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理论范式的兴起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年)又译赛缪尔·杭廷顿，美国当代极富盛名却又颇有争议的保守派政治学家。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早年是文武关系研究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的奠基者。后来，他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亦广受学界关注。

　　 如亨廷顿所言，“（ 20 世纪） 60 年代初，源于区域研究和源于行为主义革命的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结果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发展的问题上来。”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是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准确地说是关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冷战时期的美国制定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提供依据，这注定其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政治发展研究具有相对比较明确的研究范畴，其空间范围一般是指第三世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而其时序范围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转型的研究范畴与政治发展的研究范畴不同，政治转型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有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关注南欧国家、俄罗斯、东欧等“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范式的“条件假设”相左，这些国家并没有进入民主化的“快车道”，而是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反复的转型。政治转型论更加侧重于关注这些国家在完成经济体制转型之后，能否出现政治转型、如何出现政治转型、转型之后能否出现巩固的民主。普沃斯基指出，“民主过渡的核心问题就是这种过渡是否会导致一种巩固的民主体系，在这样的政治体系内，相关的政治力量把其利益与价值托付于不确定的民主制度博弈，并服从民主过程的结果。”“过渡就是从旧政权走向新共和国。”

　　 政治发展范式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发展就会同步跟进。而政治转型论则不接受这个核心假设。政治转型论者认为，经济发展仅仅只是民主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但绝非充要条件，“发展水平与民主可能性之间关系并没有告诉我们民主转型会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如果民主转型发生，是否会成功完成转型。”转型论者更像是过程论者，其核心假设可以概括为转型过程是复杂、曲折、难以预期的。如林茨（ Juan J Linz ）就将民主转型置于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结社生活、官僚体系以及经济社会等五个场域构成的框架之下进行过程的动态分析。

　　 由于基本假设不同，政治转型论者与政治发展论者的理论期待也不一样。发展论者按照罗斯托、帕森斯，李普赛特和阿尔蒙德等人提出的理论，到欠发达地区去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阶段”，去期待帕森斯的“模式变量”、阿尔蒙德的“利益凝聚”、“政治结构—功能分化”。但是，发展理论的理论期待与现实经验往往完全不符。在发展中国家充斥的是大量的任人唯亲、暴力与腐败现象。正如威亚尔达所言，发展论的信奉者“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期待着错误的事情发生。”转型论者对这种理论期待进行了修正。在转型论者的理论期待中，民主化转型过程是不确定的且具复杂性；即使发生了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也是长期而艰难的；同时，民主化的“路径”也具有多种可能性。普沃斯基认为，在专制体制崩溃，民主提上日程的转型时期内，有可能出现各种变数。普沃斯基分析了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五种结果，具体包括：民主制度无法持续，政治力量为建立新专制而搏斗；民主制度无法持续，政治力量赞成过渡（ transition ）后建立民主；某些民主制度若被采纳就坚持下来，但是冲突的政治力量拼力建立专制；民主制度若被采纳就能持续下来，但是冲突的政治力量建立一个不能持续的制度框架；民主制度若被采用就能坚持下来，而且真的被采用和坚持下来。除此之外，与发展论者不同，转型论者认为经济体制转型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都是根本性的转变，并且两者之间相互依赖。政治转型理论并不期待民主化转型一蹴而就，他们更关心是否出现巩固的民主，因为“巩固的民主只是威权体制崩溃后众多可能性结果之一”。而林茨则用“完整的民主转型”（ comple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 ）和“巩固的民主”（ consolidated democracy ）分析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不同政体类型的民主化转型。总之，政治转型的理论期待与政治发展决定论的理论期待存在巨大差异。政治转型理论强调民主化进程不是具有约束性的必然，民主化转型具有选择性。同时，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民主）多种组合的可能性存在，意味着各种可能的转型路径都存在。

　　 分析表明，政治转型范式与政治发展范式在研究主题、理论假设以及理论期待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这些差异可以看出，政治转型理论更加具有新颖性和适应性，已经初步具备成为新主流范式的可能性。根据范式理论，判断范式革命是否出现更重要的标志在于理论资源、研究方法与技术方面的创新，在这些方面，政治转型范式比政治发展范式更具优势。

　　 政治转型范式第一个方面的理论资源是“转型经济学”（ transition economics ）。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经济发展的泥沼，各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转型经济学”应运而生。研究经济转型的专家热若尔·罗兰（ GerardRoland ）根据对转型国家的经验研究认为，发展理论框架内的“华盛顿共识”存在对“总体不确定性”假设忽视的重大不足；在经济转型中，政治约束具有重要意义，渐进改革有助于集结改革的支持者，加强政治上的可行性；即使事先的政治约束不太重要，休克式改革也只会增加改革的不可逆转性，而对经济效率的改善无所助, 益。与其说“转型经济学”是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因为其将经济学分析工具与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严密论证结合起来。对经济改革的研究难以绕过对政治改革的研究，经济学的理论资源被逐渐引入到政治学的研究之中。比较典型的是斯迪芬·海哥德与罗伯特· R ·考夫曼（ Stephen Haggard & Robert R..Kaufman ）的著作《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政治转型范式第二个方面的理论资源是新制度主义。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学者开始尝试性地运用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当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转型现象。尽管新制度主义与政治发展理论都关注民主化问题，但新制度主义采取更为新颖的研究策略。其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的“后韦伯主义”的阶级与国家构建框架，基于历史的事件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比较典型的著作是斯科克波尔（ Skocpol ，亦译为“斯考切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等著作。这些著作采用宏观的历史比较方法，解释了民主与权威体制形成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新制度主义还将理性选择理论引入到民主化研究之中，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普沃斯基的《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本出色的著作将博弈论引入到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之中，给出了宏观政治变迁的微观解释机制。新制度主义不但关注正式的制度，而且也关注非正式制度，这种研究取向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帕特南（ Robert Putnam ）一举成名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行起来》，就对影响民主运行的文化、习俗以及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新制度主义关注的另一兴趣点是制度变迁，这被引入到政治变迁研究之中。如研究政党应该如何转型；新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联盟对国家有多大的影响。新制度主义是政治转型范式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它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新的语境。新制度主义对政治转型范式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一个整合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分析框架，使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分析成为可能，恢复了政治体系研究的生命力，给民主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整体性的观察视野。

