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文学的关系

就具体的考试文体分析，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从试帖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状元戏曲、才子佳人小说五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试帖诗与律赋

唐代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是以首场诗、赋最重要。诗一般为五言八韵，通常称为试帖诗。赋为讲究声律对偶、重视声音协调、通常为八韵且以四六句式为主，又称为律赋。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此价值取向和取士标准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业诗攻赋之人，这也正是一种文学体式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百百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20]。

正是因为唐代进士科要考五言八韵律诗，才促使人们努力钻研写诗技巧，平时注意收集素材和写作诗歌。当一般读书人都懂得作诗的基本知识以后，诗歌创作必然成为一个很普及的事情。而且，省试诗的目的是考察举子的作诗技巧掌握程度，并不是要求写出传世名篇。在考场按命题仓促作诗，一般也不可能写出上佳诗作，祖咏《雪霁望终南诗》和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算是例外。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省试诗的文学价值虽不如平日推敲创作的诗歌高，但如果扣除了之一类诗作，《全唐诗》便要减去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而唐代被称为诗歌的朝代，与诗作数量的繁多也是有关的。因此，许多方面看，科举制都直接促进了唐诗的兴盛和唐宋文学的繁荣。

元明两代科举不考诗赋，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是文学色彩相当较弱的时期。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场罢论、表、判，增试五言余韵律诗以后，在科举开始的直接推动下，一度掀起选评唐人试帖诗的热潮，产生了大量的选本，还发表了不少有意义的见解，构成清盛期诗坛上一种独特景观^[21]。科场试诗推动了整个文学界关注律体与诗法的学习、讨论，是清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清代科举在童生试中要考赋这种文体，也促使清代赋尤其是律赋的兴盛。

（二）策论

策是在科举考试的各种文体中最早出现的一种，从汉武帝开创制举以后，对策就成为一种主要的考试文体，被历代科举制所沿用，即使是在唐代进士科试诗赋和明清以八股文取士的时代，对策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考试内容。策问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可以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往往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科举取士各科目几乎无不试策，而且几乎都把试策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有很多科目在很多时候试策甚至是唯一的试项，“因而试策也是承担唐代科举精神实质及其职责功能最为得力的试项”。因此，与其说唐代科举是“以诗取士”，倒不如说是“以策取士”，更符合实际情况^[22]。

策文包含了策问与对策两个方面。策问是命题者提出问题，对策则是考生回答问题。有时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不容易，有时提出问题本身即接近于找到答案，而如何提出问题往往也很能体现出题者的思想水平和文学功底。中央一级考试的策问命题者有时的皇帝本人，更多时候是才思敏捷的清要官代拟，因此发问者的水平比多数对策者的水平更高。曾经主持过省试或会试，对大臣而言也是光荣而重要的经历，因此，他们通常也会将自己设计出的策问视为得意之作。有的学者认为，策问本身也是文章。策问不仅发“问”，往往是以“论”带“问”，甚至是以“论”为主，篇末见“问”，其“论”的本身也是一篇短小的论文。古代文章家都非常重视策文，从《文选》开始，就把策问与对策列入严格的“文”的范围，一直到清代，历代许多文章选家或作家本人都把策问与对策作为文章收录文集中^[23]。

南朝刘勰指出：“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为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24]可见对策这种文体也是能体现举子的文学才华和智慧能力的。

论与策基本上属于同一类考试题型，都是要根据给定的题义铺陈自己的见解，因此往往将策论并提。策的题型大体相当于现代各类考试中的问答题，论则相当于议论文作文。论是一种历史悠久、用途广泛、极其使用价值的文体，在唐玄宗时开始出现于进士科考试中，到中晚唐时期，论曾经作为独立的一种考试文体，甚至在李德裕为相时曾一度取代诗赋。到宋代，论在进士科考试受到广泛的重视的采用^[25]。唐宋博学宏辞等制科考试也经常试论，宏辞科之所以被称为“三篇”，就是因为通常考诗、赋、议论各一^[26]。

