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策学”看科举学

现存丰富的“策学”文献，为当代研究科举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不过，“策学”文献本身还有待人们清点和梳理，其价值还有待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挖掘。随着“策学”研究的逐步开展和深入，将推动科举学的发展和完善。

（一）“策学”文献的价值

“策学”文献包括为备考而编纂的“策学”著作、科场上实际命制的策问题和对策试卷原卷，以及刊刻的殿试策等策文范本等几个方面。大体而言，“策学”文献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作为科举时代一直存在的考试文体，历代科场中的策问与对策，对今天人们了解科举制提供了具体的材料。举例来说，《钦定科场条例》规定：“策题以关切事理、明白正大为主，不须搜寻僻事。本朝臣子学问人品，不得以策问士子。”因为“本朝臣子，抑之则近于攻讦，扬之则涉及党同”^[48]。清道光至咸丰间出版的侯凤苞撰《策学例言》则说：“定例不许评论本朝人物，故理学诗文等及明而止，经学吏治等及宋而止，近不足重也。《明史》是本朝所修，即不得评论。时文说及熊刘，此空者易犯之病。又不许献谀考官。”^[49]观此，则明白举子对策作格式以外，内容方面也有许多讲究，“不许评论本朝人物”是一个得到切实贯彻的规定，而且是有相当道理的规定。“不许献谀考官”，也是一个合理的规定，它可以防止考生为讨好考官在对策中写出阿谀奉承的文字。“策学”之中，还出现了一些专有名词，如“策问”、“策对”、“策题”、“策首”、“策冒”、“策结”、“策料”、“策括”、“策套”，等。这些“策学”著作的记载，为我们了解科举时代策试和应试的实际情况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其二，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例如，道光十九年（1839）刊刻的《时策精拟》所录用时务策题为：“钦察臣工、名臣言行、票行淮盐、缉私祛弊、训练营伍、弥盗安良、江南水利、漕艘利弊、仓储源流、字典考辨、茶法榷取、洋钱交易”等，都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内容，而道光二十年“恩科桂月”（1840年9月）刊刻的《时策咸宜》，所录的时务策题则为“历代星纪、大祀雩坛、训练水兵、防边堵御、沿海卫备、外番考据、诸国情形、舆图险要、戍卒屯田、外洋通商”十个方面，同一时间刊刻的《新策琼林》，所录的时务策题则为：“七省海郡、江浙源流、外洋备考、舟师御敌、团练乡勇、火功制度、海道罗针、平海综要”八个方面，便反映了鸦片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家面临海战、海防方面的重要问题和亟须了解的知识。光绪甲午（1894）夏日，上海书局出版了《中外时务海防策论》一书，卷首还列有《明胡宗宪平倭海防图论》。该书序言说：“咸同以来，通商口岸轮舶纵横，朝廷咸思有以制之，爰命大臣专设海军，广造战舰，精备枪炮，咨访士子，而皇华使者，欲采群论，每以此命题。士人非谙识夷务，胸有成策，鲜能措辞不紊。”^[50]可见不仅甲午战争爆发当年策试特别重视海防，之前一段时期也是如此。从明清策试内容来看，可以纠正长期以来许多人对科举制的一个误解，即以为科举考试脱离社会实际。其实，脱离实际的只有八股文，并不是整个科举考试脱离实际，即使是明清时期，策问从来都有与社会实际密切相关的内容。清末最后几科乡会试的策文，便成为考察当时中国社会接受西学的重要参考依据。另外，策文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研究“策学”可以为研究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其三，可以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瀚如烟海”^[51]。清代大型的策学著作，例如《策学备纂》等实际上等于一部百科全书。有些策学著作除了为举子备考而用外，其编辑意图就还包括学术方面。如《策学渊萃》例言就说：“汉学至国朝而极盛，于经解史论、考证异同、勘定音义，至为精确，是编于有关策学者，广为收入。……是编供平日寻览，不独有裨科第，而宏纲钜目，窃要己备，实足为博古者之一助。”^[52]《策学纂要》一书“凡例”虽称“是书专为科举而设”，但戴第元所作该书序文则说：

