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之鹄的_国史四十四讲

元史学之鹄的_国史四十四讲

凡将时间自成吉思汗以降，迄于其裔孙沦亡，空间自中国以至西域，中间一切兴革盛衰之迹，为有统系的历史之研究者，是曰“元史学”。

“元史学”之命名，盖未为适当也，所谓“元朝”者，乃自忽必烈入主中国后，规仿汉制，始定国号曰元，故元之为义，仅足概括自忽必烈世祖迄脱欢贴木儿顺帝之以蒙古大汗而兼为中国皇帝者而言。至若成吉思汗太祖、窝阔台太宗、贵由定宗、蒙哥宪宗之尚未定中国者，与奇卜察克汗国，伊儿汗国，察哈台汗国之离中国而建邦西域者，皆不得名之曰元朝。故实际上吾人所谓元史，仅居蒙古史中十分之一二耳。近代元史学家屠寄敬山颇知此义，彼将自成吉思汗以来塞外崛起之故乘，与西域诸汗开藩建邦之事实，别辑为专书，署名曰《蒙兀儿史记》，所以别于吾国旧时所谓元名，其识解甚卓。吾于屠氏之命意，固甚赞同。特吾书斟酌再四，而仍不能不用元史之旧名者，（一）国中专家，自屠寄外，无不习用史之名，即较屠氏更为晚出之柯劭忞凤孙，其所著述，亦以《新元史》名，既已约定俗成，当以不改为是。（二）汉文既为单音，命名宜从简易。蒙兀儿史或蒙古史，字繁音复，不便使用，不若元史二字，简易合用。（三）忽必烈戡定中国后，虽宗藩不服，叛乱频仍，然在名义上，仍为蒙古全国大汗。中间亦时有西域宗王，入觐贡物。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朝，仍不能不谓为代表蒙古帝国之中心。则元史二字，固可涵盖余邦。虽不免以偏赅全之讥，但亦有可据之理由。故吾书仍从元史旧名。且更将数百年来东西专家对于蒙古之研究，亦擅为定名曰《元史学》。

今于世界历史之中，致力以专攻元史学者，果有何“鹄的”乎？凡学问者，为学问而学问，其鹄的之不涉功利主义，吾固无庸于此再为赘辞。若自其本身性质上言，则元史之译名商订，地舆考证，年代搜索，事实稽访，其困难盖十倍于他种历史。吾常思之，凡工作之愈困难者，则酷嗜搜索之学问家对之，其趣味愈浓，其勇气愈增。然则治元史之鹄的为何，吾人姑存而不论可也。即使斯学别有其较高之鹄的，吾人亦不妨大胆断言之曰，“元史学者，别无鹄的，即以困难为其鹄的”。以其研究之特为困难，而学者乃更群趋之焉。

今欲明治元史学之鹄的，必先明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之地位，与其南并中国西侵欧洲之成绩。蒙古人者，无文化之民族，故其本身无文化研究之可言。然其马蹄所及，乃无意中于东西文化上发生几多之间接影响，此则治元史学者所当留意也。若其武力所被之成绩，则尤伟大可惊。今人梁启超，谓“成吉思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数十年间，几混一东半球，曾不百年，子孙沦灭，退伏沙漠，正如世界历史上一飓风”，其言最为切当。故吾人以近代民族接触文化转输之眼光观察之，则蒙古崛起，虽仅为沙漠间一野蛮部落之事实纪载，若其南并中国西侵欧洲两役，则于东西两方文化史上，有较重要之影响与价值。(www.guayunfan.com)今若自南并中国西侵欧洲之结果言之，其虽然可见之影响，盖可列举。其在中国方面，六七百年前之遗迹，关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宗教信仰者，吾人今日正被其影响，食其果报。试从政治方面之地方制度征之，今日吾国固结于人心之省界思想，确定于法律之行省区域，探其历史上之根原，非自元人之行省制度来乎。魏源（默深）《元史新编·地理志》云，“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云云。柯劭忞《新元史》有《行省宰相年表》上下二卷，其所纪曰：“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分立行中书省，凡行省十，至正以后，增淮南，福建，山东，为十三行省。”其《行省宰相年表》所纪，以中枢大臣而兼辖行省，实明清两代督抚制度之权舆。当时任行省宰相者极众。故吾人当知近代中国之地方区划，地方制度，盖从唐宋以来，数经变革，至元人而奠其始基。明清两代承之，小有变易，以成今日行省分立之局，此则元人南并中国后所遗留于今日最大之一遗迹也。

复次，则元人于吾北方民族之同化作用上，颇有影响。按契丹女真二族，自窜据吾北方以后，浸假而文化濡染，习于汉俗，其“民族意识”已渐沦亡，而相率自附于汉人之列。故当蒙古盛时，彼曩日与吾为敌之辽金二族，已驯伏归化，深染华风。然彼虽自附于汉人，而汉人固未必便认为同类也。自蒙古南并中国以后，乃迳分中国民族，曰“汉人”，曰“南人”，其所谓南人乃宋亡之裔。若曰汉人，则其中包含北方久习汉化之契丹女真也。至是而彼久习汉化未能即真之异族，乃迳取得汉人之名，加诸其族。而吾南方人民，亦浸久而承认之。于是吾北方各省之民族同化，乃倚赖蒙古人指鹿为马等称齐视之结果，而名实两方面，俱告成功，斯固亦治史者所不当忽之一事。

元人宗教信仰之留遗迹于中国者，则“喇嘛教”是也。元人崛起朔漠，无所谓宗教信仰，厥后四方以次戡定，东西诸汗，亦颇苦其民蛮野鄙僿，不易施治。乃不惜旁求外邦宗教，冀以教民淑俗。当时诸汗国分封万里，幅员辽阔，风尚之传习不同，交通之情况互异。故其所假借应用之宗教，亦复彼此不同。诸汗国中各种宗教争竟抉择之结果，略如下表。

元人兴盛之时，西欧诸帝王，方沉迷于复兴基督教之梦中，竭其力以屡兴十字军，冀绝灭回教于西亚东欧之地。当时以伊儿汗国之扑灭回教故，罗马教皇乃屡遣教士东行，冀与蒙古人声气相通，以从事合作，扑灭回教。于时元人方务兼并回教诸国，故亦采远交近攻之策，务与基督教士交欢。吾人熟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之父与叔，即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与罗马教皇通使，以求其派遣教士东来着也。乃不幸道元稽迟，复值教皇更迭，故忽必烈请求教皇派遣百人，而教皇乃仅派二人，且未达中国，中道而返。其时复值蒙古戡定青海川藏，土番僧侣，声势大张，若辈挟佛教中小乘外道之旁支，别受聂思脱里教派（Nestorians）之影响，而今日风靡蒙藏之喇嘛教，于以创行。蒙古大汗忽必烈，乃转移其眷顾基督教之眼光，而别注目于喇嘛教。于是北方游牧驰突之民族，逐一变而为黄衣佛号气死奄奄之今日蒙古部落，实以是时种其因。吾人今日试游北方诸地，远及塞外盟旗，乃恍然于六七百年蒙古所留宗教信仰之遗迹，其支配北方种族生活之情形，盖若何强烈而有力，斯亦治元史者所当研究之鹄的耳。