在唐宋时期，科场文体是以诗赋为重还是以策论为重，曾经有过不少争论和比较。总体而言，从唐代一直到北宋中叶，进士科还是以诗赋为重。直到宋仁宗以后，才有较明显的改变。鉴于“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试，一字违忤，已出黜落，使博识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申”，于是在庆历新政中，范仲淹推行科举改革，规定“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三场考试的次序为：先试策，次试论，最后才试诗赋。“其考校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27]，侧重用古体散文写就的策论决定高下。庆历新政虽告失败，但对文风的转变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不久之后，科场流行奇僻的文风，进士科举子“钩章棘句，浸失浑淳”。嘉二年（1057），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知贡举，他对科场中竞相炫奇用僻的文体十分忧虑，在考试时严禁挟带参考书籍入场，在评卷时对不够平实的试卷痛加裁抑^[28]。此后科场和文坛的文体风尚有所改变，写作古文渐成风气，苏轼说：“自嘉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于熄。”^[29]至此，以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终于获得了成功。“唐宋八大家”中，除韩柳外，其余六人均出于庆历、嘉年间。此后，继承先秦两汉而有新发展的古文遂取代了骈文而占领了中国文坛^[30]。邓嗣禹认为《宋代科举重策论，其结果是令散文生辉。宋代文学，以散文见长。中国论理人文，以宋代为最佳，如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以及三苏二程等人之作，皆称精密，立言有本，发论有据，简括精良，难以驳治，便是得益于以策论取士^[31]。

对策的文学价值受到一些学者的充分肯定，尤其是受到选编状元殿试对策文的学者的赞扬。陈选公认为，策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典型的“官人文学”（或“考试文学”）、“考试文体”，它们所曾给予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不比任何其他“文学”种类逊色，理应成为今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策文就像恐龙一样，曾经是古代“文学”的庞然大物和众生“主宰”，后来一夜之间完全绝灭。但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无用”部分而全盘否定和抛弃它们，而应像对待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一样，对之进行科学的整理、研究、开发和利用。对策者通常注意在行文中体现自己的修养、气质、胸怀、风采和精神等。特别是一些状元策，如宋代的汪应辰、张九成、王十朋、文天祥；明代的罗伦、黎淳、顾鼎臣、罗万化；清代的韩炎、钮福保、孙家鼐、张謇等人的策文，均属于文情并茂、富于感染力的佳作^[32]。

（三）八股文

在所有“科文”之中，影响最大而且人们评价差异也最大的是八股文。其他考试文体在平时的文学创作中都可用到，差别只是考场内按命题作文或日常有感而发进行写作。但八股文却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除了考试测试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可以说是“科文”中唯一只有考试价值而很少使用价值的文体。

作八股文须兼具经术与文学两方面的才学，它的形成是明清以前科场中经术与文学矛盾互动的结果。八股文是考试制度长期实行后逐渐演变而成的标准化作文考试文体^[33]。唐代科举中有墨义和帖经题，即相当于现代的简答题和填空题，但因为考不出高深水平，到宋代以后逐渐被淘汰。而作文题最能体现作者的才华，然而因属于主观试题，不同的人评卷主观误差可能很大。评卷客观化、控制评卷误差是大规模考试发展的内在要求，八股文便是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而产生的，是一种刻板地通过考察经学知识和文字水平来测验智能的文体。从考试实施的层面看，八股文的特点是命题容易答题难，四书五经是题量巨大的标准化作文考试题库。特别是四书，随便从中抽出一句话、一段话、几段话、整章，甚至半句话、一个词，都是一个现成的题目，因此也不时有皇帝为会试钦定四书文题之事。答题则困难得多，八股文实际上是有固定的标准格式，却无固定的标准答案。命题作文题目虽同，答卷却可能千差万别。

科举时代人们常说“文有定评”，主要就是因为采用可八股文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作八股文就像是严格规范动作的体操比赛，比如双杠运动，限定在一定时间内要完成规定动作，越干净利落如行云流水一般连贯优美得分就越高，而自选动作越高、难、险、美越能博得裁判的好评。作八股文就是一种智力体操，在规定的程式内作有限的自由发挥，考官也易于评判优劣高下，用很短的时间评完大量的试卷。本来作文是所有考试题型中最难客观评分的，八股文却定出特别的格式，让考官有章法可循，较可能掌握一致的评价标准。

八股文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形式主义的考试文体，非常苛求文章的严密逻辑和工整对仗。其逻辑顺序是层层递进，一环紧扣一环，如起讲处不得势，则以下无话可说，即所谓空不得，实不得，一二句说完不得，层数太少不得，太多又不得。清人丁心斋说：“一篇文字如一身之体段相似，搭配须要匀称，方成一个章法。……八股文恰恰起讲是头脸，入题是咽喉项，提比是两臂双手，点题是心正面是胸腹，后股是两股两足，一处不称则一处不成局。……而其中煞有变化，比如画法有立像有坐像有侧像，有起伏转动趋走跳舞之像，而总不离乎四肢百骸，万不能加臀于项，置股于肩。”^[34]作八股文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训练。经过写八股文的严格训练之后，再去作其他文体，就显得较容易了。

