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渗入科举

第三节　科学渗入科举

维新变法运动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无论在学科建设、科学思想的形成方面，还是在舆论宣传及实际措施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戊戌变法运动的推动下，京师大学堂及相当于教育部的“学部”相继建立。同时，经过长期的宣传和社会力量的推动，科举制度终于在1905年被废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解除了一大绳索。科举制与我国传统的翰林院、国子监、书院、私塾、孔庙等一起，都是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被历史所淘汰的机构或制度。

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出现了科学渗入科举的构想和行动。例如，同治九年（1870），闽浙督臣英桂等奏请开算学科；光绪元年（1875），礼部奏请开算学科；光绪十年（1884），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他们都试图改变以经书为考试内容的旧科举，要求仕途给科学以席位。这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为以后废书院兴学堂，建立和实施《癸卯学制》奠定了基础。

对于科举制的废除，有人提出“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意思就是说，科举是废于时而不是废于制。具体而言，科举在存在的整整1300年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适应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的，到西学东渐、国门被迫打开之后，科举制才显得日益与时代相脱离。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出于“师夷长技”的需要，一些进步人士开始注意学习外国语言和科学技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外来势力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先进人士对西方科学技术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洋务运动的推行，使得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且人们已经认识到，我国固有的旧的教育体制已经无法满足国人对科学教育的需求，科举取士制度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培养和选拔新型实用人才的需要。

早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就提到“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由何而来？”因此提出：“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这种“所学非所用”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及担忧，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已经很难真正选拔出国家有用的人才。《明史・选举制》就有这样的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取士，盖太祖及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²⁰⁾

八股文年复一年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主考官为避免试题重复，以防举子押题，有时不得不出一些偏题、怪题。因此，不仅无法起到“正人心、正学术、正道德”的作用，反而具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消极作用，出现了“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矛盾。为此，更新科举考试内容势在必行。

魏源认为：“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于是建议在闽粤两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²¹⁾，以选拔海军人才。康有为更是将八股文看成是中国战败的原因所在：“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皆）割于八股。”⁽²²⁾正是这些思想促进了后来科举制度的废除。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科举选拔人才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冯桂芬就认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特设一科，以待能者。聘西人教授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名师，既教经史等学，同时兼习算学。后来，奕䜣上奏在原先专门学习外国语言的京师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这为中国科学教育的产生开辟了途径。

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方文化和近代教育制度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代表的文明不断传入中国，这为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动力和参照。我国出现了专门的学堂，以学习造船技术、军事工业、电报等民用工业。到了19世纪80年代，同文馆也突破早期教育格局，必须兼习天文、格致、化学、医学外，还需学习轮船、铁路、电报、开矿及测量等，可见科学教育内容得以不断扩大和丰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变通科举，按新法取士，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新主张。1876年，王韬上书：“今请废时文而别以他途取士：曰行、曰学、曰识、曰才。”1884年，郑观应提出：“于文武岁科外另设一科，专考西学……遴选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

光绪十三年（1887），江南道政监督御史陈琇莹奏请将学习算学者归入科举正途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给予相应的科甲出身。清政府基本上采取了这一建议，近代科举考试的改革发端于此。

同年十月，清政府又采取了总理衙门奏请“议算学取士事”的建议，具体内容如下：“于岁科试时，生监中有报考算学者，除正场仍试以四书经文、诗、策外，其考试场内，另出算学题目。果能通晓算法，即将原卷咨送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勘注册，俟乡试之年，按册咨取赴总理衙门，试以格致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不分满、合、贝、皿等字号，如人数在二十名以上，统于卷面加印算学字样，与通场士子一同试以诗文策问，无庸另出算学题目。其试卷由外廉另为一束，封送内廉，比照大省官卷之例，每于二十名额外取中一名。但文理清通，即为合式；如并无清通之卷，任缺无滥，卷数虽多，亦不得过三名，以示限制。”“凡由算学中式之举人，应仍归大号，与各省士子合试，凭文取中。”⁽²³⁾此次科举改革将代表西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的算学作为科举考试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突破性的变革。只可惜，清政府的这一措施只是用来应付改革之声，录取人数相当少。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科学渗入科举现象的出现，为传统教育体制的改变展现了曙光。

