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的文学视角

科举与文学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与隋唐至明清多数文学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几乎每位文学家的文集中都可以找到有关科举的内容，许多人将科举及第作为毕生的追求，具有浓得化不开的科第情结。对科名的向往、对科举的无奈和怨恨等情感往往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或者在作品的人物中寄托自己的期望、发泄自己的喜乐哀怒。无论是诗赋策论，还是戏曲小说，都有许多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部分，古代科举文献中有很大比例属于科举文学^[51]。举例来说，隋唐以后的古代文论，尤其是明清文论，离不开科举因素，如明代文论中有大量文论与八股文相关。有的学者认为，科举用书的出版是明代文学选本繁荣的原因之一，科举还影响到明代文学理论，突出表现在评点批评方面，而明代文学流派众多，也与科举风尚相互影响^[52]。因此，科举文学已成为科举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虽然汇聚成“学”只是近十来年来的事，即其研究历史却有上千年之久。科举学是科举时代的固有词汇，古代“科举学”即“科举之学”，通常指的是如何考中的学业或学问，即应举之学或应试之学；当代的“科举学”指的是研究中国及东亚国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学科或学问，是类似于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的一门专学。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它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

从文学视角研究科举与从科举角度研究文学，都会有新的收获。研究科举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了解，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是一个宽广的研究领域，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反之，大量反映科举活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个案人物的科举经历和体验的细节，有助于重构科举场景，还原科举情景，有助于加深对科举的认识，研究科举文学为今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举制提供生动而具体的资料，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容，拓展科举学的空间。因此，我们既可以从科举进入文学研究，也可以从文学进入科举研究。

2005年以来，中国每年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都有30多部，发表科举研究论文400篇以上，毕业答辩的以科举研究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10篇左右，硕士学位论文30余篇，成果相当丰富，其中有相当比例是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的成果。自2005年中国科举百年祭之后，我认为新世纪中国科举学正在进行的有六大工程：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研究员主持的《清史·科举志》、教育部考试中心杨学为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科举图录》、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主编的《科举学丛书》（包含科举学译著）、天一阁整理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这些工作量巨大的计划都已启动或获得进展，陆续完成后，必将大大促进中国的科举学研究，推动科举学成为21世纪的显学^[53]。21世纪的科举学的波澜起伏，可能堪与20世纪的红学相比。

现有的科举研究论著不可谓不多，海内外用各种文字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约有400部左右，专文约有8000篇以上，但还是与科举本身的重要性和资料的广博性不相称，还有许多空白领域尚待填补，还有大量的文献和数据从未被利用过。举例来说，仅从历史上著名文学家的科举生涯和科举观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几千篇的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的论文如《陈亮与科举》、《吴敬梓的科举观》之类的虽也不少，但只占著名科举人物总数的很小部分。当改变过去片面的科举认识以后，科举文献中有许多是可以变废为宝的部分。例如，流传下来的八股文，大部分仍处于原生态，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脱掉了“科举很坏”的有色眼镜，可以看到科举文学其实不全是灰黑色，而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和学术领域。例如，若不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去解读，通读《儒林外史》全书之后，可以看出，该书并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完全否定科举制度，吴敬梓在书中批判一些应试现象，也讽刺了一些死读八股的儒生，但该书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对整个科举制度并没有持否定态度，并不是一部分反科举的文学作品，最后一回“幽榜”的内容实际上是《儒林外史》的有机构成部分，不应该人为将其强行删去^[54]。又如，如果跳脱出单一的科举批判思维，不再将参加科举视为坏的举动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反思，《红楼梦》中贾宝玉最后参加乡试中举，其实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结果，而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文学作品中很自然的一个结局，与前八十回不见得有什么根本的矛盾。贾宝玉中举后再出家，是不是比单纯出家具有更深刻的意义？相信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面对同样的文学作品，一旦转换一种视角和眼光来观察，往往可能发现许多新的东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举文学研究的深入，中国文学史也需要再度重写。

在研究科举学的成果和学者中，历史学、文学、教育学是最多的三个方面军，文学方面的科举研究已成为科举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成果层出不穷，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试帖诗以外，还关注科举制与《文选》学，与唐代进士行卷、与唐诗及唐宋传奇、与唐宋的韵图、与唐宋律赋、与元曲、与明清小说都有密切的关系，还有大量的关于某一文学家的科举生涯、某一文学群体的科举生活与心态、某一文学作品与科举的关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结、举子与青楼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现。至于对吴敬梓《儒林外史》、蒲松龄《聊斋志异》等与科举的关系，更是发表了许多论文。而科举成语与科举故事、废科举后重分科教育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科举文学的现代版本、当代的传统戏剧和电视连续剧中的科举，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韩国与越南历史上的科举文学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注释】