就文学价值来说，过去曾有人说八股文为“画中之猪”，毫无美感可言，在文学史上也毫无价值可言。但现代也有一些作家认为八股文自有其精妙之处，文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为八股文平反的呼声。八股文是命题作文，即有的学者所说的“赋得的文学”或“赋得的文体”^[35]，在命题作文的特定情况下，能够作出逻辑严密“花团锦簇”的文章，确需在相当的文学修养。因此，八股文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功用，它在当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也有其得以沿用的内的原因。关于八股文，笔者过去曾作过较详细的论述，于此不再重复^[36]。

（四）状元戏曲

受唐宋时期榜下择婿的社会风尚影响，包含男主人公科举及第情节的戏曲。往往有进士及第后当上乘龙快婿的内容，只是为了增加戏剧性，通常将现实中的公卿之家选进士变为戏曲中的皇帝钦点状元为驸马。从南宋开始，已有以科举考试中状元为题材的南戏。《赵贞女》和《王魁》是宋代南戏的代表作，被称为“戏文之首”，均记状元故事。前者记赵贞女与蔡中郎的故事，是元末《琵琶记》在祖本；后者记“桂英活捉王魁”的故事，是元人尚仲贤《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杂剧和明人王玉峰《焚香记》传奇的祖本。萧源锦认为，宋人笔记中某些有关状元的材料，成为宋代状元题材的南戏和话本的最早来源，而这些南戏和话本又影响了以后元、明、清的戏曲小说^[37]。《张协状元》中的张协为虚构的人物，该剧是现存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南戏剧本，堪称中国古代戏剧的活化石。此剧本通过张协中状元之后贪图富贵、负心弃妻的故事，塑造了中国古代戏曲中最早的负心男子的形象^[38]。这种穷士子登科发迹、负心变德“背亲弃妇”的故事，很合乎痴心女子负心汉的规律的传统婚恋主题，形成了一种戏曲模式，为后来许多戏曲所借鉴。

号称元代五大传奇的《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琵琶记》中，有三出戏描写状元的故事。《荆钗记》描写状元王十朋与钱玉莲的爱情故事；《拜月亭》描写金朝状元蒋世隆与王瑞兰悲欢离合的故事；《琵琶记》根据南戏《赵贞女》改编，把富贵变心的东汉“状元”蔡伯喈改为忠孝两全的蔡伯喈。另外，元杂剧中的状元戏还有王实甫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马致远的《半夜雷轰荐福碑》等多种。而元代最著名的戏剧《西厢记》则是科举婚恋题材的一个典型。李子广在《科举与古代文学》一书中指出，《西厢记》与科举文化有着一种深刻的联系。科举与文人的联系已成为一种定势，文人为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心愿，总是试图依托科举这条进身之路。然而，元代长时间停废科举的现实粉碎了读书人的理想，他们对科举功名的深深依恋，这一扯不断的情结，只有在创作中作为白日梦得以实现。王实甫在《莺莺传》的“婚”与“仕”的基本文化背景上，改造了西厢故事的基本情节，揭示了历史的真实，从而突出地展示了科举文化与世族文化的矛盾冲突^[39]。

科举与明清戏曲的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八股文便与明清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包括李渔在内的许多戏曲家喜欢将戏曲与八股文类比以提高戏曲的地位，并探寻八股文与戏曲的共性，特别是在戏曲理论中借鉴八股文的章法^[40]。金圣叹对戏曲的批评，如评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便广泛使用了八股文理论和术语。例如：“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令题目诱出文字，文字透入题目也，其余如老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者也等字。”^[41]不难看出金圣叹批评戏曲的术语是从“八股文美学”中领悟创造出来的^[42]。

中国民间戏剧舞台上，有关状元的戏曲可谓剧目众多，内容丰富，流传久远，影响巨大。据王政尧研究，清代民间上演的状元戏有《九才子》第31种。另有传奇状元戏《长生乐》、《太平钱》等55出，杂剧中还有状元戏13出^[43]。毛佩琦主编《中国状元大典》一书，在“状元戏曲本事”中，收录以京剧为主的至今仍在演出的以状元为题材或有科举情节的剧种便达84个^[44]，足见考科举中状元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经久不衰的题材。甚至在当代的传统戏剧、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科举考试情节和场景中，我们都还可以经常看到科举文学的现代版本。