元人南并中国之所留影响，为吾人研究元史之鹄的者，既大略如上述。至其西侵欧洲之关系，尤为蒙古史迹之价值所在。夫元人西侵之价值所在，则“东西交通”耳。原来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在历史上，曾有多次之机会，垂相接触，而终致参商不果。自纪元前三百二十六年，马其顿王亚力山大东侵，兵锋及于印度恒河，其于中国，未达仅一间耳。及汉武帝远通西域，而亚力山大王所建东方藩封，早归沦灭，东西交通，终不相值。汉武与亚力山大王之相距，仅二百七八十年，彼此参商，遂成永隔。甘英远使，已临西海，徒以安息欲擅互市之利，甘英见惑伪言，竟不西渡。按甘英所临之海，近人考证以为里海，独洪钧以为系波斯湾，见洪氏《元史译文证补，中国与欧洲之间》，遂终无直接通使之机会。由此因循，至于中古一二二九年以后，乃藉元人兵力，西达波兰奥斯马加，而后中西陆路之直接通使，乃告纪元。此即一部元史之极大价值所在，而亦即吾人所以戮力搜讨之鹄的。英国霍渥尔特氏（Herry H. Howorth）所著《蒙古史》（History of theMongols）第三卷之序言有曰：

The in vasion of Mongolsopened the various roads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closed, and brough tmen of allraces together, while one of the chief consequences of their invasion was thetransportation of whole peoples to and fro.

蒙古西侵，乃将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尽开辟之，而使一切民族种姓，聚首相见。西侵之主要关系，乃输送全部民族，使转徒交通。

法国马斯伯罗氏（Georges Maspero）所著《中国》（Ia Chine），书中第四章亦曰，

Ce furent les Mongols Quirappr ocherent la Chine de I'Europe. Maitres de Moscou etde kiev, ilsenvahissent la Pologne, en Hongrie, et auraient pousseplus avavtsilamortd'ogotain'etait venue sauver I'Europe.

惟蒙古人之力，乃使中国与欧洲互相接近。彼既为莫斯科与机洼之主人，乃更侵入波兰，直越奥匈国境。使非阿阔台之死，报拯免欧洲，或将更引其众前进耳。

吾人于此证知，蒙古西侵乃东西交通史中之一大事件。盖自蒙古西侵，而中西两方相互间，乃辟汉唐以来未有之新天地。彼元人虽铁骑驰突，未常具有传播文化之动机，而双方文化，终于不自觉间，赖以传播。且以亚洲有色人种，震轹西欧，亦为吾东方民族足以自豪之历史。盖自纪元四百四十年来匈奴亚提拉王（Attila）西侵罗马以后，又越八百余年，乃有蒙古酋巴都（Ba-tu）速不台（Subutai）等，继踵前烈。故治元史者，当视蒙古西侵为一主要大事。而吾人对于西侵之事略，与西侵诸役之本身价值，固当以中西交通一问题，为研究之焦点。

巴黎大学旧设《鞑靼史》讲座，当时法国史学界之主张，以为马可波罗之著游记，其关系之重大，不逊于哥伦布之西航美洲。有法国东方史家莱弥萨氏（Abel Remusat），曾将蒙古西侵之影响，列举多种如下。

（一）关于宗教传布方面者。

叙利亚之聂思脱里派（Nestorians）因蒙古西侵而传布于中国，当一二八〇年，罗马教皇使者抵中国时，已有聂思脱里派之寺院十二所。

元人名北京曰汗八里（Khanbaligh），当时汗八里之主教，曾将《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及《赞美圣》（Psalms）翻译为蒙古文。

喇嘛教之创兴，实于聂思脱里教派有所采取。又蒙古所行之畏吾儿（Ouigur）文字，亦由聂思脱里教徒，于叙利亚文字有所贡献，以造成蒙古通用之文字。

（二）关于物价介绍方面者。

蒙古曾传中国之罗盘指南针（Mariner's Compass）于欧洲。

自蒙古西侵，欧人乃识中国印度从古早用之火药（Gur-power）木版雕刻之印刷术，亦由蒙古自中国传入欧洲。

纸币（Paper-money）为中国早行这物，由蒙古之在波斯者，传入欧洲。游历家巴罢罗（Josaphat Barbaro）曾于一四五〇年，在（Azof）地方，遇一鞑靼人曾奉使中国者，呼纸币为Con nuova stampa，且告以在中国如何印刷发行之大状况。

纸牌（Palying Cards）作叶子戏之用者，原系木质镌花，于一一二〇年，自中国传入蒙古。而欧人最古所用之纸牌，名为（Jeu de tarots）者，其形式花样尺度数目，皆与中国同。

又算盘（Shan-pan or Arithmaticalmachine）乃计算之器，亦由蒙古西侵时，传入俄国与波兰。今俄波两国不识字之妇女，于计算时，尚通用之。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古人布算为筹，今用算盘，以木为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审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辍耕录》，有走盘珠定盘珠之喻，则元代已有之矣。

莱弥萨氏于列举以上诸事既竟，更为结论曰：“此交通乃将中古之黑云，一扫而净。屠杀之祸虽惨，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

其在物质文明方面之交通，除吾人上举之东方指南火药印刷纸币之传入欧洲而外，其西方传入东方之物，则火是也。按《元史》载阿里海牙攻樊城，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新法，命送军前，乃进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阳，一中谯楼，声如震雷，世所谓襄阳也。

《元史·工艺传》载云：“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发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匠于宗王阿不哥（按即伊儿汗之阿八哈，Abaka khan），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给以官舍，首造大，竖于五门前，帝命试之，各赐衣服。十一年，国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力。”又云：“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亦思马因相地势。置于城东南隅，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

吾人自中国史籍所得，惟阿老瓦丁及亦思马因二人而已，然自西方史籍中征之，则尚有多人。马可波罗游记自云，元兵攻襄阳时，身预其列，其父曾献法，遂破其城。是马可波罗之父，亦为献之一人矣。

《伊儿汗国史》载云：“蒙古大汗征大马色城（Damascus）之三手，攻襄阳，一曰阿伯八克（Ababack），一曰伊伯拉希（Iblash），一曰马合摩德。”（Mohammed）时为西历一二七二年云。