观其条类详明，辞旨统贯，首取经史之大意而析其疑问，次举万千百载之因革损益而参酌其是非。又况若理学，若诸子，若诗文，以迄于天高地下，凡有关于策问者，备载而无缺，其亦博之至矣。……则是书也，不独为士人入场所必读，即以为穷经考古之阶梯，出身加民之远略，亦无不可也^[53]。

而且，许多“策学”著作都提到以《三通》或其他类书作为参考资料。如《策学纂要》“凡例”说：“典实莫备于《三通》，元明以来，虽有《续通考》一书，殊少论断，则参之涑水《通鉴》、紫阳《纲目》、斗津之图书篇，以及《会典》、《经济类编》诸书，衷于至当。”^[54]《中外时务策府统宗》共有44卷20册，在全书最后，有专门的不列序号的一卷“全卷”，内容为《读西学书法》和《西学书目表》。一些大型“策学”著作本身同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策学”文献是科举文献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古代科举之学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类，其社会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学价值值得深入研究，但大部分“策学”著作从未有人去拨弄过，仍处于原生态，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策学”研究与科举学

类似于“科举学”一词古今含义的变迁，现代“策学”也可指研究科举策问和对策之学。因此，广义的“策学”不仅包含古代备考策问之学（狭义），还包括研究古代“策学”的学问，所有直接与策问和对策相关的问题和事物都属于“策学”。

“策学”的研究价值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专书方面，出版了许多状元策或鼎甲策的书籍，如邓洪波等编《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海南出版社1993年）、仲辉等编《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利瓦伊新主编《天下第一策——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杨寄林等主编《中华状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2002年）、邓洪波等编《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但到目前为止，研究“策学”的学术专著只有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飞著《唐代试策考述》一部，该书专门研究唐代的试策制度和试策文体及其相关问题，其研究的试策有主要两个义项：一是作为唐代科举考试活动的试策，它与具体的“以策试士”的制度密切相关；一是作为科举制度考试中所用文体的试策，它与一般谋士的献策、文人著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者在对唐代大量原始史料进行了细致考察后，提出试策，而非诗赋，才是唐代科举考试诸试项中最重要的试项，即与其说唐代科举是“以诗取士”，例不如说是“以策取士”。作者由试策入手深入整个科举文学，进而对唐代各种各样的官用文体或称“官人文学”，进行考索，研究它们的实际运用、制作体制、文学特征及其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研究“策学”的论文已有不少，较早者有周振鹤的《问策与对策》（《读书》1993年第3期）、宁慧如的《宋代贡举殿试策与政局》（《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8期，1996年）、吴承学的《策问与对策——对一种考试文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新国学》第1卷，巴蜀书社，1999年），以及陈飞与其专著相关的唐代试策方面的系列研究论文。美国学者艾尔曼著《明清科举文化史》一书第八、第九章中，对明清乡会试中的经史时务策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55]。近年来，“策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呈迅速增加之势，涉及从唐到明清各个朝代。

关于唐代试策研究，陈飞认为，唐代试策文是“策问文”与“对策文”的统一体，策问文具有更强的相对独立性，在长期行用中，受特定功能和目的等要求，形成诸多表达体式，如在发言体式上有君主体、拟君体和主司体等，在诉求体式上有简单式、扩展式和繁复式等。策问文的体式化，一方面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化”；另一方面也使其变得“简单化”，同时体式化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艺术化^[56]。

元代“策学”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宫纪子的长文《“对策”の对策》^[57]，虽然主要从科举与出版的角度研究元代的科举之学，但对《太平金镜策》及所附《答策秘诀》、吴黼编纂《丹墀独对策科大成》、举子的“时务”常识等作了细致的探讨。渡边健哉着眼于“策”，以元代举业书《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中收录的策问和解答为线索，考查应试者对现实社会政治课题的认识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元代中期的社会状况^[58]。

