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环境决定论”内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经典表述”（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一次明确指出了生产力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本研究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环境决定论”，好像有悖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的嫌疑。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典表述”，探讨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给布洛赫的复信中继续阐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6]

人类历史规律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在发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从“最终”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角度展开探讨，面向的是没有任何意外的、封闭的、必然性的历史规律。当我们的视野离开“最终决定因素”这一语境，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时，人类历史规律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通过一个个“现实的人”的实践、通过一个个的偶然性事件表现出来。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随机的、具有当下的情境性，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关节口，历史必然性总是通过与“历史事件”的偶然“相遇”表现出来。如果能充分彰显人的主体能动性，及时把握由“历史事件”而产生的机遇，直接建构起“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实践辩证法，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历史机遇就极有可能成为决定历史道路选择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因素，形成历史过程的多彩绽放。“历史环境”中的一个个随机性变化的历史机遇、历史事件构成了真实的社会发展道路选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或环节，这样，即便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相似的历史前提，“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7]，简单地、形而上学地“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8]

发展模式的选择、形成并不是单纯由生产力决定的线性过程，而是由“历史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发展过程，“历史环境”决定各个国家或民族发展模式的产生、决定各发展模式的具体样态、决定着发展模式转型变革的机遇供给、决定发展模式的价值取向、决定发展模式的价值入渗空间，所以，马克思的“环境决定论”是把历史机遇、历史事件当成“发展道路选择”的决定力量，从而在统一历史发展规律中体现出发展进程多样性，也使社会发展规律成为面向历史机遇、历史事件等偶然性的、开放性的现实过程。“历史环境”、“历史事件”成为揭开社会发展模式差异的一个个“窗口”，发展模式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环境的作用。“历史环境”成为历史发展过程多样性的逻辑线索，也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过程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历史线索。只有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整合出明晰的发展道路选择的原因。研究社会发展模式，必须注意到“历史环境”对历史规律的赋型作用。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典表述”探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一般规律或历史发展趋势中，生产力起着决定作用。

而“历史环境决定论”探讨的是各个国家或民族现实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是历史必然性如何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是一般规律与历史环境结合的具体体现，有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性向现实转化的“现实逻辑”。正是历史环境的介入，使历史规律才表现出发展过程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发展模式多样性等，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关系的反映。因此，“历史环境决定论”与“生产力决定论”两者探讨的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内容，两者并不对立排斥，“历史环境的决定作用”并不影响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甚至是生产力最终决定作用在具体历史环境下的具体呈现。如果撇开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