吾人观于中西史籍所载攻襄阳手之名，彼此歧出，颇滋惶惑。近人张星烺考证《中国史书上之马可波罗》曰：“元史所纪襄阳之役，无马可波罗之名，或当时献者多人，而史官仅择亦思马因一人之名，余皆从略也。成宗时，史官进世祖实录，帝阅之，斥曰，亦思马因一手，事何足纪。由此观之，即亦思马因一人之名，得遗留后世，亦云幸矣。”

抑吾人于以上所举诸事物之外，犹有可补充之数事，甚为重要者。

其一，则中国农产工艺品之再入欧洲也。当中国汉代西方罗马之时，亦常有中国所产丝茶诸物，由安息（Parthes）之转运居奇，流入欧洲。于时罗马人颇不能明晓其来源，而漫呼其产地曰（Seres），斯盖中国之一别名也。厥后西方罗马衰亡，中国亦遭晋唐之乱，交通中绝，而中国农产工艺品之不见于欧洲者，盖八九百年。至元人西侵，而后久睽隔于欧人这眼之品物，若丝与茶，及两宋以来范制颇精之瓷器，复随元人马首，而再入欧洲。

其二，则回教徒天文历法知识之传入中国也。吾人读《元史》，每见当时宗教徒有所谓“木速儿蛮”者，即今日欧人通常习呼回教徒之名曰（Musulman）是也。今据欧洲之蒙古史学专家所考见，以为元人西侵波斯，攻破报达（Bagdad），曾传阿拉伯回教徒之天文知识于中国（Howorth氏《蒙古史》）。按波斯阿拉伯向为天文历算诸学发达之地，报达一城，为回教徒声教文物之中心者，凡六七百年，一旦为元人所蟠据，其天文知识之因交通而传入中国，乃事势之所许。今试以此说，考之中国史籍，亦不为无征。柯劭忞《新元史》卷三十四《历志》云：“耶律楚材常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又作麻答历，今不传。”又云：“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札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帝稍采用之。其法为默特纳国王马哈麻所造。历元起西域阿剌必年，即隋开皇已未。”又云：“十三年平宋，世祖诏许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历，率南北日官陈鼎臣、郑元麟、毛鹏翼、刘巨源、王素、岳铉、高敬等，分掌测验推步。十七年新历成，赐名《授时历》。”又柯书卷四十一《天文志》云：“郭守敬创制诸仪表，台官遵用百年，测验之精，远逾前代。”就以上诸说而观之，元代律历知识，本有外来之影响。郭守敬之《授时历》，是否曾受回回历之影响，《元史》实无明文。假令实有得于西域之历法，而国人结习，每项以由外夷求得之知识为耻，史官亦必讳言。吾意以为元代历法之精，乃史家所公认，然斯学何以于短期之内，骤跻精深，跨越前代，必有其致此之原因。则郭守敬《授时历》之曾有外来影响，乃理之所必有。然魏源《元史新编》卷六十四《历志》云：“有元一代制度，莫善于历，历出于郭守敬，全凭实测，不事虚算，故西法未至以前，惟《授时历》为无弊。”魏氏之所谓西法，即明季以来南怀仁汤若望之西法。彼盖认郭守敬历法之毫无西方影响，不知回回历法，早入中国，而郭守敬王恂诸氏之骤精历学，必有其原因也。按史载世祖曾令立回回钦天监回回国子学，亦足为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七，有“回回算术”一则云：“《明史》载回回历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宫十二，每宫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时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戴东原曰，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是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万万乘三十一。满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书法，明季西洋人第谷，测春分时刻，定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纳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纳四十九秒，共二万九百二十五秒，是为八万六千四百分日之二万九百二十五也。以万万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乃知第谷所定岁实，虽云测验得之，实暗用回回法耳。”按阿拉伯历算之精，世所共晓，此所云回回历法，在元代已传入于中国，明代历法，特因回回旧法，更为推步，固非特创也。

今更就柯氏《新元史》诸列传中考之，则当制定《授时历》时，与郭守敬先后同时而深于数理历学之人数甚多，试为简举如下。

郭守敬，顺德邢台人，造《授时历》，作简仪，仰仪，正方案，景符，窥兀诸器。

李治，真定藳城人，著《测海圆镜》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

朱世杰，文都人，著《四元玉鉴》三卷。

杨恭懿，奉元高陵人，同修《授时历》，著《历议》。

王恂，中山唐县人，同修《授时历》。

齐履谦，大名人，著《至晷景考》二卷，《经串演操》八卷。

以上诸人，专精数理历象之学，吾固不能武断其皆受外来学术之影响。至少其中若干，必为吾国原有之学术传授。然吾人固熟知，回回历法，在太祖成吉思汗时，已为耶律楚材所推许，且亦为世祖忽必烈所采用，则以上所举诸人，又生太祖后多年，当时学术讲求，必曾有所灌输探讨，以为比较参合之资。且所举诸人，皆出北方，吾人考宋末元初，声教文物，皆在江淮一带，南方研求学术之盛，远过北方，何以上举诸数理历象专家，皆属北方人士？岂非因回教徒天算历法之学，由蒙古西侵而得传于中国，北方人士，以地近故，其得风气较先，资参考较易，故河朔之士，乃多以专家名。此虽不得为定说，且无确证，固亦不失为吾人读元史时一有趣味之假设。

西侵所兼并臣服之国至多，其在中亚一带，部落错综，犬牙杂处，铁骑一临，尽归澌灭。至远西诸国，或在里海南北，或在波斯湾附近，其更远者，则在黑海一带，尽为蒙古势力所及之地。吾人于此，固可比合中西史籍所纪，以图表明之。兹就柯书《西域传》中列有专传者，为造一简明表于下。按表中所载中国译名，悉本柯书。欧语译名，悉本Howorth氏《蒙古史》。

附注：表中土耳其及印度，系战胜而未征服之国。

因西侵而扩大版图，因扩大版图而中西交通，乃必至之势也。按《元史·成吉思汗本纪》云：“成吉思汗病革，语诸子曰，我为汝槽创业，自彼至此，皆有一岁程。”可知当时版图之广大。然自成吉思汗死后，其孙巴都（Batukhan）旭烈兀（Hulagukhan）再事西侵，一则深入俄国波兰，建国都于萨莱城（Sarai）。一则摧灭波斯全境，改建汗国。自此而国境之广大辽远，较太祖生时，更增数倍。疆域既极辽阔，则交通益感困难，于是乃兴驿站以为补救方法。自驿站既兴，而东西交通，遂多利便。按《旧元史·朮赤传》云：“朮赤，太祖长子也。国初以亲王分封西北，其地极远，去京师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夫在太祖时，自东至西需一岁程者，今太宗以来，幅员益广，而由俄境萨莱城至北京，仅需二百余日，此则兴驿站之明效也。