[1]刘海峰：《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2～15页。还有一些学者使用过科举文学的概念，如姜伯勤将敦煌社会史料中与科举制相关的资料分为科举制制度史料、科举制风俗文献、科举教育史料、“进士文学”或“科举文学史料”，见姜伯勤：《敦煌文书的社会功能——兼文化敦煌写本中的社会史料》，《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八《选举考》五《科制》五。

[4]李炳赫：《韩国科文研究》，（韩国）《东洋学》第16辑，1986年。

[5]邝健行：《科举考试文体论稿：律赋下八股文》，台北：台湾书店，1999年，前言。

[6]W.E.Macklin，The Triennial Examinations in China.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Vol.2，1903，pp.372～375.

[7]《通典》卷一七《科举》五《杂议论》中薛谦光疏。

[8]《白居易集》卷六五《策林》六八《议文章》。

[9]《刘蜕集》卷四《献南海崔尚书书》、卷五《与韦员外书》。

[10]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11]《毗陵集》卷一三《赵郡李公中集序》。

[12]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73～202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二。

[14]《续资治通鉴》卷五○《宋纪》。

[15]王恽：《秋涧集》卷八六《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

[16]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7月，第177～180页。

[17]H.A.Giles，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London，1882，p.255～256.

[18]《唐会要》卷六九《县令》天宝九载条。

[19]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功能》，《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0]刘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1期。

[21]陈伯海：《清人选唐试帖诗概说》，《科举学论丛》2008年第一辑，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6月，27页。

[22]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3页。

[23]吴承学：《策问与对策——对一种考试文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新国学》第Ⅰ卷，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92～111页。

[24]《文心雕龙》第24《议对》。

[25]黄强、孙书平：《宋代“论学”渊源迷略》，《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6期。

[26]刘海峰：《唐代的博学宏词科》，《文史知识》1990年2期。

[27]《续资治通鉴》卷四六宋仁宗庆历四年。

[28]《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

[29]《苏轼文集》卷九《拟进士对御试策》。

[30]戴丽霜认为：北宋以直言议论为文化精神，知识阶层又兼具经术、文章、政事等物质，社会形态又偏向通经致用、理性分析，凡此种种，都显示除了官场奏议之外，经术之士发挥儒学义理及经世治国大道理的方式，以策论一类文体最适宜。见戴丽霜：《北宋科举与之文学研究》，《岭东学报》1997年2月，332页。

[31]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174页。

[32]陈选公：《“状元策”论略——“官人文学”研究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6期。

[33]刘海峰：《八股文为什么沿用了五百余年——略谈八股文在当时的功用》，《文史知识》1989年第2期。

[34]丁心斋：《科名金针》“炼字诀”，光绪二十五年（1899）版，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本。

[35]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387、389页。

[36]刘海峰：《八股文百年祭》，《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37]萧源锦：《状元史话》，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343～344页。该书355～366页《古代小说、戏曲、弹词中状元一览表》，列出了宋至清代65部以状元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为研究科举文学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38]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为这类以“始乱终弃”或“及第变心”为主要情节的作品的始作俑者。该传奇写张生出游，在普救寺与寄寓此寺的崔莺莺相遇，通过红娘的穿针引线，终在西厢私会。后张生赴举，莺莺终被遗弃。

[39]李子广：《科举与古代文学》，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年，313～318页。

[40]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41]《金圣叹全集》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17页。

[42]卢庆滨：《八股文与金圣叹之小说戏曲批评》，《汉学研究》第6卷1卷，1988年6月。

[43]王政尧：《试论清代状元与状元戏》，《沮史论从》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354～368页。

[44]毛佩琦：《中国状元大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68～671页。

[45]Allan Barr，Pu Songling and the Qing Examination System，Late Imperial China，Vol.7，No1，June 1986，pp.87～ 111.

[46]沈金浩：《论“三言”“二拍”的科举观与门第观》，《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4期。

[47]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453页。

[48]孙开键、李红利：《才子救佳人：中国的考试英雄》，《教育与教试》2007年6期。

[49]陶慕宁：《中国古典小说中“进士与妓女”的母题之滥觞及其流变》，《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1期。

[50]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25～231页。

[51]最近已有学者提出建立“科举文献学”，见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绪言1～5页。

[52]王建：《试论以选文为中心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53]刘海峰：《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54]刘海频：《<儒林外史>呈现的科举活动与科举观》，《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