　　 政治转型范式第三方面的理论资源来自于自然科学。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自然科学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被称为“ 3C 理论”的突变理论、混沌理论与复杂性理论。其中对政治转型理论最具影响的是复杂性理论。复杂性表现为一种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是“交织在一起的东西”；复杂性表达了一种不可还原的特征，是一种将区分和关联相结合的思维。复杂性理论是相当前沿的理论，其所研究的核心是在大量的元体（ agent ）按照不多的几条简单规则进行相互作用时，如何从中产生秩序与稳定。复杂性理论这一基本思想成为政治转型理论新的理论资源。整体性与交互性是复杂性理论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厌恶还原论。而政治发展范式中武断的决定论具有非常强烈的还原论色彩，这恰恰成为政治发展范式的致命伤。复杂性理论还强调整体性，按照这种思想，转型必然是整体转型。从林茨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其对民主化分析的五个场域的条件，以及融合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的分析与复杂性理论的思想基本一致。政治转型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民主转型后，脆弱的民主如何巩固，这涉及到民主化的时间维度，复杂性理论能够为民主化过程中的秩序与稳定如何产生提供理论启示。在借鉴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之上，自然科学实验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出现在政治转型的研究之中。阿克塞尔罗德（ Robert Axelrod ）的研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提出的“囚徒困境重复博弈奥林匹克竞赛”模式阐释了人类的合作如何产生及其复杂性。他指出，“合作的基础不是真正的信任，而是关系的持续性。双方建立稳定的合作模式的条件是否成熟比双方是否信任来得重要。在合适的条件下，合作甚至可以在敌对者之间产生。”这一理论发现否定了霍布斯视“利维坦”以及卢梭视“人民公意”为必然的思想。换言之，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并非必要，也并非必然，民主自治的秩序完全可能在一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中自发生成。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为民主化进程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因为民主化进程研究同样关注秩序、稳定与复杂性。合作复杂性的基本结论则可为民主转型中精英群体内部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如何达成妥协，实现“协调性转型”提供借鉴。总之，复杂性理论引入的重要意义不止于其所体现的重要思想，更重要在于其带来了自然科学的人工模拟、受控实验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这些都为民主化进程的微观发生机制的揭示提供了可能性，也有助于提高政治转型理论的预测能力。

　　 政治转型范式成为新主流范式也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优势。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作为政治发展范式的主流分析方法，其基本的分析单位是个体（准确地说是个体行为），这种分析单位难免具有局限性。政治转型理论注重打通分析单位之间的壁垒，进行交互性的分析是其典型特征。因此，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政治转型研究中已经显得过时。首先，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发展的研究方法，其前提在于作为政治行动者的个体在政治变迁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事实上，个体对整个国家政治变迁的影响十分微弱。普沃斯基指出：“只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才有能力削弱民主体制的基石。”因此，将分析单位设置在个体层次所得出的结论，势必面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其次，行为主义分析方法在政治发展分析中得以可能的支撑性假设是“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发展，经济和政治和谐共进”。只有得到这个假设的支撑，才能用个体的表征性指标如人均收入、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等表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去推断政治发展的状况，预测政治发展的未来。但是，如前所述，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相当微妙和复杂。“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带来的往往不是稳定和民主，而是对传统方式的严重破坏，从而导致骚乱和崩溃。”行为主义企法学与政治图通过对个体特征的测量，进而对政治发展的未来进行预测的功能由于其支撑性前提的崩溃而消失了。最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主要技术是定量分析，所采集的数据缺乏丰满性。按照政治发展的“单线进化假设”，随着现代化的演进，传统社会的各种因素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假设下，这些必将消失的“传统因素”没有必要当成自变量置入行为主义的数理模型之中，用以解释和预测政治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偷懒”成为可能。但经验事实却显示，一些传统因素，诸如部落、种姓、庇护关系并没有消失。作为一种无奈的替代性选择，上述传统因素被抽象为政治文化、政治习俗等概念，并当成自变量重新置入模型之中；当这些本适宜于用定性技术处理的概念不得不采用定量技术时，在化简过程中，概念的丰富内涵也被粗暴的技术所榨干，理论的生命力被消解。总之，定量技术或许非常“精确”但不一定“准确”，定量技术遭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有鉴于此，政治转型范式采用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摆脱行为主义的束缚，走向了后行为主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民主化进程的理论研究中，政治发展范式的理论优势已经丧失，政治转型理论作为新的主流范式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其在研究主题、理论假设、理论期待、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政治发展理论相比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