故论东西交通而着眼于元代之驿站制度，实为最切要之一点。当时西行之道有二，其一，由天山南路，经中亚，越波斯阿拉伯以达欧洲，是曰“南道”。其一，由天山北路，经西比利亚之南，以入俄境，是曰“北道”。考驿站制度之创始，盖在太宗阿阔台时代。“太宗虑奉使者，率经民地，既稽时，复扰民，欲令各千户分出夫马，定立驿站，非急务，均须乘驿马，勿得经民地。商诸察哈台，察哈台善之。允于所辖境内置驿，东接太宗所置者，西接巴都所置者，太宗于是以此意布告诸王驸马等，皆以为便，始置守驿等户，命人整治所排驿站，站各设夫二十，内铺马与使者廪，饩羊马及车牛，均著为令，有阙者，没其家财之半。”以上固中国史籍中之元代驿站制度。吾人须知，自有此驿站制度，商贩互市，行旅无阻，中西交通，乃得开从古未有之局面。故太宗阿阔台自言，即位后有四功四过，所谓四功者，即“灭金”“立驿站”“设诸路探马赤”“无水处使百姓凿井”是也。于此吾人知驿站制度之在当时，其重要为何如。元代驿站制度、可考《元史》及《马可波罗游记》之纪驿站一章。

蒙古西侵，凡三大役，其用兵之目的不同，所扩大疆土亦异，治元史者，所当分别论列者也，今亦列表明之。

以上西侵三大役，其第三役旭烈兀西征在中亚及亚洲西部所发生之影响尤巨，且尤能令吾人惊愕震叹。盖此役之结果，乃回耶两宗教在亚洲盛衰之一关键。自有此役，而后“天方衰息，天主东行。”故欧洲之东方史家，其于此役，尤感趣味。盖波斯阿拉伯之地，自谟罕默德（Mohammed）生于陈宣帝太建三年五七一年，至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年，遂宣布纪元，为回教主。其后子孙世袭，势力益张。六七五年，西侵欧洲，乃兵锋达于西班牙。至七八七年，而国境西至地中海，东至印度河，一一八七年，取耶路撒冷，逐天主教徒。至是而欧亚之间，回耶之争，几无宁岁。十字军屡起屡蹶，欧洲帝王诸侯，疲竭精力以事此，而终于无济。其酋据有报达，号为回教主，曰哈里发Khalifa或译加利弗，与罗马之天主教皇，俨然东西对峙。吾人试一稽考，东西史籍所载，当时报达城中文物礼俗之盛，与哈里发之尊崇富厚，盖可想见。欧洲耶教帝王，痛心切齿，无可奈何。今何幸蒙古旭烈兀挟其游牧人种之蛮力，一旦风驰电扫，迳将此回教中心之圣地，以马蹄躏平之，回教徒悉膏锋刃，余亦逃散四方，数百年绵延不绝之哈里发传统大位，一旦中绝，中亚回教之焰，忽焉衰熄，而后天主旧教，乃得乘隙东行，旭烈兀诸子孙，亦多受洗礼遵奉耶教。吾人试思，此一役在中亚之影响为何如。斯固欧洲耶教帝王所以抚掌快心，必欲与蒙古通使修好，而欧洲东方史家，所以述伊儿汗国史，与旭烈兀攻报达一役，遂不禁眉飞色舞耳。

今为使吾书条理清疏，便于读者计，凡旭烈兀攻报达之事实，特自柯氏《新元史》之《旭烈兀传》《报达传》中，分年撮举之。

此末代被杀之哈里发，其名曰木司塔辛（Mostassim），《元史》称其“嗜音乐，常患头痛，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弦，听之病顿愈”者也。自为蒙古所屠杀，而报达城中回教之正统遂绝。且蒙古攻报达之役，尚有一琐事，足以觇知中亚人民对于此报达一圣地之迷信，其程度为何若。换言之，即回教在中亚之威燄为何若。当旭烈兀迟回未决进攻之时，宪宗遣一星者来，其名曰洼杀哀丁（Husam ut din），旭烈兀令决之，星者卜云不吉，若攻报达，必有六凶，（一）马亡，士卒疠疫，（二）日不出，（三）雨不降，（四）风霾地震，（五）草树不生，（六）国君死。按此六条，本于Howorth氏《蒙古史》，洪钧柯劭忞均作日不出、雨不降、士马亡、年岁荒、风雾地震、国有大丧，与此小异。及报达下后，以星者言不验，遂杀之。此虽历史中一趣闻琐事，亦足见报达一城之尊严神秘，使人迷信畏惧，至于如此。苟非以旭烈兀之游牧野族，溃决藩篱，不为传说迷信所动者，正恐未易将此数百年宗教之根株势焰，一旦扑灭也。

旭烈兀自灭报达后，即于其地，建伊儿汗国（Il Khanate）与奇卜察克汗国（Kipchak Khanate），察哈台汗国（Jagatai Khanate），并称为西北三大藩。然在此三藩之中，唯伊儿汗与回耶两教之势力消长问题，其关系最大。故治伊儿汗国史，即无异治中亚回耶两宗教之消长史也。又伊儿汗国，辖有波斯全境，其西取道阿拉伯，可通非洲，其西北取道叙利亚，可通欧洲。故旭烈兀诸子孙践汗位者，与欧非两洲之交涉为最多。其间且有欧亚通婚之故事。又其诸子孙之曾奉耶教者，亦代有其人。故治伊儿汗国史，即无异治是时之东西交通史也。今试列表明之。

就上表观之，则伊儿汗国与欧洲之关系，较其他诸汗国为独深，盖瞭然非诬。故曰，治伊儿汗国史，即无异治当时东西交通史，及治中亚耶回两宗教势力消长史，斯言盖非过论。即以右表中诸史迹论之，阿八哈汗娶东罗马王密哈哀儿巴里洛克（mi-chael Palaeologus译名，据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之女马利亚（Maria），人称脱司配那哈敦（Groat despina khatun）。其孙合尔班答汗，亦娶东罗马王安铎鲁尼克司（michaelAndronicus名亦据洪钧译）之女，亦名马利亚，人称小脱司配那哈敦。按Howartha《蒙古史》谓安铎鲁尼克司以其姊妹马利亚为合尔班答妻，洪柯二氏均作其女，似有误。此等“亚欧通婚”“黄白通婚”“回耶通婚”之故事，实足令吾人读中古东西交通史时，发生无限之兴味。又合赞汗曾娶小阿昧尼亚王森巴德（Sampad）之女为妻，而森巴德亦以一蒙古公主为次妻。如此史迹，吾人翻遍二十四史，仅于《元史》中得见之，且仅于诸汗国中之伊儿汗国得见之。吾故曰，治伊儿汗国史，即无异治东西交通史。