明代“策学”研究也是日渐受到关注的一个方面。陈长文专门研究过明代殿试时务策，对明代时务策的结构体例、时务策与明代时务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明代的殿试策问通常情况下都是先谈经论史，后及当今时务，融经史、时务于一体，浑然天成，故称“经史时务策”。当然，在明代二百余年考试实践中，也有只论经史而不及时务或只谈时务而不论经史的，但这类殿试策问相对较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明代经史时务策把知识方面的测试与能力方面的考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较为完善的考试文体”^[59]。韩国学者吴金成专门研究了明代殿试的策题^[60]，日本学者三浦秀一《论策の魅力——明代思想史研究の立场から》，探讨了“论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并从明代前半期思想史研究的视角研究了“策”的魅力^[61]，饶有兴味。

清代“策学”研究方面，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冯尔康认为，康雍两朝二十八科殿试，每科均有策论，其试题与时政关系密切，针对性很强，极富现实感，呈现当朝大事，诸如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对准部用兵、修治黄河淮河、废太子事件、反对朋党、尊崇理学，这都表明皇帝以试题探讨根本性的治国方针和理念。策问反映康雍二帝有相异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康熙帝始终主张并施行宽仁之政，反对更新，为人仁厚、宽容；雍正帝力主革新除弊，实行严威治国方针，为人严酷^[62]。谢景芳等则认为，清代顺康雍三朝科举曾行之以策论，皇帝往往以制试诏阐述问策宗旨，问答之间涉及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如吏治、民生民食、风俗教化、河患与漕运等。殿试策问的流程反映了清代殿试策问制度的日臻完善，策问较之其他科考形式，更有利选拔真才实学与贴近社会现实^[63]。也有人简略研究过《策学备纂》中“赋学”的内容^[64]。

对清末科举革新之后的考试政治艺学策及相关的问题，近年来有较多学者的作过研究。较重要的论文有，章清的《“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期）、《“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刘龙心的《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都是颇有分量的论文。清末以西学为主的时务策具体反映了当时社会变迁的历史，还将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以上所述只是举例，还有许多“策学”研究论文无法一一介绍。总之，“策学”是古代科举之学中最古老的一类，到明清时期，“策学”只是与科举学中“四书学”、“五经学”、“论学”、“赋学”、“诗学”等类似的一种专学，但已经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可以想见科举学所包含的内容是多么广博，还广阔的研究空间。“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注释】

[1]《旧唐书》卷一百一《薛登传》。

[2]《策学渊萃》，琉璃厂，光绪四年（1878），王维璠序。

[3]《增广群策汇源》，上海：大同书局，光绪十四年（1888），大同书局主人序。

[4]《增广策学总纂大全》，上海珍艺书局，光绪十五年（1889），序，第1页。

[5]刘海峰：《“科举”含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5期。

[6]《通典》卷一七《选举》中《杂议论》。

[7]王仁圃辑：《十三经策安》，京都（北京）：乾隆四十二年（1777），凡例第1页。

[8]王仁圃辑：《十三经策安》，京都（北京）：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谟第2页。

[9]刘海峰：《科举试卷的史料价值——以科场策问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07年第1辑，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8～9页。

[10]《皇明策衡》，万历三十三年（1605），冯梦祯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藏。

[11]《试策絜矩》序，第1页。

[12]张灿贤：《古代殿试策问艺术简论》，《管子学刊》2003年第3期。

[13]王仁圃辑：《十三经策按》，京都（北京）：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谟序1页。

[14]《策学纂要》，乾隆三十一年（1766），戴第元序，第1页。

[15]侯凤苞：《策学例言》，2页；见黄秩模：《逊敏堂丛书》，咸丰元年（1851）。“策学”著作虽多，但关于“策学”的理论阐述并不多。“四书学”、“五经学”、“论学”、“赋学”都有不少类似于《作义要诀》、《论学绳尺》、《试律须知》等关于如何作四书义、五经义，如何写论、作诗赋技巧的论述，第与论的性质接近，有些“论学”理论也与“策学”相通。侯凤苞撰《策学例言》是一本难得的“策学”理论著作，篇幅虽然不长，但颇为精练，其中一些诀窍对写对策文很有帮助。

[16]《增广群策汇源》，上海：大同书局，光绪十四年（1888年），凡例。

[17]《苏轼文集》卷四六《谢制科启》说：“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中华书局。1986年。

