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一、原作取向型

原作取向型的翻译文体学研究主要包括两类：第一，从语文修辞角度探讨译文与原作在语文上的对应关系，代表人物如泰勒等。第二，从语言学角度探讨译文与原作在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代表人物如奈达等。

泰勒早在18世纪末就明确提出，好的译文“写作文体和风格应当与原作的特点相同”，并且“译文应当具有原作的自如”。这里所说的文体和风格主要指原作的语文和修辞，也就是说，译文应当以源文本的语文和修辞为核心。泰勒指出，好的译者应当发现原作者文体的真正特点，确认其属于哪一类别，是严肃体、高尚体、随意体、活泼体、华丽体还是简单体，并将原作的这些特点在译文中加以明确体现。可见，泰勒所讨论的“文体”实际上是“语体”问题，即语言的正式程度。奈达指出，翻译的本质是“在接受语中重新创造源语言信息最贴近、最自然的对应项，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他们所说的文体不仅包括：①文体类型，如诗歌、散文等形式；②文本类型或写作修辞模式，如叙述体、说明体、论说体等；③语体，如《圣经·马可福音》的轻快活泼体、《圣经·路加福音》的优雅体等；④修辞，如诙谐双关语等。

二、译作取向型

译作取向型的翻译文体学研究主要包括两类：第一，叙事学视角的文体翻译研究，代表研究如海曼斯（1996，2002）等；第二，语言学视角的文体翻译研究，代表人物如贝克（2000）等。海曼斯提出，翻译叙事话语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声音不止一种，其话语呈现方式也不止一种，他将叙事话语中包含的“第二位”声音称为译者的声音，以此作为译者话语呈现的表征。海曼斯指出，译作当中译者异质声音的痕迹随处可寻，译作决非是对原作的透明再现，而是具有多重、分散、混杂和复调性质的双重文本，旁注、脚注、括号说明以及序言等准文本形式无不表明两种不协调的声音共存于译作中，因此以“透明”来评价译作有些过于简单。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翻译策略及翻译的社会表现形式探讨译者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从语言外部来观察翻译整体表现出的特征。

从叙事学视角考察了译者的话语呈现方式，探讨了译者的选择会对叙事结构的转换产生何种影响。Millán-Varela（2004）利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话语混杂等概念集中关注了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加利西亚语翻译，讨论了译者的声音是如何与源文本中其他声音相互作用，以及译者的声音有何种塑造功能。Millán-Varela在结论中指出，对翻译文本的语言学和文体学分析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关于翻译主体及其意识与动机的关键性信息。

语料库翻译研究模式在此领域的应用将译者以语言和非语言形式所表现出的风格均作为研究对象，扩大了文体研究的范围。贝克指出，译者文体包括译者的选材、惯用的具体策略，包括前言、后记、脚注、文中词汇注释等，尤为重要的是个性的表达方式，即典型的语言运用习惯。可见，贝克所谓的译者文体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而且这些特征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无意识产物，并且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保持相对稳定。贝克（2000）利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以及词项say的使用，对比了Peter Bush与Peter Clark两位译者的译文后得出结论：既然从理论上识别某个文学译者的文体是可能的，就有可能借助此类描写来描绘该译者选择再现的世界，帮助研究者将语言习惯与译者的社会文化处境（包括文化之间的关系、预期读者等）结合起来。Olohan通过“个体译者的缩略词模式调查”和“应用关键词分析探究译者的词汇选择”两个个案介绍了译者文体研究的具体操作，她同时指出，影响译者文体的因素包括文化中介的需要、读者的期望、意识形态以及编辑与修改等。马尔科从利奇等（1981）对“文体”的定义入手强调，文体并非仅是个体性的，也可以是集体性的，即特定文类或特定话语中标准化了的语言使用方式，也就是说，文体是由某一个体作者、某一特定作品等所做出的一整套（常常是模式化的）语言学选择。马尔科给出了一个建立在系统功能语法基础上的译文导向型文体分析模式，从原作文体对译作的影响和译作文体的语言学表现两个互补的视角讨论了文体与翻译的关系，具体包括原作文体特征，以及个体或群体译者的文体特征如何在译作中分别得以体现两方面。马尔科最后指出，文体与翻译界面尚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未来的实证研究应当解决如何对翻译文本中的问题模式加以分析，以及原作文体与以下因素的相互关系，这些因素包括：译者的个人偏好、两种语言的对比、目标语文学系统或特定群体或社会运动在诗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等，基于语料库的方法论在此领域大有所为。Mal Mkjær（2003， 2004）以H.W.Dulcken对安徒生作品的英译为例对译者文体作了进一步探索，初步提出了“翻译文体学”这一概念，主要关注在原语文本既定的条件下，译者为什么会以特定的方式来塑造译文，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除考虑语言因素外，亦可从语言外因素入手，如翻译规范、译语文本的目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