复次，吾人所由感兴味者，非仅伊儿汗之东西通婚而已，其尤有趣味者，则诸汗与欧洲帝王通书报聘之史迹是也。伊儿汗国中历代诸汗，与西欧通使之事甚多。其书函至今尚存，而史迹最可注目者，莫若前之阿鲁浑汗，与后之合尔班答汗。今撮举之。以下所举并见Howorth《蒙古史》。

阿鲁浑曾两次通使于西欧帝王，其第一次，系致书于罗马教皇哈奴留司第四（Pope Honrius IV）。其书之拉丁文译稿，今尚保存，惟其拉丁文极拙劣鄙晦，似当时译者，于蒙古原书语意，未能明了。书中所纪年月为一二八五年五月十八日。书意大约望与西欧基督教人，提携合力，同攻埃及回教。且自言其祖母及母，均为基督教徒。其祖旭烈兀及父阿八哈，皆礼敬基督教人。彼自身亦颇崇耶教。今望相约合作，及表其敬睦之意，故以宝衣一袭，名香若干，贡奉长老，云云。

其第二次，系致书于罗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Pope NicolasIV），及英王爱德华第一（EdwardI）、法王菲力（Phlippele Bel）。其致法王菲力之书，今尚保存于巴黎古今文牍官库，时在一二八九年五月，书为棉纸，作卷筒形，长六尺五寸，宽一尺，字凡三十四行，黑色，硃印一，连印三处，印形正方，宽长各五寸，印文共六字，系汉文。使者名布司路喀雷Buscarel de gisulf，蒙古原书作muskaril，为意大利之几奴亚人（Genoa）。此书之法文译稿，有二种，一为莱弥萨（Remusat）所译，一为希米特（Schmidt）所译。此书文义，较其他蒙古文字为简单晓畅，今按希米特氏译文如下，译文据傅运森君《元西域宗王致法兰西王书考》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三号，惟余参酌Howorth《蒙古史》，于傅君原译之外，略有增加字句之处。

蒙古阿鲁浑汗致法兰西王美好腓力书（译文）：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阿鲁浑汗，致书于法兰西王。贵国使臣巴什麻（BarSevma Sakhora）聂斯脱里教徒，即景教徒，驻回鹘地，管理鞑靼教民之主教 至，据云，伊儿汗出兵，以趋埃及时，汝即派兵接应，有志如是，深堪嘉尚。余虔信天气，将于豹儿年冬季十二月即一二九一年一月 出师，于春季第一月，驻兵大马色（Damas-cus）汝如预定时地，践约出师，大福荫护助里，耶路撒冷（Jerusalem）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则会军之时地无定，吾人之行动不一，则无利益之可言矣。我曾遣使告汝，可派遣娴习各方言语之使臣来此，且将法国出产各种采色之图像，及希有之物品，馈我为礼，然非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不可。吾使名蒙喀里尔，即布司喀雷、蒙古原名作Muskaril并以奉闻。

牛儿年夏季第一月，刚达郎（kundulen）写来。即一二八九年

以上之书吾人苟就其辞意，一加审察之，因知彼蒙古之通使欧西，其目的在政治，在自身利益即扑灭埃及，而欧洲教皇帝王之通蒙古，则其目的在宗教，在崇耶攻回。双方目的不同，所怀各异，故虽竭力联欢，而于事终无济也。此虽寥寥短书，而吾人可以考见当时欧亚间之情状焉。

合尔班答亦曾通使于罗马教皇，及英法诸国王。其致法王菲力（即Philippele Bel，1268—1317）之书，今将保存于巴黎藏书库。其所遣使臣，名图们（Tumen）。按书角今附有意大利文之译文，使者名tumen，意译作tomast，于一三零七年七月九日至英国。时适英王爱德华第一（EdwardI）逝世，嗣王爱德华第二，乃于是年十月十六日覆书。其书之首，称曰：“至尊贵显赫之鞑靼国王鄂尔介都殿下。”（To the most excellent Lord prince Dolgieto，illustriousKing of the tartars）按合尔班答，一名鄂尔介都，书尚保存。又谒教皇克利门第五（popeClement V）于罗马。时为一三零八年三月一日，教皇亦有覆书。当时双方所通书使，各以敬奉上帝，共敦睦谊为言。其致法王菲力一书，今尚保存者，尤足供考古之资。

合尔班答致法王之书，乃其初即位时告即位时者也。合儿班答幼奉耶教，名尼古拉司，后改奉回教，属于十叶派，同教人以合达班答呼之。合达班答者，犹言上帝奴仆也。与十叶派反对之素尼派人，则以合儿班答呼之。合儿班答者，犹言驴夫也。惟敕令书牍，多自称鄂尔介都汗或译为乌勒载图，乃吉祥及富有之义。因生里久旱适雨，故以为名。其致法王腓力之书，译文如下，译文亦据传运森君《元西域宗王致法兰西王书考》。

蒙古鄂尔介都汗告即位于法兰西王美好腓力书（译文）

鄂尔介都皇帝，致书于法兰西王。昔者佛兰克各王，皆与皇曾祖考谓旭烈兀皇祖考阿八哈皇考阿鲁浑皇兄合赞相友善，道路虽遥，彼此曾遣使持国书礼物相赠，汝当忆之。今者大福荫护里，身登大宝，亟欲继皇祖考皇考皇兄之志，准其绳墨，守其约法，以治天下。吾与若辈，情如手足，前因奸徒播弄，以致失和，然余甚以增进两国睦谊为念也。贴木儿可汗，托克托汗，察八尔，笃哇，均为成吉思汗后裔，前因不睦，致有四十五年之战争，大福荫护里，现复和好如初，自中国日出地，至他拉湖畔之民族，复相交通，吾辈相约，苟有离心离德者，当共击之，余爱和平如是，安能忘皇祖考皇考皇兄与汝之交谊乎。因派遣玛玛拉克（MarMalak）及图们（Tumen）二使臣，通音问。余闻汝辈佛兰克王，甚相亲睦，甚为得计。天气助里，敢有扰乱汝国和局者，汝辈讨之，敢有扰乱吾国和局者，吾辈讨之，有志如是，天气鉴临。

蛇儿年孟夏月八日，雅理酉写来（一三零五年）

合尔班答致法王之书，其形式与阿鲁浑之书略同。书为棉花纸，作捲筒式，长九尺，宽一尺八寸，字系畏吾儿文，共四十二行，中逢汗名，皆抬头另行写，硃印共五方，印文系汉文，全书边缘及空白处甚多，两旁边缘及背面，有细字密书之意大利文译文。此书据莱弥萨氏考证，以其边缘广而空白多，全书尺度，较阿鲁浑之书为阔大，用硃印又甚夥，故断定其典制似较隆重。阿鲁浑玺文六字，曰辅国安民之宝。合儿班答玺文十字，曰真命皇帝天顺万年之宝。

