。人才资源是学科发展最为关键的资源，没有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学科梯队，一流学科的建设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发展的灵魂人物，只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才能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制定一流学科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规划，才能带领学科队伍开展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活动。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物理和航空技术这两大学科的崛起主要得益于两位卓著的学科带头人。斯坦福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著名大学，就是因为电机系出了一位“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原子工程在劳伦斯教授的引领下，带出了一批学术大师。纵观一流大学，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人才资源之外，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也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必须的。如果没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再好的研究计划和构想都无法付诸实施。科学的发展和高深知识的探索离不开巨大的财力支持，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学科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构成。另外，学科的发展也要有高水平的基础条件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实验平台是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础。

能力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将其转化为学科竞争优势的作用力，包括科研创新能力、科研经费获取能力、学术交流能力、人才培养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学科运行能力等。在科研创新能力中，科研方向的凝练和选择对学科发展的影响非常之大。如何根据学科发展的趋势及时调整方向，寻找新的学科突破口，对学科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实验室由于研究方向历经多次调整，由电标准测量到辐射研究，再到核物理、多研究方向、固体物理，进而转向凝聚态物理，一直保持和代表着物理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使该校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物理学中心。此外，是否能在外部科研经费的竞争中制胜也直接制约着学科的发展，美国许多大学评价和排名机构都将获取联邦科研经费的多寡作为衡量大学和学科科研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而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社会服务也是学科发展中争取外部支持和资金援助，赢得社会声誉的重要环节。多种能力的联结和相互作用共同构筑了学科的竞争力。

教学科研产出是学科竞争力最直观的体现。资源和能力都只是潜在力量的较量，而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成果则是浮于水面的明斗。科研出“成果”，教学出“人才”，作为承载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基本单元，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例如发表论文的数量、论文引用频次、科研获奖情况、专利申请和成果转化等；二是人才培养的成效，如各级学位的授予数量、学生和校友获奖情况等。这些都是学科发展的绩效表现，也是学科竞争力最容易被外界感知的外在体现。

学科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并非一项或几项指标所能涵盖。它是学科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对学科发展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流学科的建设之路是学科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一门学科是否能跻身世界一流是由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所决定的。

三、美国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加州大学伯克利的个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于1868年，是加州大学系统中设立最早的大学，也是加州大学的旗舰分校。该校在短短一百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性小型公立院校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在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中，伯克利仅次于哈佛大学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化学专业排名世界第一、数学第二、计算机科学第三、物理和经济商学专业名列第五。相对于东部的常春藤诸校来说，伯克利是一所相对年轻的学校，在短时间内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一流学科的建设。抓住学科发展机遇、瞄准世界一流、以重点学科建设为突破口是伯克利成功的经验所在。

伯克利在建校之初只有10名教师、40名学生，第一届毕业生仅有12名，史称“12使徒”。在建校伊始的30年时间里，学校发展举步维艰，经济匮乏、学生闹事、校长频繁更换，直到1899年惠勒（Benjamin Wheeler）校长上任，学校发展才有了起色。回顾伯克利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是其高速发展期，也正是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伯克利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地位。这个时期伯克利的兴起主要有三个因素：首先是整个学校对学术荣誉的不懈追求；其次是二战期间及战后联邦政府在西海岸对军事科研倾囊资助的有利外在条件；第三是E·O·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的意外出现和辐射实验室取得的惊人成就。

20世纪20年代是物理学的大发展时期，一些美国大学，如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都相继成立了理论物理学中心。然而，这个时期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依然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和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伯克利看准了物理学的巨大发展空间，决定在这个领域大展伸手，并开始着手网罗有潜力的年轻物理学家。1928年E·O·劳伦斯受邀来到伯克利。次年，伯克利又成功引进了另一名杰出的年轻的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他们的研究领域分别在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这两位极具天赋和潜力的年轻物理学家的完美组合为伯克利的物理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劳伦斯来到伯克利后即投身于核物理方面的实验研究，并于1931年发明了回旋加速器。这项发明为进行人工可控核反应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大大促进了原子核、基本粒子的实验研究。为此，1939年劳伦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伯克利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为了支持原子物理的进一步发展，1936年，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在学校经费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伯克利坚持拿出资金建立辐射实验室，由劳伦斯任主任。在劳伦斯的领导下，实验室利用回旋加速器发现了许多人工放射性元素，如镎和钚。1940年，该实验室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赠予的140万美元，并建立了带有184英寸磁铁的高能回旋磁力加速器。在科研上的连续的突破为实验室延揽了大批年轻的、有抱负的物理学家，到1944年该实验室已雇用了1 200名职员。然而，二战的爆发使得大批的年轻骨干们都分散到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和拉斯-阿拉莫斯的各个战时科研项目中去了。不过，战争结束后，这些科研骨干们又陆续回到伯克利重建辐射实验室，因为这里是研究高能物理最合适的地方。

由于战时科研的突出贡献，再加上E·O·劳伦斯的极高声望和社会关系，战后辐射实验室得到了大量的联邦科研合同，伯克利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科学研究的中心。自1947年起，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回旋加速器不仅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复杂。1948年该实验室安装了电子束同步加速器和质子线性加速器；1954年又安装了高能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1957年增加了重离子线性加速器；到了1962年，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更新设备，安装了88英寸旋转式回旋加速器。设备的不断更新换来了上百种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比如，1948年科学家们用184英寸加速器生产了人工介子；1954年用高能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1965年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几乎发现了大约80个核粒子的三分之一，为人类对物质的理解带来了一场革命^[2]。

此外，劳伦斯领导的辐射实验室围绕核物理学科，创造了一种“大物理学”组织，改变了传统物理学家的内涵，出现了精通工程学和物理学的新型物理学家，使得物理学发展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传统寻找物理学规律到注重技术的发展。在这种新型组织中，科学、技术和工程学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而物理学家则不仅要参与学科组织方式的演变，开展学科理论研究和实验，还要为工程师发明新仪器提供指导。由于给物理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和变革，“劳伦斯与其所培养的第一批物理学家成为世界物理学科新文化的领袖，迫使物理学科发展的主流按照他们的研究范式发展。”^[3]

劳伦斯所取得的成就对伯克利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创建了辐射实验室，还为伯克利建设了一支精英学术队伍，创造了非凡的学术成果，培养出大量杰出的毕业生，同时在实验室建设以及其他基础建设方面也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奠定了伯克利在物理学领域世界一流的地位。原子物理学是战后最鼓舞人心的科学领域，而伯克利则是该领域无可争辩的领头羊。在辐射实验室的“辐射效应”下，伯克利还利用旧的回旋加速器发展出了医学物理、理论物理、辐射检测技术、云室、核乳剂检测技术等新的科技领域，并带动了生物有机化学、高温化学、光合作用化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在1938年到1958年的20年间，伯克利共获得了12项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造就了研究型大学发展史上的奇迹。劳伦斯及其领导的辐射实验室也因此被认为是伯克利跻身一流大学的三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