甲午战争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破格求才”，科学教育出现了新的历史变动，在洋务运动时期增设算学科之后，实现了增设经济特科和改试策论。1896年，御史陈其璋上奏：“举凡算学、化学及格致制造等法，分门别类，精益求精，必造乎其极而后已。”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立经济特科，主要选拔“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件，或算学律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这样便能“得一人即获一人之用”⁽²⁴⁾。1898年，总理衙门、礼部上疏《会奏遵议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提出“约为六事（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合为一科”。

到了维新变法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更是猛烈抨击八股取士。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4），康有为上书《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指出：“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梁启超也提出：“欲兴学校、育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1898年，内阁颁布了经济特科章程六章，主要的考试内容包括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和考工六个方面。但同年八月，经济特科还尚未实行，慈禧太后在废止新法的过程中，以经济特科“易兹流弊”为由将其停罢。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建议：“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其今乡、会、童试，请改试策论，以其体裁，能通古论今，会文切理，本经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专有用之学问。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这一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同，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令各级科举考试一律改试策论而不用八股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一日，礼部颁布了《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规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文体，“第一场论题五道，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第二场策题五道，凡西学中天文、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公法、刑律，以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听考官酌举命题，不必拘定经济科专门之例。第三场四书义题二道，先《学》、《庸》、《论语》，次《孟子》，五经义题一道，不拘何经，均遵依四书、五经原文命题”。

八股文被废除后，士人们纷纷将目光转向新学，学风得以改变，“争讲万国之政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购译出之西书”，“自八股之废也，翻译书籍出版者，人人争购，市为之空”。⁽²⁵⁾旧的书院纷纷变通与改张，增加了科学教育的新内容。同时，还规定改书院为学堂，各类新式学堂开始创办，特别是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主要传授西方的科学。随后，地方各省也相继成立大学堂，大学堂一般以四年为限，分政、艺两门，艺学包括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致学、化学、生物学等。

但在戊戌政变后，慈禧先后下令：“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兹流弊，并著即行停罢。”“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著仍照旧制，用弓步箭刀石等项，分别考试。”维新变法改革科举制度的各项措施尚未真正实施就宣告失败。

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惨败之后，慈禧太后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又开始将戊戌变法中的各项改革措施付诸实施，也恢复了被废止的经济特科。但尽管经济特科在考试内容方面作了一定的改革，但其人才选拔功能还是相当微弱的，废除科举势在必行。

1901年，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废科举以兴学校”。之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均纷纷上书请求废除科举制，认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²⁶⁾。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联奏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以及后来张之洞上奏的《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这两份奏折得到了朝廷的允准，清政府开始正式确定废止科举制度的方针。但由于1904年中俄战争的爆发，国家危在旦夕，此议暂被搁置。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再次联名上书《请废科举折》，提出废除科举迫在眉睫，还提出了废除科举后的5条兴学善后事宜，其中第五条指出：“凡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等事，但有一长，皆可保送。俟考时分别去取，试以经义史论一场，专门学一场，共为两场。”清政府接受了其建议，就在同日，上谕同意停罢科举：“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²⁷⁾这一上谕的颁布，标志着具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科举制的废除，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朝廷颁布的上谕中所说的，科举制废除后，“全国之人咸趋实学”。1905年9月7日的《时报》还载文欢呼：“盛矣哉！革千年沉疴之积弊，新薄海臣民之观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科举制度的废除，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发展，促进了时代潮流的高涨，同时加速了传统教育观念、价值观念、人才观念的转变，为科学教育的发展去除了羁绊。此后，全国新式学堂不断兴起，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开始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