要之，治伊儿汗国史，其趣味极丰富，以其东西交通之关系独多也。诸汗中崇奉耶教者，颇有其人，而阿八哈汗则确曾出兵攻埃及，与回教王比拔尔斯（Bibars）相持，以为西欧十字军之声援，故尤令研究史迹者发生兴味。复次，则西北三大藩之中，独伊儿汗国之声教文物，远出彼二国之上。史称阿八哈汗时，其臣纳昔儿哀丁通天文历算，又有曰只马拉丁牙库特者，通舆地之学，曰阿白图而谟爱明者，通乐律之学。史又稍合赞汗锐意政事，常观天方台仪器，因亦建台于塔伯利资（Tabriz），自运巧思，创新器。又首出之元史家拉施特哀丁（Rashid ut din）亦生于伊儿汗国，其所著《史篇》，允为欧洲蒙古史学取材之总源。故其文化既有足称，而于西欧历史知识，关系尤大。其在中国方面，史称世祖时，工师艺人，多出体格力斯河（Tigris）之上，天文及物理学家，多出塔伯利资城柯书作台白利司。是皆伊儿汗国封地，吾人于此，可想像其时报达与塔伯利资城，皆为中亚文化中心，伊儿汗国实位于中部，为中国及西欧双方之文化转输机关。而其本身所具之历史政术，物质科学，亦复东西分流，而泽及双方也。

复次，吾人固言旭烈兀戡定报达，自建伊儿汗国之结果，乃“天方衰熄，天主东行”也。此项结果，乃不幸中道变易。伊儿汗国于数代之后，终因其地为回教中心所在，潜伏之根株未除，人心萌动，影响政治，以致篡弑频仍，扰攘不安。合赞汗既即位，深悟其故，乃不得不将其祖父亲手剪除之回教，宣告恢复。且身奉回教，以定国是。自此而后，伊儿汗仍为回教之国。试就左列表观之。

观上表，而知当时中亚回耶两教势力消长之情形，且知合赞汗之毅然恢复回教，乃伊儿汗国史上之一大事。柯劭忞氏《新元史》论之曰，“旭烈兀屠报达，划天方祖国，然其曾孙合赞，卒奉麻罕默德之教，何则？从其国俗，则上下相安。自阿八哈以来，篡夺频仍，至合赞而乱始定，以民心之归附也。君子易政而不易教，有以夫。”其言盖亦近理。

其次，西北三在藩之中，与西欧颇有交通者，为奇卜察克汗国（KipchakKhanate）。奇卜察克汗位于西北伯亚俄境，其都临窝瓦河（volga），名曰萨莱城（Sarai）。自太祖子术赤（Juchi Khan）、太祖孙巴都（Batu Khan）、伯勒克（Bereke Khan）戡定全俄，遂建汗国。当时巴都建金顶行帐，其兄弟子孙，世袭汗位，故名曰“金帐汗”（Golden Horde）。其兄鄂尔达（Orda）之子孙，曰“白帐汗”（White Horde）。其弟昔班（Sheiban）之子孙，曰“蓝帐汗”（Blue Horde）。其蔓衍分合之史迹，欧洲之东方史家，多详考之。而俄国史家，以与其先世有关，故纪述尤详。当奇卜察克汗国初建时，威力震于全俄，俄国降王，并皆俯首受命，迫令入朝。故其东西交通之关系，虽不若伊儿汗国之频繁与重要，亦殊有足供研究者。吾人熟知，当俄罗斯被征服时，蒙古遇之，备极残虐酷毒，而百年以后，蒙古势衰，遂起逐之，而仍恢复其疆土，以建立今日俄国，其遭遇蒙古之祸，盖与吾国南宋败亡，朱明恢复，颇同一例。故吾人今日苟欲研究近代俄罗斯建国史，与西比利亚史，则吾人不能不研究元史学中之奇卜察克汗国史。

总之，元代西北三大藩之中，察哈台汗国在今新疆一带，其地势与西欧无关。故于东西交通一问题，无所贡献。余二者，如奇卜察克汗国，与伊儿汗国，一在俄境，一在波斯，其于东西交通并皆重要。故凡亚欧两方学者之研究中亚史、西比利亚史、回耶两教势力消长史、十字军史、中西交通史、现代俄国之先世建国史、基督教东行史、巴尔干半岛史、叙利亚史者，则必须从事研究奇卜察克汗与伊儿汗之历史也。读此书者须留意，吾所谓东西交通者，特泛指西欧诸国与蒙古之交通耳。实则元代版图辽阔，近接东欧，而蒙古大汗则先都和林（Karakorum），后都北京，其于欧洲，仍若风马牛不相及。彼欧人之通奇卜察克汗者，仅至俄境窝瓦河而止，通伊儿汗者，亦仅至波斯报达而止，终不足以云真正之东西交通也。然当时欧人之曾至和林或北京而面谒蒙古大汗者，亦颇有其人，举其著者，列表于下。按表中之中国译名，多本柯氏《新元史》。

就上表观之，则当时西欧人曾直达蒙古大汗之廷者，盖不为少。就中马可波罗居中国最久，其所作游记，最为治东西交通史者之瑰宝，人所熟知，无待深论。此外若勃莱奴喀皮尼，若鲁卜里克，若森巴德等，并皆留有旅行记录，可供研究当时状况。且当时蒙古大汗与西欧帝王所通书牍，至今多尚保存，其文字并可考见，尤足增人兴味。今试述其略。西方帝王教皇之尤热心通蒙古者，有二人，一为罗马教皇伊诺森特第四（Irnocent IV），一为法兰西王路易第九（Louis IX）。此二人并竭尽心力，派遣使者远行，冀联蒙古之力，以助十字军。伊诺森特第四，于一二四五年，在里昂开宗教会议（Council de Lyon），决派遣教士东行，所派教士，分属于二宗派。其名氏如下。

（一）多米尼派（Dominicains）

所派遣为安色仑姆（Anselm of Lambardy），西门（Simon de saint quentin），亚伯里克（Alberic），亚历山大（Alexandre）四教士。

四人行至中亚之花剌子模，遇蒙古大将贝住（Baichu），贝住令献金帛，皆无有，且适奉大汗命勿许通过，贝住将杀之，四人以诡辞获免。遂返欧，告教皇不能达，且上贝住致教皇之书。

（二）佛朗西斯派（Franciscains）

所派遣为勃莱奴喀皮尼（Plano Carpini）及其从者。

一二四五年登程，经机洼（Kiev），次年抵窝瓦河上之萨莱城（Sarai），见蒙古汗巴都。更由巴都送之抵和林，参预蒙古大汗定宗贵由（Kuyuck）之即位大礼。乃返欧，以蒙古大汗之答书上教皇，其书辞如下。

