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激进式转型”与“渐进式转型”的争论

2.1.3　对“激进式转型”与“渐进式转型”的争论

经济转型之初，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信条提出，可以通过激进措施将原来的计划体制一次性破除而重建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但迅速私有化并没有带来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和原国有资产的有效重组，反而带来了产出大幅下滑、失业率升高、高通货膨胀等问题。在激进式改革的支持者看来，改革是一个严密的网络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局部的改革都不会收到满意的效果，为了减少社会的巨大痛苦过程，必须快速完成体制转换的过程。萨克斯和胡永泰等人认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制度试验不可能成功，而最终只能收敛到西方的市场制度上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制度作为基础，市场不能够自发地做出充分的发展。而以科尔纳、麦金农、默雷尔等为代表的演进-制度学派，则强调改革的过程应该缓慢到足以避免社会生产组织崩溃的程度，必须刺激私有部门中体制的形成，从而形成双重经济体制，因此在经济转轨期间，拥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政府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罗兰指出，迄今人们对大规模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后果的认识仍然是很有限的。由于结果未知，渐进改革反而能够为改革的成果提供一种有用的信息，并且，当出现不利结果而需要逆转改革时，代价也将小得多。这两者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着:前苏联和中国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轨迹，分别对应着一个大国的衰落和另一个大国的快速崛起。最近一些年来，西方学术界对激进式转型、休克疗法的巨大代价进行了反思，并指出了休克疗法的局限性。

19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转型理论开始发生变化，制度演进主义的影响日渐扩大，经济学家开始强调市场经济支持性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制度变革的长期性，认为分权、激励、竞争、良好的司法和会计制度等比私有化更重要，并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分析了不确定性、利益集团、政府、改革秩序与步骤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制度学派赞成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特别是中国增量式改革在本质上并非是事先有意设计出的结果，而是在中国实行分权化改革后出现的、由各地自发实验的自下而上变革的结果。经济转型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在制度经济学的认识中，制度及其形成过程影响着经济绩效，这就把理论研究视野从单纯的价格机制扩大到各种激励和约束人们行为的习惯和规则上。在制度变迁中，单项制度的变迁是受制度环境影响的，并且存在着路径依赖。总的来说，正式法规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改变，但改变非正式约定则相当缓慢。斯蒂格利兹（Stiglitz）认为，在经济转型中，建立激励以及竞争、市场放开和分权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休克疗法改革低估了信息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所需的制度和法律框架的难题，导致所希望的快速转型成为虚幻；相反，下放权力的分权化战略可以避免因完全市场化而必须马上建立那些在短期内难以建立的制度和法律框架的难题，从而使转型变得较为顺利。钱颖一和徐成钢从经济组织的角度考察了中俄改革起点的差异。中国改革一开始采取的是分权化改革，改革使各地区对自己的辖地有了更大的控制权。进一步，财政分灶吃饭，使各地区有了发展经济的更大动力。诺兰、诺顿、杰弗森和罗斯基认为，中国这种“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关键在于市场进入而不是私有化，那些在市场中竞争的国有和乡镇企业以及农业所体现的活力已经为此作了说明。钱颖一和魏加斯特（Weingast）因此将之称作中国的“市场保护的联邦主义”。但是不管学术界的争论如何，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快速、稳定发展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渐进式转型的基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