[18]《策学纂要》，乾隆年间刻印，谭必昌序。

[19]《唐六典》卷三十《京县幾县天下诸县官吏》，东京：广池学园事业部，1973年，525页。

[20]乔治忠、崔岩：《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

[21]《白居易集》卷六十二《策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287页。

[22]《眉山新编十七史策要》，中华再造善本（宋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23]《精选皇宋策学绳尺》卷三，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无出版年。

[24]何忠礼、郑瑾：《略论宋代类书大盛的原因》，《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5]《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页。

[26]《汉唐事笺对策机要》，中华再造善本（元至正六年日新堂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27]从书名看来，《策场制度通考》不属于备考性质的“策学”著作，而应属于研究性质的“策学”著作。

[28]周彦文：《论历代书目中的制举类书籍》，台湾《中国书目季刊》31卷1期，1997年6月。

[29]《策学矜式》，国家图书馆善本，明弘治三年（1490）版，序1～3页。

[30]《策学纂要》，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戴第元序，第1页。

[31]水上雅晴：《清代科举的策问——以乾嘉期重视策问的现象为考察中心》，见刘海峰主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即出。

[32]《策学纂要》，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印，王洛序，1页。

[33]侯凤苞：《策学例言》，黄秩模编：《逊敏堂丛书》，咸豐元年（1851），2页。

[34]《历科进呈策问类编》，奎文堂，光绪二年（1876）。

[35]《策学纂要》，青云书屋，光绪元年（1875），凡例，第1页。

[36]《策府统宗》，上海：蜚英馆，光绪十九年（1893），“新纂策府统宗序”。

[37]《增广群策汇源》，上海：大同书局，光绪十四年（1888），凡例。

[38]《空策从新》，光绪八年（1882）。

[39]《历科进呈策问类编》，奎文堂，光绪二年（1876）。

[40]饶一夔：《江西策对详纂》，光绪十一年（1885），补天室主人纷序。

[41]《增广群策汇源》，上海：大同书局，光绪十四年（1888），大同书局主人序。

[42]《增广群策汇源》，上海：大同书局，光绪十四年（1888），凡例。

[43]《增广策总纂大全》，上海：上海珍艺书局，光绪十五年（1889），叙，第2页。

[44]袁葆卿辑《策问好词料》，又名《比喻策论采新》，列举了从一字到四字的各种词料，有助于举子对策“临场润色”。

[45]《时务策学统宗》，上海：上海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叙言。

[46]《四书五经义策论初编》，崇实学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序1页。

[47]参阅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局出版社，2005年。

[48]《钦定科场条例》卷十四《三场试题·考官出题》。

[49]侯凤苞：《策学例言》，3页，见黄秩模：《逊敏堂丛书》，咸丰元年（1851）。

[50]《中外时务海防策论》，上海：上海书局，光绪二十年（1894），序。

[51]《增广群策汇源》，上海：大同书局，光绪十四年（1888），大同书局主人序。

[52]《策学渊萃》，琉璃厂，光绪四年（1878），例言，第1页。《增广策学总纂大全》（上海珍艺书局，1889年）例言亦同。

[53]《策学纂要》，乾隆三十一年（1766）戴第元序，第2页。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珍艺书局出版之《增广策学总纂大全》之例言同此。

[54]《策学纂要》，乾隆三十二年（1767），凡例第2页。

[55]Benjam 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443～520.

[56]陈飞：《唐代试策的表达体式——策问部分考察》，《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作者还有《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策文为例》（《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论述策文的形式体制。

[57]宫纪子：《“对策”の对策》，收录于同一作者《モヲユル时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380～484页。

[58]渡边健哉：《元代科举的“策问”和“对策”》，《考试研究》2009年第2期。

[59]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247页。

[60]吴金成：《明代殿试之策题》，《东洋史学研究》第8、9合辑。

[61]2006年12月11日，日本东北大学“应用科举史学研究会第2回研究集会”发表。2009年11月3日，三浦秀一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科举文献研究报告研讨会”上，又发表《再谈策论的魅力：<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试补》的报告。

[62]冯尔康：《康雍间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63]谢景芳、张会会：《清前期殿试策问与时政关系探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64]洪敏：《<策学备纂>之<赋学>论略》，《科教文汇》（下旬刊）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