大汗致书教皇：

汝及一切西方基督教人民，欲与我和，遣使来书，汝果真欲平和，则汝教皇，及一切帝王郡司官吏，皆宜来此勿延，觐见世界之主，受其命令。汝谓将使我为基督教徒，我殊不解其故。汝甚讶怪我之屠杀基督教人民甚多，但彼辈何故违抗大汗之命令乎？凡对于违抗者皆歼除之，此乃理法之所许。汝敬拜上帝，轻视他族，以此自命为一己之专职。不知我亦敬拜上帝，此乃上帝之命令及其威力，令我将汝东西各邦全数毁灭也。

教皇伊诺森特第四，辛勤遣使之结果，所得者，不过此傲慢强横之一答复，其东方布教之热忱不免遭一挫折。更越三年一二四九，而法兰西王路易第九，复亲赴东方，经营十字军，遂再与蒙古通使二次。

法王路易第九，幼年即位，全国震服，其听明睿智，笃信宗教之令誉，至今犹在人口，所谓“圣路易”（Saint Louis）者是也。当一二四八年，路易亲赴东欧，以规划最后之十字军。其时东方有耶教僧侣，伪为蒙古大汗书，以致路易于行在。路易得书大喜，以为蒙古果诚意相提携也，遂遣基督教教士隆俱梅耳（Andre de Linjumel）东行，以约翰喀葛桑（John ofCarcassonne）副之。一二四九年，抵和林，适蒙古定宗死，皇后称制，国是未定，汗位尚虚。使者承法兰西国王之命，以十字架一具，红色寺院法衣一袭，耶稣圣迹图多幅，献于蒙古大汗，然终无所获。明年返欧，仅得蒙古大汗至简单之一覆书。其辞如下。

蒙古大汗致书法兰西国王

汝宜每年贡我以甚多之金银，则吾人可永敦友谊。若不愿从吾言，则我将悉屠杀汝之人民，如我向日对彼反抗我者之所为。

此强横而简短之书，既达于路易，而路易不为之沮丧，复有第二次之遣使。第二次之奉使者，为教士鲁卜里克氏（William Rubriquis），以一二五二年抵和林，奉路易致蒙古大汗书，及十字架圣迹图像等。归欧时，亦奉蒙古大汗书一通，致路易。其辞如下。

大汗谕汝法兰西国王路易及一切法国人民：

汝若愿服从，宜更遣专使来此，证明汝等臣服之意。倘汝轻藐吾命，不听劝告，妄挟信念，自恃山高而峻，海阔而深，敢于抗我，当知我固有力，能使极难之事，成为极易，且能使彼远隔之国，成为逼近，终无所逃。我之所能，汝当熟晓矣。

吾人试就以上三书观之按以上三书，并见法人maspero氏所著《中国》一书中之第四章“中国与西方之关系”，因译其大意，当然于蒙古之始终不识耶教为何物，而西方帝王，乃苦欲联欢，以为十字军之助，其宗教愚诚，盍亦不可及矣。自此以后，西方帝王，亦知联合蒙古，已成绝望，而直接遣使通书于蒙古大汗之事，亦以无济而作罢。然诸教士西归后，颇能将一身所历，以纪载传述出之，使东方情况，瞭然于西方人之耳目，而增进双方之谅解，则间接之效，亦不可没。以上所举陈，特其尤著者。至若东西道路既通，传道之僧侣，货殖之商人，轮蹄接跡，朝暮往来，彼无名之旅行家，当尤不可胜数。吾人征之西方纪载，若勃莱奴喀皮尼，鲁卜里克孟德高奴维诸人，归欧时俱有所论述。试举列其一二可考者于此。

（甲）蒙古人之西游欧洲者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北京之畏吾儿人（Ouigurs，一作回鹘）名玛巴琐马（Mar Bar Sauma）者，奉命为聂思脱里（Nestorians）大主教，游历欧洲之罗马及英法各国。其抵罗马时，为一二八八年四月，罗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Nicolas IV）亲出迎之，因上大汗致教皇书，教皇亦作覆书。其至伦敦巴黎，亦遍谒英法王侯。

巴黎有一鞑靼人即蒙古人，曾为法国王菲力（Philip le Bel）造一军中护首之铁胄。其胄制成后，颇坚美。当时鞑靼人领受此工作之文据，其亲书手迹，吾人试搜索法国自一二九六至一三零一之国库文据中，即可查得之。

顺帝（Togan Timur，即惠宗，元代最末之汗）至元二年，曾遣使谒罗马教皇伯奴亦特第十二（pope Benoit XⅡ），时为一三三六年。

（乙）欧洲人之东游蒙古者

一二九四年，孟德高奴维奉使至北京时已有耶教寺院十二所。又有一意大利拿波耳城（Naples）之佛朗西斯派教士为远东总主教（Archhishop）。继之者，乃一法兰人伯莱可尼色（Preconise），于一三零七年，为北京主教。伯氏原为巴黎大学神学科（Facultede theologie）之一教授。

鲁卜里克奉使所记云，有一巴黎金工，名曰威廉布歇（GuillaumeBoucher），曾居蒙古，为大汗制一钜大银质之树，其根有四银狮，每狮各有一管口，泻出牝马之乳以供饮。

又云，有一巴黎妇人，名曰帕格特（Paquette de Metz），为蒙古后妃房中侍女，其弟犹在巴黎大桥畔，设铁匠肆。

又云，有一英国人之子，名曰巴西尔（Basille），生于匈牙利，能操数国方言，为蒙古军中通译。

巴都汗西侵时，其第一次差遣往匈牙利之使者，亦一英国人，曾犯罪，由本国政府流配亚洲，乃投入蒙古军中服役者。

有一法国歌伶，名曰罗伯尔（Pobert），曾漂流行歌，至亚洲东部之中国各地，后复返欧洲，死于（Chartres）之天主教堂中。

鲁卜里克在蒙古所遇者，尚有一少年之法兰西人，乃法国北部卢昂城（Rouen）之居民，曾在伯格勒（Belgrade）为蒙古所俘。又所遇者，尚有俄人匈牙利人及弗来敏（Flemings）人。

勃莱奴喀皮尼奉使蒙古时，国于蒙古定宗廷中，遇一俄人，充译人职。

又勃莱奴喀皮尼自言，彼赴中国时，同行有伯莱斯拉夫（Breslaf）波兰（Ploand）奥斯马加（Austria）之商人。其由蒙古返欧，取道俄境，亦有几奴亚（Genoa）威尼斯（Venice）之商人同行。