（五）才子佳人小说

从唐宋传奇小说开始，科举及第金榜题名成为小说长盛不衰的题材，才子佳人的情节套路一如西方文艺作品中的英雄美人模式。而所谓才子，一般就是有文章才学能高中科名的士子。隋唐以后绝大多数文学家即使未中过进士或举人，至少也参加过科举考试，冯梦龙、凌濛初、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等人之所以会在小说中经常描写有关科举的情节，就是因为他们都有或长或短的应举经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科举及第实现大团圆的结局的情节，说明科举与文学的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明清小说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许多小说直接描述科举活动。典型者如《儒林外史》对科举考试的许多方面都有详细的描写，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资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有对科举考试和秀才人物的细致描写，该书描写“科举士子”题材的小说达20多篇，从《聊斋志异》中可以看到蒲松龄对待科举考试尤其是对乡试考官的批判态度，同时也流露出内心对科举的向往之情，这与他个人的科举经历有关^[45]。“三言”“二拍”中也有许多章回如《警世通言》和《今古奇马》中的《老门生三世报恩》，便有直接描述科举考试的场景。冯梦龙、凌濛初均科场失意，至多补为贡生。现实没有为他们提供科第的机遇，往往借笔下的男主角来寄托自己登科梦想。分析“三言”、“二拍”的科举观，可以看出作者非常看重科举做官甚至是把它作为人生中最能得到心理满足的目标，讽刺也罢，宿命也罢，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科举有一种割不断的牵挂^[46]。可以说，明清章回小说很少有跟科举毫无关联者。

其二是盛行才子佳人小说模式。这类小说通常采用同一模式，即男才女貌，两情相悦，但或者是女方父母阻拦或者因男方太穷或遭遇变故，在矛盾冲突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子高中科名，于是与佳人的结合不再有任何的障碍，结局终于圆满。之所以在小说戏剧中会出现才子佳人模式，部分原因是由于科举确有使贫寒士子突然间改变命运出人头地的可能，而寒窗苦读一举成名的转折具有戏剧性的效果，便于铺衍情节并吸引读者和观众。可以这么说，科举使得那些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也“八股化”^[47]。孙开键认为，中国古代受人尊敬的动作英雄往往不近女色，可谓英雄不好色，好色不英雄。在中国的传统戏曲或故事中，是由“考试英雄”来怜香惜玉，拯救陷入危难中的佳人，金榜题名的才子便是救美英雄。考试英雄故事和西方的骑士救美故事一样纯属幻想，与现实毫不相符^[48]。但我们应该明白，就像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英雄美人模式一样，才子佳人的文学套路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其出现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其三是小说人物经常为科第中人。例如，“进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成为科举文学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唐代进士及第就有风流平康里之风尚。《开宝元年遗事》载：“长安有平康里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陶慕宁认为，唐之进士不独文才内美，仪表风度亦必多有可观，这便使进士与妓女的交往先就呈现出一种直观双向作用的愉悦基调。而妓女的风情谈吐、酬酢应和尽管是迎合社会趋向的牟利手段，却与士子情爱理想中的异性伴侣标准暗合。妓女在士人心目中具有闺阁女子永远无法企及的魅力，这便是该题材自唐人始创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的内在原因^[49]。唐代较著名的有《李娃传》、《霍小玉传》之类的传奇小说，此外，如《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引《闽川名士传》所载之《欧阳詹》故事，同卷引《本事诗》所载《戎昱》故事及《广记》二七三引《唐阙史》所载之《杜牧》故事等，都丰富了这一母题的创作。发展到明代，便有《警世通言》卷三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类的白话小说故事。到清末，甚至还出现了《青楼梦》这类描写“进士与妓女”的长篇小说。因此，科举与中国古代与青楼文学也密切相关。

其四是在小说中大量使用科举术语。与戏曲评论中往往借用八股文章法和术语一样，时文的“章法理论”也经常出现于明清小说的描写中，如岐山左臣《女开科传》第五回中说：“今我有个譬如，譬如美女佳人，只好贮之金屋，谓之房稿也可。孪童可儿正好随我四方，谓之行卷可也。如今做秀才的人，那有只读房稿，不读行卷之理。况且两榜人物，行卷内文字好的，然后想他的房稿。”情隐先生编《觉后禅》中有许多地方借用科举术语来比喻，如卷一第五回中，未央生心里思忖：“我想天下的女色，岂有有了榜眼、探花，而无状元之理，毕竟有第一位的在那边，我还不曾遇着。如今看来看去，这些妇女，只好在这边做备卷。若还终久遇不着，亦可拿来塞责。”卷三第十五回中香云“听了这话，就像科场后不中的举子，遇着新贵人一般，又惭愧又惭慕。”一斑全豹，可见科举术语和八股章法对小说的渗透之深^[50]。