自元初以降，直迄明清两代，东西交通之频繁，实远非汉晋唐宋以来旧观。而其在历史上辟此新天地者，实惟元初辟疆土，建汗国，有以致之。此则蒙古史迹之于近代中国，实有甚重要之影响已。自世祖厚遇西欧人士，而孟德高奴维马可波罗以后，数十年间，东游者之名，不绝于纪载。其最著者，若（Sir John Mandeville）若（Odoric of friuli）若（Pegoletti）若（William de Bouldeselle）等，皆曾西发欧土，东抵北京，居留或及十余年，或则老死中国，未能归骨，此皆利玛窦汤若望辈之先驱也。

因东西交通，所被于科学艺术之影响，尤难缕计。相传犹太人爱薛，于世祖时，曾传西域之医术于中国。此外近人尤有一较为新奇之说，盖谓元曲结构之严密，与唐宋以来之疏节阔目者大异，疑系马可波罗来中国时，曾挟希腊戏剧以俱来，故元曲大受影响。而归国时，复挟元曲以俱去，故西洋戏剧，亦为之蜕变云。此其为说，诚新奇可喜，然绝无确实可靠之证据。吾考元曲之重要作家，若关汉卿，若马致远东篱，若郑光祖德辉，若白朴仁甫，若王实甫，皆为领袖一代之人才。前四人，即世所谓齐名之关马郑白，若王实甫，则曾以《西厢记》著称，此五人之才艺及其作品，皆可代表元曲。而试一考其时代，则除马郑二人，时代略晚，似与马可波罗同时外，其他若关若王若白三人，皆金末之人，入元初已届中年，或竟为暮年，而其著名之作品，亦多为金末叶时所成，斯时马可波罗尚未入中国，则元曲受希腊戏剧影响之说，毋乃徒逞臆说，务为新奇，毫无实据之可言欤。元曲作家之时代，多不能确考，然关王白三人，皆确有可考者。试述之如下。关汉卿，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贡于乡。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云：“汉卿于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陶宗仪《辍耕录》谓“汉卿至中统初尚存”。似其为太医院尹，在元初而非在金末。明杨铁崖《元宫词》云，“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则汉卿于金末元初，皆从事制曲。然无论如何，汉卿由金入元，乃在中统时代，而马可波罗赴中国，则在至元十年，其时汉卿非老即死。苟云其所制曲，会受波罗影响，宁非伪言。王实甫，今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云：“实甫生年，固不后于汉卿，《西厢记》，或谓王作而关续之，或谓关作而王续之。然元人一剧，恒以数人合作，自不能以作者与续者，定时代之先后也。又汉卿有佳人拜月亭剧，实甫亦有佳人拜月亭剧，所谱乃金南迁时事，在宣宗贞祐之初，距金亡二十年，或二人均同及见此事，故各有此本欤。”又今人吴梅《顾曲麈谈》云：“王实甫其人，或称元人，或称金人，迄未有能确指者。余按实甫《丽春堂杂剧》，系谱金完颜某事，而剧末云，早先声把烟尘扫荡，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以颂金章宗作结，则斯剧之作，尚在金世，实甫盖亦由金入元者矣。”以此观之，则实甫汉卿，俱生金章宗之世。章宗薨之前二年，成吉思汗方践位。章宗薨之后五十余年，马可波罗方入中国。时代相越如此，而谓元曲曾有希腊影响，其谁能信之。

白仁甫，白仁甫名朴，于元遗山为通家侄，著《天籁阁集》，元王博文作序，谓“仁甫年甫七岁，遭壬辰之难”。又云：“中统初年，开府史公将以所业荐之于朝，再三逊谢，棲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按壬辰，蒙古军破汴，金主出奔，时为金哀宗天兴元年，时方七岁，则仁甫实生于哀宗正大三年丙戌，至世祖中统元年，已三十五岁。马可波罗入中国，在至元十年，于时仁甫已四十八岁矣。其年虽较汉卿实甫稍晚，然尚早于马可波罗远甚。若云其所作曾受波罗影响，此必无之事也。按吴仲伦刊《九金人集》，仁甫在内，是仁甫乃金人而非元人。就上举关王白三人之时代观之，而知元曲之与马可波罗，盖毫无关系。彼关王白三人，皆著述精美模范一代，为言曲者所宗，有如泰山北斗。而彼辈生年，及制曲之时期，并较马可波罗为早。

即郑光祖马致远之生年，虽不易确考，亦不过与马可波罗略想先后，其无关系，可断言也。

元曲之创始，实在金时，特至元代而其风益盛耳。今人研究中西交通者，好鹜新奇之说，不求确证，此亦一例也，故不可不为辨之。

此外吾人研究西域察哈台、奇卜察克及伊儿三汗国后，尚有一须加注意之事，即帖木儿汗国是也。帖木儿（Timur the great）生于元末明初，崛起西域，平定察哈台伊儿两汗国，侵略奇卜察克汗国，建国都于撒马尔干（Samarkand），其兵力所及，深入印度波斯诸地。暮年以二十万众，向中国而趋，中道病死，志未能遂。苟其不死，则中国或将第二闪被躏于蒙古马蹄之下，明之亡国，或不在崇祯，而永乐矣。吾人试思之，苟帖木儿之志获遂，则中国继续长埋于异族统治之状况中，回教之势力益盛，固有之文化益衰，满洲之兴否未可否。而近代中国之情势，必有所殊异于今日。故其中道而死，于中国之关系至大。且其所建帝国之广大幅员，亦既有成吉思汗以来之半，而回教之在印度，虽早植势力，亦赖彼有以扶掖增植之。斯盖蒙古种族将衰息以前，有此最后之一回光反照，其功绩之伟，影响之钜，不可忽也。

要而言之，治元史学之鹄的，亦既千端万绪，不能以一二语简括之。元人所发生之影响最大，所遗留之史迹最奇，则元史学之于中国史学界中实据有重要地位。其所研究之鹄的，略如下表。

复次，中国自黄帝建国以来，始终为汉人主权。至元代始完全屈服于外族，是乃东亚汉人与蒙古人两大种族间之势力消长问题，当与欧史中罗马衰亡，蛮夷代兴，同一事例。中国本部之人民，因被政府，而精神方面，蒙巨大之变化。其在欧亚两洲之间，亦于此时，肇始陆道之直接交通，遂渐开近代之局面。此皆吾人治元史时所不可忽及不能忘之事象。故元代之蒙古人，实为变更东亚状况，变更中国状况之原动力，东亚史中，当于此斩然作一断代之区别。盖自此以后，中古之黑云即消散，近代之生活遂开幕，事实如此，昭然可观。吾人明晓此理，而后了然于元史学之为学，其本身实具有可供研究之价值与鹄的，固非吾人好为偏嗜，好炫博洽，而漫投身于此类之搜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